從通識的角度看香港電視發牌事件

從通識的角度看香港電視發牌事件

香港電視發牌事件，從通識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甚麼？

三權分立：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之一是「法治」，而凸顯香港法治精神的，便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互相監察，互相制衡的制度。行政會草擬法律條文，立法會三讀通過草案，再由司法機構執行法例，這是香港一直行之有效的運作方式，這制度的好處是權責分明，能限制有權無責之輩，或有責無權之徒。可惜，今次事件，政府以行政會議保密為原則，拒絕披露更多資料，有凌駕公眾利益之嫌。而立法會議員以〈權力及特權法〉向行政會索取文件復遭否決，監察之名蕩然無存。政府有權決定一間企業的生死，卻無責任為決定而告訴市民，衝擊了三權分立的優良傳統。

司法覆核：事件中，「程序公義」這詞常被政府官員掛在口邊，而司法覆核的關鍵，正是透過法院，審視發牌過程中，政府有否根據既定的法律、政策、準則和程序去審視電視牌照的申請。「程序公義」固然是「法治」的核心，也是管治者日後能否維持中立施政和管治威信的關鍵。王維基擬提出司法覆核，目的便是迫令政府交代審理的過程有否符合「程序公義」的原則。

生活質素：民間一直有個說法，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喝電視的奶水長大的。意即謂香港人的生活不可一日沒有電視，電視已成為繼六十年代的「雪櫃」之後，人們對生活質素追求的指標。不過，電視機只是硬件，僅是物質方面的享受，電視節目才是提高非物質生活質素的領航燈。因為透過電視節目，帶給觀眾潮流；帶給觀眾歡樂；最重要是，帶給觀眾價值觀。因此，沒有競爭的電視行業便只能複製以往的成功方程式，不能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

公民社會：入秋以來，香港電視發牌事件，風雲變色，人人談論，果然是「民生無小事」。不過，這絕不是「開門七件事」這麼簡單的事，而是公民再一次從下而上，透過體制外的聲音，試圖改變制度內的不公平，喚醒了香港人，簡單如「撳掣」的自身利益，都要主動站出來捍衛，更把事件提升到與公義有關。

身份認同：電視是一代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方式，從六七十年代中國內地難民湧到香港，到八九十年代「六四」後出現移民潮離開香港，電視都成了最能反映現實的大眾傳播媒介。1979年首播的《網中人》「阿燦」角色的出現，到1989年《他來自江湖》周星馳的典型香港人形象，藉着這些電視劇的角色，反映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和轉變。

最後，我們也許還看到一點：程序的監督、專業的意見、社會的聲音、輿論的壓力，通共不能使我們找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