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生》(The Graduate)：上世紀的世代之爭

經典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的金像導演米克尼高斯（Mike Nichols）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83歲。

這套拍於1967年的電影，是米克的成名作，也造就了偉大巨星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的誕生。電影的內容描述年輕小伙子初出茅廬，竟搭上有夫之婦羅賓遜太太，續愛上她的女兒。此片拍於60年代末民風尚未太開放的美國，以當時來說，題材相當大胆新穎，亦具爭議性，要探討的東西很多。

其一，新舊思想的衝突。男主角(德斯汀荷夫曼飾)剛畢業，受制於傳統父母及其叔父輩的權威，未能一展所長。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表面上貌似苦口婆心，實際上只認定後輩只可因循他們成功的路徑走。有位叔父甚至煞有介事地拉住主角叮囑他發展「塑膠」，好讓他能從中分一杯羹。因此，男主角常想擺脫他們的束縛，不想成為他們的傀儡。片中其中一段拍攝方式，巧妙地用了潛水衣與泳褲作對比，暗示自由比甚麼都重要。六十年代開始，美國便已出現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新舊思想的鬥爭。新一代囿於傳統舊有一套的迂腐不合理，極想有自已的獨立自主。於是男主角不理世俗的指罵，竟戀上女朋友的母親。這種做法固然在當時是離經叛道，然而，根本上，這種社會上的男歡女愛在當時已是常態，只是對方碰巧是女朋友的媽媽，而主角又生於愛面子的虛偽上流社會而已。導演諷刺上一代常假傳統禮義之名，壓迫下一代要事事聽命，不得反抗。這種家長式操控是會窒礙社會進步的。那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便是對抗傳統的一股反動力量。而傳統與現代之爭，亦出現在兩代各自對美國參與越戰的立場上。

其二，女權運動的興起。60年代，婦女高舉權益，不再視為男性的附庸，因此，主角其實表面是周旋於兩女之間，實際上是被二女玩弄，先被女朋友母親處處牽制，電影的首二十分鐘，簡直就是暴露了小男人的特性；繼而被羅賓遜太太的女兒牽着鼻子走，無所依傍。這就是女性的重大勝利，雖然最終主角奪得美人歸，但並非主角的主動求勝，而是被做女兒的一步步將心中的原始愛意引發出來。男主角成為女性的凝視(gaze)的對象。他在兩位女性的視線下，叛逆、反抗，像動物園中的老虎。他才是女人眼中的「他者」(others)。

導演米克尼高斯拍攝此片時才三十多歲，導齡尚淺，可是手法卻很不錯，例如泳池和睡房的交替剪接的手法，最後一個鏡頭，男主角由伏在浮床上，突然一變，變成壓在羅賓遜太太身上，明快直接，一絕也！這部分，導演流暢地交代主角的思想的轉變，既含蓄又達意。當然，還有男主角追巴士，以及教堂搶親一幕，皆成為日後的經典情節。導演想藉此帶出年輕一代對長輩再不會唯命是從了，他們要掌握自己的未來，而這個社會未來也必圍繞着青年人走。結果，男主角不理俗世禁忌，化不可能為可能，打破教堂的玻璃，衝進去把新娘子搶過來，然後跳上巴士後。想想40年前，這個結局是多麼驚世駭俗，而我們現在看來卻是如此的理所當然。為甚麼？就是因為社會是進步的，價值觀是會改變的。電影最後一幕，男女主角為何不來個深深一吻？我想：吻了便俗，俗了便平凡，也看不出此片的獨特。電影能成為經典，除了其中心思想帶起討論，掀起了一代人的改變外，以上種種寓意隽永的表達手法也不可忽略。到此，還不得不提保羅‧西門(Paul Simon)的美妙歌聲The sound of silence，不用多說了，也許比此片更經典呢！

這就是美國上世紀的世代之爭，結果，戰後一代穩穩地從父執輩手中接過重任，改造了美國社會，創造了不朽傳奇。今天，香港的「戰後嬰兒」一代做了甚麼？他們有為下一代人想過嗎？他們當然不會是香港的未來，卻把病了的香港交給香港的未來。不知道羅范椒芬的友人是否第二代香港人，假如當年他有看過這套電影，他在想甚麼呢？他今天重看此片，還會為男主角的「勇武抗爭」而歡呼嗎？如果他還有當年看此片時的震撼，幹麼會因為懼怕年輕人而選擇移民呢？為甚麼他們對「雨傘」一代這樣無情？只懂罵他們「廢青」，怨他們堵路是「阻人發達」呢？難道他們年輕時從來沒有一點青春的理想和輕狂嗎？

陳校長，你錯了，還錯得徹底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上週六出席該校畢業禮時，見雨傘如見鬼魅，學生上台展示黃雨傘時，竟遭到無禮對待，「其中一人按校長陳新滋指示即時收遮，但因為拒棄掉雨傘，陳新滋竟惱羞成怒，拒向他頒證書、拒與他握手、拒跟他合照，並趕其下台。」《蘋果日報》(2014年11月16日)

佔領運動已踏入第五十天，舉世皆知，香港人亦在不同地方展示他們的信念，「我要真普選」的標語掛在你我不遠處。擔着雨傘的照片，無論是惡搞的習近平原型紙板，還是彭定康牛津舉傘的從容之態，總之，掛上黃絲帶、貼上「真普選」貼紙及撐起雨傘，都已是政治常態了，難道陳校長剛從火星回來嗎？過去一個多月，亦有不同大學的學生上台表態了，又有何特別？竟因此而掀動你老人家的情緒，還特意在典禮後說「請同學大家要注意，你自己都要自重」。

陳校長，你錯了！同學都非常自重，只帶了一把黃雨傘上台，只輕輕一撐，便又走到台下，於你絲毫沒有損失，他們有當你是防暴警察，張傘向着你「攻擊」嗎？沒有。他們有一邊舉傘，一邊向你吐口水嗎？也沒有。那麼，同學如何不自重了？就是因為他們尊重典禮，尊重自己，尊重你老人家，才帶着傘上台，好為自己日後的難忘回憶，加上一把曾經歷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洗禮的黃色雨傘。這難道有錯嗎？你可知道他們帶着傘上台要有多少勇氣啊？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反對，他們卻寧願冒被罵被算脹的風險，也要表達自己的信念，而你卻以為用「校長」的權力可以剝奪他們表態的權利，並以不頒証書作威脅，究竟誰才是不自重呢？

陳校長，你又錯了！典禮本來是很莊重的……直至在最高權力座位上的人，以粗暴的方式要無權無勢的學生丟掉雨傘的一刻，典禮便變成一場鬧劇了。因為，這場典禮的主角，不是十年寒窗苦讀的學生，入場的嘉賓，不是見證學生經過三年的大學學習生活後，懂得獨立思考，有承擔有勇氣，而是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在所謂「嚴肅」的典禮前，盡力做好他們那配角的角色，為的是成就一套叫「典禮」的樣板戲，好讓那些權貴可以安穩地坐在台上接受觀眾的歡呼，而閣下則可以以主人家的身份，接受嘉賓的讚賞。可是，時代不同了，學生不是書獃子，正正是大學的教育令他們開竅，他們或許覺得台灣人在球場看台撐起黃色雨傘，大喊「香港加油」的場面「莊嚴而偉大」，卻感到不被尊重的大學畢業禮「虛偽而渺小」呢！

陳校長，你更錯了！據報，你在「上台致辭時引用梁啟超的《自勵》詩，表示為了社會公義不介意遭到攻擊，於是以『獻身甘作萬矢的』作比喻。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學生『十年以後當思我』，自會明白學校的做法。」《852郵報》陳校長是否以為時光倒流了四五十年，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般，赤手空拳去扺住面前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和伸縮警棍嗎？否則怎會以「的」喻己，張開的雨傘又如何能與「萬矢」類比呢？須知道梁啟超是革命人士，他口中的每句詩都與朝廷對着幹，這種身份的錯置，又怎能盲目地引為己用呢？旁人不察，聽後還以為你此刻的心情猶如戴耀廷教授呢，小心小心！至於「十年之後當思我」倒也沒錯吧，經此一役，何止十年，我輩浸會人，定當永誌不忘閣下繼幾年前許諾爭地失敗後辭職，到今天彰顯正義豪氣干雲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皆以「拋物線方式」把浸會的名聲再次帶起來。

最後，你說今天可以帶傘進場，難保他朝帶旗，還要是八旗子弟，便會帶很多很多的旗進場，成何體統云云。先不論何謂「八旗」，陳校長，平庸如我，也知道這種推論是沒意思的，因為每件事的成因與結果，都要放在一種「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作分析的，單單說會如何如何壞下去，只是某些政界人士唬嚇人的技倆，想不到校長你也挪用過來。也許，社會真正和諧，日後不會再有人拿着傘子進場，相反，形勢惡化下去，會有炸(詐)彈出現也說不定，誰可以推測得準確，是吧，陳校長？

這刻，公民的力量比政權還大

「雨傘運動」已發生了超過一個月了，佔領區的學生及市民齊聲否決廣場公投，一起反對「見好就收」，反之，人們不斷強調「勿忘初衷」，重申佔領的必要，而學聯計劃上京表達訴求，政府則仍一貫地按兵不動，如此的膠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佔不到上風。不過，有一股力量，其實，或明或暗，或靜或動，在金鐘秋風颯颯的晚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股力量，來自公民。

近日，重讀《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1]，心有戚戚然。此書成於2006年。當時龍應台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間，每星期為報章專欄留下對香港的觀察。今天，從書架取過重看，對比刻下香港的局勢，更覺龍教授對文化及環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厲害。其中〈誰的添馬艦 ——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一文，更彷彿預視公民之力會在將來奪回金鐘添馬艦附近的權力，扭轉強勢政府，樹立公民社會力量。看看今天，那裏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小社區，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會聚集在政府總部附近，或三五知己蓆地討論，發表意見；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頭閱讀；或索性躲在帳幕中沉思。周遭隨意擺放的創意藝術裝置，牆上貼滿諷刺幽默的標語。政府本想透過眼前這幾座政府建築物，刻意營造公民社會的公共性，還為此地冠以「門常開」的美名，卻自己在「公民廣場」前築起兩米高牆，928當天投擲了87枚催淚彈，還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絕於市民面前，還說甚麼「廣納進言」呢！想不到一場「雨傘運動」，竟催生了金鐘這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政府總部三大樓旁的「添馬公園」(Tamer Park)[2]，佔地17,000米。明顯地，興建的目的，是為了記念此處在殖民地時代，曾是「添馬艦」英國海軍基地及船塢所在地。90年代，這裏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過興建新的政府大樓，取代中環政府山的殖民地風格建築。不過，很多人不知那裏的底蘊，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廈，現在成了駐港解放軍的基地。偶爾，早上可以在特首辦附近，隱約聽到士兵操練時的吆喝聲。其實，那裏一直是權力的象徵，仿似是權掌者宣示權力的指揮棒。如果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的話，那麼，那裏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腦。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強勢領導，興建一座座結合科技與美感的建築物，佇立在維港旁，注視香港九龍兩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麼理所當然的事啊！不過，誠如龍應台所說：「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頁83)

政府總部的新立法會大樓，比以前大是大了許多，但在裏面開會的議員和官員卻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輕一代露宿街頭，用堅決意志告訴他們香港人的訴求。宏偉壯觀的建築，只淪為一群議政水平極低的所謂「議員」的名利場。這班手握權力的高官議員們，在不公平的體制下，繼續在議政時指鹿為馬，與政府合謀通過不公義的政策，離「公僕」之名越走越遠。「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頁84)

英國的國會會議，是一眾黨員擠在一起討論議案，卻從來沒有人說地方不夠寛敞，國家形象低落，甚至連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眾民居的唐寧街十號。我們會說英國不是大國，沒有大國風範嗎？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絕對不是那幾幢直插雲霄的雄偉大廈，而是那濃厚的人文氛圍，是那開放自由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那強調公眾利益，輕視私利的公民社會力量。刻下，金鐘馬路上圍得滿滿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動人的光采。

社會運動絕對與「空間」(space)的生產有關。今天，見諸金鐘、旺角的佔領行動所牽連的政治經濟影響，可見一斑。假如，政府總部不曾座落於這片權力之土地上，當年的設計藍圖沒有標榜「門常開」、「地常綠」，甚或充滿反諷的「公眾的添馬」，政府高官未有高聲疾呼地方不夠用，沒有行使其絕對的權力。相反，謙卑而樸素的小政府，官員的辦公室仍然低調地靠在上亞厘畢道一帶的小山丘上。那麼，9月28日之後在各大小傳媒中看見的浩翰場面，又怎會變成「雨傘」擺動下的難忘一幕？這次運動，成功之處，是壯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廣場」兩米高牆上繫上無數的黃絲帶、「添馬公園」某處標示的「暗角」二字、夏愨道搭起帳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連儂牆」上貼滿數之不盡色彩繽紛的心意紙。還有一二百個貼上「我要真普選」標語和佔領區門牌的七彩帳篷。這些原先應是政府拍板興建政府總部時，開放予市民大眾，創造公共空間的一個承諾，這些畫面，理應本來出現在星期日的「添馬公園」內的，現在竟出現在圍繞政府總部的馬路上。諷刺的是，這種由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從來都是下而上由群眾在偶然的情況底下產生的，例如以往小販或地攤擺賣，與市民生活上的互動，令小社區會漸次形成。這顯然任憑政府如何強勢，都沒可能一蹴而就。結果，這個政府索性拿着權力由自己來規劃空間，可惜，越是壓抑這股力量，佔領區的市民越是透過一種「弱者的技倆」(tactics)，再次呈現這種格局，並帶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總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顯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佔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同時，香港亦蛻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日後，政府再不能擺出強硬姿態，官老爺再不能擺官威，因為社會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發聲，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聽民意，強行推出政策，將會落得灰頭土臉，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漸次擴大，不會再容許政府任意妄為的了。除非，這個政府比殖民地時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與民為敵，否則，經此一役，政府仍需要與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議和制訂上，與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這會犧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的進步。龍教授最後道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樓，而是人民：「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頁84)不知謙抑的特首，不知收斂的政府，是註定要與民為敵的。

也許，正如電影《V煞》(V for Vendetta)結束時，女主角的一句話，正好說中了這種權力的不對等：「國家現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樓，而是希望。」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樓裏面，而在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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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應台：《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香港，天地圖書，2006。

[2] 「添馬公園」平面圖見康文署網頁：http://www.lcsd.gov.hk/tc/parks/tp/layout_ma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