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將會怎麼說？

自去年622全民公投開始，香港人點起了爭取普選之火。可是，經歷了831人大「落閘」框架，到928佔領金鐘，87枚催淚彈，79天的佔領，氣勢彷彿一度中斷了，2015年，政府以為一切堵截「政改」的路障真的拆除了，於是「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一方面把仍然保守的政改方案呈交立法會審議，另一方面，則大力宣傳「2017 一定要得」，裏應外合落區宣傳。而另一邊的「泛民」，錯過了「雨傘運動」動員市民的高峰期之後，亦彷彿苦無對策，剩下的目標，只有「否決」一途。縱然「泛民」自知難以扭轉，成功發揮制衡作用，投下反對專制政權的歷史一票。這是一般香港人的理解吧？然而，很多人不以為然，紛紛準備為「政改」來個定調，正如為「雨傘運動」所做的一樣。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心理有數，否決政改的翌日，估計親中媒體將會大肆報道「泛民」扼殺了一人一票普選的機會。這本來就是一般傳媒對這件事的論述，若干日子後，這會變成歷史。人們將來讀歷史，或許只會記得立法會當天的投票結果：反對派議員的27票阻撓政改通過。

正當大家以為「政改」方案表決全無懸念之際，恰恰冥冥中自有天意，立法會的屏幕不是出現43:27的記錄，而是會議記錄寫下：政改議案，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大比數」被否決。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代假如重看這段歷史，將會如何詮釋？歷史的大論述當然不會巨細無遺至描述有議員拉隊離場，缺席投票的種種經過，歷史更不會大書特書，強調這班人應會投「贊成」票的，只是因一時大意，連小學數學題也計不了。歷史到了這裏，只會以另一種論述的方式告訴香港人：香港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

歷史當然不是這樣敘述吧，但人們往往是這樣理解的。因此，1989年6月4日是「六四屠城」或「六四事件」，都比中共的「六四風波」使人更沉重。香港當時有「百萬人大遊行」，讓人感到無比的震撼。至於2003年7月1日是「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取消二十三條立法，已代表了民意的憤怒。還有，2013年香港人普遍強調的是「撤回」國民教育科，而不是官方的「擱置」。為甚麼我們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就是因為我們要取回歷史的話語權！

事實上，這班建制派議員突然離場，客觀上造成28:8的大多數票反對，是不容抹殺的事實。既然如此，歷史將會怎麼說？歷史當然可以說成：他們離場不投票，等如政改一定不能通過，因為他們沒有投下贊成票。當一眾親中傳媒、政黨、市民，乃至政府，準備在政改表決後翌日把政改不能通過這個責任，加諸「泛民」身上，肆意對他們口誅筆伐，任意謾駡時，這班庸碌無能的建制派正好轉移了視線，分擔一下輿論的壓力，至少，他們再高調說政改不通過，責任在「泛民」的論述，便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儘管歷史的論述必然涉及權力的支配和意識形態的爭奪，永遠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是，建制派的愚蠢行為，側面反映了「雨傘」族對於政改的一套論述：經1200人提委會篩選的特首候選人，並非「真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是代表市民拒絕「袋住先」，而大比數反對正好反映了市民意願，這論述在歷史上將更形鞏固。

最明顯的例子是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中試圖以眼淚去爭取支持，或將責任歸究到帶頭離場的林健鋒。可惜，她這套論述顯然未能扭轉劣勢，而且，影響將會延至年底區議會選舉，甚至波及其黨羽。另外，與她一起離場的人都會有此下場，當他們試圖解釋，先以「等埋發叔」打圓場，之後又互相諉過於其他人，凡此種種，不但沒有把論述的話語權重奪回來，反而再給網民或傳媒輕易反駁，予人「蠢上加蠢」的感覺，更加加深了香港人大比數否決政改是理所當然的這套論述。

也許政改歷史的事實將深印在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上。因此，一些親中傳媒特別為建制派說項，甚麼「場外投票」，或歸究「風水唔好」。他們越是這樣解釋，越顯得建制派這次犯錯，是「災難性」錯誤。因為他們將話語權拱手讓予「泛民」，除了中共沒面子不高興之外，還波及了日後的選舉，影響中共治港的影響力。再舉一個例子，事件發生後，「一群支持政改市民 強烈譴責建制派議員用腳否決政改方案」的聲明在網上瘋傳(見上圖)，我們不用深入了解這群市民究竟是「抽水」諷刺建制派，還是真正支持政改通過，要責難建制派不投贊成票。只要這些聲明或論述不斷在媒體出現，泛民則只需藉此論述瞄準建制派，正言若反，久不久拿來一用，對準建制派的歪論，予以重重一擊，或是令他們的論述到最後難以成立，便能叫中立選民將手中的游離選票投向他們了。刻下，泛民或一眾爭取民主之士，應當好好把握這個建制派繳下的槍枝和彈藥，在接著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好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這套建制派雙手送給你們的歷史論述，將議會的話語權重奪過來，扭轉「雨傘運動」後，表面上呈現的敗象吧！

小說《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寫道：「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未來」。不錯，為甚麼歷史重要？除了可以鑑古知今外，歷史其實不是甚麼，「歷史只是為了誰」而已，人們需要各種先例以為目前的自己定位，專制政權尤甚，往往不惜篡改歷史、曲解歷史，去達致他們的目的。中共本來就是要以全體42人投贊成票去完成官方的歷史論述的。這班建制派亦樂於完成這歷史任務，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使他們目前與未來的政治生命獲得正當性，故歷史的記錄對他們極為重要，中共亦要以此完成《基本法》中應允香港人的承諾，藉此向文明世界靠攏。可是，建制派這次不依劇本演出，註定壞了中共的好事，也落了領導人的面子，怪不得他們涕淚連連了，歷史罪人之名他們可擔當不起呢！

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目標當然不會就此告終。原以為「雨傘運動」的一幕幕畫面，已成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歷史印記，劇本可以告終。然而，投票前竟出現此等出人意表的一刻，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這幕建制派自編自導的鬧劇，具體反証了香港人一直嘲笑奴才政治之荒謬，以往，我們只會嘲弄建制派是「橡皮圖章」，卻苦無典型例證。不過，618政改表決的一幕，正正暴露了當權者的專橫與趨炎附勢者的醜態。歷史會記住這一筆賬！

教育只淪為小數點後的數字

近日，社交網站教師專頁紛紛轉發有中學近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招聘0.1 名地理科學位教師，社會輿論譁然，以為學校的廣告內容有誤。於是有傳媒走訪該校校長，查詢此事是否屬實，該校校長確認廣告正確。

他指該校教員編制數目為58.1人，故「希望利用0.1 的空缺，以兼職形式請一名資深教師來分擔課擔，同時傳承經驗予年輕教師。」《明報》(2015年6月9日)如以0.1薪酬聘請老師，該老師的工作量應為正規老師的十分之一。如以老師平均每周30堂計，0.1名教師每周約教3 節課。

該校校長更指出：「若批評者是準教師的話，他感到憂慮，一方面反映他們不了解自己想從事的行業，另一方面未問清楚原由便謾罵，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筆者對該校校長有這想法同樣感到憂慮，因為他既不是「準校長」，應該了解老師這行業，並非僅僅是商業社會把公司員工稱為「人力資源」這麼簡單，學校的師生關係，要有深切的互動交流，除了每天的規定教節外，老師得花大量時間為學生補課，帶領課外活動，處理學生的成長問題等。每天的教學，都是深耕細作，都要由心出發，絕不可以公式化，機械化，行政化，把老師的工作劃分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因此，聘請0.1名老師是制度下催生的產物，儘管合法，卻不合情，也不合理。

該校校長並強調這職位要「分擔課擔」、「傳承經驗」，難道他認為以區區六千元聘請的兼職教師，可以帶來連全職教師或校長都未必能達成的效果嗎？如要達成這個目標，該職位的老師需要花多少時間去完成？難道真的只靠那一星期的三節課嗎？既然不能做到這種效果，那為何把老師這種職業碎片化，切割成一小份一小份，是為方便管理階層盡用資源嗎？假如老師只餘下一堆數字，老師便等同學校課室的一枱一櫈一部冷氣，枱櫈損壞了可叫校工換上一隻新的枱腳櫈腳，冷氣壞了可以拆下來換掉零件，甚或報銷。香港的教育竟淪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

教育界的袞袞諸公，究竟知否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教育局面對學童減少的情況，開源節流的做法。以往，計算後多出的小數點，學校會動用額外資源，補足數當作一位全職老師計算的。今天，教育局眼見學校收生不足，不但沒有補救措施，還進一步收緊給予學校的資源，學校在資源緊絀下，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然而，明知制度有問題，不指出問題所在，卻選擇全盤接受，將問題焦點轉到對方不了解運作云云。要知道，清楚了解制度並不等如制度正確啊！這是常識吧？

報道又說「廣告刊登後，已有人致電學校查詢，相信可覓得理想人選。」在此恭喜他及他的學生，可以在芸芸應徵者當中，覓得本應在他校專心教授學生的優秀老師，親臨該校為學生指點迷津。可是，有想過這班具經驗具資歷的教育先進，為何肯應徵一個0.1薪酬的教席？這全拜教育界近年收生不足所賜，學校又以控制資源為名，把原是實缺名額的老師職位，轉職為「合約老師」，以「學校發展」為名，方便管理。結果，造成近年出現大量的「飄流教師」，不斷因約滿而尋找教席，年輕老師就算在學校表現出眾，青出於藍，可是，在「配合學校發展需要」這塊大牌匾壓下來，也不得不另謀高就，繼續尋找教席。

這個廣告在社交網站引起討論的最大原因是不把老師當人看待，教育這「以人為本」的工作，老師這份工卻動輒以0.1，0.2等數字取代，試問老師的尊嚴還剩多少？如果按該校校長的邏輯，將來是否會因資源問題，出現0.1學生，0.1校工，甚至0.1校長？(有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呂校長便是，但肯定沒有人會叫她「0.1」校長)至於該校校長嘛，如果他日有學生真的叫他0.1校長的話，他有可感受？是欣然接受？還是心中嘀咕，口裏責罵？如是的話，家長也很「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了。

記念「六四」就是為了讓時間靜止

「六四」二十六週年剛過去，主辦單位支聯會公佈有十三萬人出席悼念活動。數字比對上幾年少。當然，集會遊行必講參與人數，可是，既然這統計絕不科學，多人少人出席只是相對的比較，作不得準。說真點，一直以來，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並不是給主辦的支聯會召喚，也不是本於那愛國共同體的認同，更不是為了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虛無夢想，而是一種人道精神，對良知的守護，要求專制政權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堅持。炎炎晚上，坐在那裏的人，只知道再回憶一次1989年6月，發生在古老國度的血腥鎮壓，重新與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壓迫的死難者和難屬們相認。

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西班牙記者提問：「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以免重蹈覆轍，中國甚麼時候才能正視六四事件的歷史？」華春瑩一時語塞反問：「怎麼會有這樣的邏輯？」她又稱，當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國際社會早有公論，指兩件事完全不同性質。」《蘋果日報》(2015年6月5日)

中國政府要日本「正視」歷史，無非是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上，要求日本不要忘記70年前，日本皇軍如何侵略中國，屠殺千萬中國軍民，要日本政府無時或忘這段鐵証如山的暴行。可是，記者提到「六四」，中國政府又忽地換過身份，對於「六四」，歷史早有定論，而這「定論」是中共的官方定調，卻又不准民間搜証、追查真相，甚至追究責任。看吧，兩件歷史事件，兩套論述，兩種態度，這正正切合了華春瑩的反問：「怎麼會有這樣(不對)的邏輯？」

這就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不尊重歷史的做法。何謂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就是讓歷史自己說話，由與被壓迫者相認開始，帶出社會上不同的論述。歷史其實不是同質和線性的，更不只是進步的，而是充滿錯縱複雜的隱喻和暗示。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可是，問題是中國政府只懂叫人正視歷史，自己卻不懂面對「六四」的發生。面對四方八面的追問，她只懂得回敬一句：六四事件已有定論，可是究竟甚麼才叫「定論」？是官方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講法？

班雅明(Benjamin W.)說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Not man or men but the struggling, oppressed class itself is the deposit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後翌日，便充斥着被壓迫者的故事。北京人王維林擋坦克的一幕，歷史彷彿在那一刻凝固了。當時，解放軍的坦克車，從近郊浩浩蕩蕩開入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職務。街上兩旁的市民乾着急，只得乾巴巴看着那些象徵制度權力的坦克蹂躪這片京城重地。突然，王維林越過圍欄，衝到那一列坦克前，擋住去路。面對殺人武器，王完全不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攝影的發明就是要讓時間靜止，給人們從照片了解歷史的真相，世界上多少不同國家的人，看了照片，想起人類的苦難，悲天憫人，關心被壓迫者的遭遇。因此，讓時間靜止，與被壓迫者相認，就是為了抗衡勝利者那套對歷史的陳述。

中國政府在「六四」慘劇發生後，打壓異見者，抹去歷史印記，一邊廂發展經濟，另一邊廂，建立了一套歷史只往前看的論述，企圖將過去發生的一切隱藏起來。這套歷史「進步論」（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只建基於一種看法：將人類文明看成「過去、現在、將來」連成一直線的過程，因此，歷史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現在」比「過去」好，「明天」也一定比「現在」更好。然而，班雅明質疑這看法是將歷史置於空洞的時間裏：「人類歷史會不斷進步的概念和人類歷史是在一種劃一的和空洞的時間領域進行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對時間的簡單看法，忽略了社會出現倒退的可能，「六四」事件發生後，社會正正如此，人心不忿，社會步向衰亡。而中共則在此時叫人向前看，強硬地鎮壓被壓迫者的聲音。結果是經濟成果縱然美滿，政治上卻大倒退，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更是多不勝數，至今仍解決不了。

因此，記念「六四」是為了讓時間靜止。讓時間靜止是為了令歷史停下來，對抗歷史主義那套歷史進步論。中國政府越壓制「六四」，歷史的真相越會按不同的形式滲入人心，並不斷發酵。因為歷史的記意已在一代人的腦海中沉澱。三年前，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湖南民運鬥士李旺陽「被自殺」，令新一代重新認識「六四」，中國政權重新再演譯一次專制暴力如何消滅被壓迫者的聲音。90後的香港青年人從此再一次認識「六四」。歷史的時間也許就停留於此，他們追看報導，知悉李旺陽原來一生為民主抗命不認命，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定然紛紛翻查他的生平事跡，而傳媒亦會追查報道他的種種經歷，這其實是把「六四」再在當下出現多一次而已。青年人縱然義憤填膺，可是對八九年中國人追求民主定不了解，對支聯會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更是一無所知，可是對李旺陽之死卻悲憤莫名，可以說，他們對於「六四」的歷史記憶，是由此刻開始記存下來的。而這種對公義的追求，是任何愛國主義或是本地意識都不能蓋掩的。

這就正如班雅明所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History is the subject of a structure whose site is not homogeneous, empty time, but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ow｛Jetztzeit｝.)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已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結合當刻眼前所見，把「過去」帶到「現在」，歷史才有意義。而「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在於現在這一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1]班雅明更指出「所謂『當下』，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時間的停頓和靜止。」(the notion of a present which is not a transition, but in which time stands still and has come to a stop.)

那麼，究竟甚麼才可以讓時間靜止呢？答案是「回憶」。「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的一剎那，時間也靜止了。」[2]只有回憶，我們才能不斷把現在的一刻和過去的事情排列在一起。也只有讓時間靜止，人類才能被救贖，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這說明了為甚麼「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為甚麼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年年如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如日中天，窮得只剩錢；為甚麼本土派嘲弄紀念六四的人是「大中華膠」；可是集會仍然有十幾萬人參加，人們仍然堅持悼念「六四」，就是因為我們定要不停回憶，把過去的事帶到當下，並好像說故事的人一樣，加進自己的感受，編成一個又一個內容獨特而意義深遠的「六四」故事，與這些年以來，被中共強權壓迫的受難者相認，藉以抗衝中國政府那套「勝利者」的歷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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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國明：《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39。

[2] 同上，頁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