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打壓小販的邏輯謬誤

今年農曆新年，深水埗桂林街、北河街交界的「桂林夜市」，也許隨着食環署的大力打壓而宣告「被消失」。食環署早於2月初已「掛起9 幅黃色橫額，呼籲居民切勿光顧無牌小販，並表明會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云云。(《明報》2015年2月11 日)，看看那些標語，不外乎寫上：「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切勿光顧無牌小販」等等。這些標語掛在熙來攘往的鬧市中，途人正眼也不瞧一下，然則，是否代表「有牌小販」便可以在當區擺賣嗎？那又不然。因為有牌小販還得遵守很多規則才可經營。

家長式的專制決定

有團體本月發出網上問卷，收回兩百多份，「發現有62％人認為桂林夜巿應原址保留但加強管理；只有2％贊成一刀切取締。」《晴報》(2015年2月18日)可惜，這個政府無論由民生事務，乃至經濟發展，民主進程，都不會聽取他們不願聽到的真正民意，因為這些民意全是拂逆的反對聲音，官老爺們覺得這是「搞事」，聽了這聲音就代表向反對派屈服，因此，就算打着「民生無小事」的現屆政府，也不會成立專責小組，好好研究一下小販政策，而只是一刀切，絕無轉圜餘地，以「影響環境衛生」、「傳播病毒」等標語去恐嚇香港人，叫人不要光顧熟食小販。深水埗區議會的決定，絕對是「家長式」的專制決定，試想想，全港最多基層市民居住的地區，竟然不能於農曆新年的幾天假期，品嚐「窮人恩物」的小販食物，不能以十元八塊去「篤幾粒魚蛋」，買一餅「雞蛋仔」，反而要市民去光顧那些大發新年財的酒樓食肆茶餐廳，歡度那「加一加二」，加冰再加三蚊的普天同「慶」的時光嗎？

政府沒有在閒時好好檢討「小販政策」，卻在大時大節，以行政管理手法，粗暴打壓小販，要他們絕跡新界港九，卻又容許更阻街的花墟花檔、茶餐廳枱櫈，甚或私家車等，橫亘在行人路上，令香港人迫得要走在馬路上，這些情景，每個新年都歷歷在目，可是政府又不怎樣用力打壓，為甚麼短短幾天的「桂林夜市」，又不可以因勢利導，像花市般招標登記，然後搞好衛生，齊齊開檔，大吉大利呢？

你看政府一直迴避檢討小販政策，卻捨本逐末，強調光顧小販影響健康，破壞環境，擺佔馬路，破壞「法治」，甚至有「光顧無牌小販，危害健康損市容」這些反智標語。(損市容者，十八區區議會的地標也)影響所及，香港人漸漸地也以為商場店鋪的食物才叫衛生乾淨，街頭食物則全是藏污納垢的東西，有學校竟三令五申，不准學生放學後光顧小販，違者予以重罰等。既然如此，政府自然有恃無恐，一派家長式的專制管治，完全漠視民意，硬是拒絕放寬小販的發牌和管理。

「後佔中」時期的「疑神疑鬼」

「雨傘運動」一役，歷時79天，影響深遠，儘管政府最後也完成「清場」，可是後來出現的旺角「鳩嗚團」，屯門及沙田的「光復行動」等，都使政府成了驚弓之鳥，只要是人多擠迫的地方，政府都會如臨大敵，恐防香港人又會乘時而起。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是「後佔中」時期的必然現象，因此，今時唔同往日，食環署乃至警方，以往真的「隻眼開隻眼閉」，容讓農曆新年那三天假期，大家一起回復正常「秩序」。可是到了今天，政府不能容忍半點混亂，那怕打壓小販是「阻人搵食」，都要將局面控制下來。於是，區議會絕無半點討論餘地，食環署亦一改以往懶懶閒心態，高調地配合執法，把小販看成是佔中三子一樣，誓要奪回道路使用權不可。這種官民矛盾，根本只是政府在疑神疑鬼，心中存在「佔領」的夢魘，可是，卻要基層小販賠上幾天的生計，連那丁點生存空間也封殺了。這種堅壁清野，一網打盡的邏輯，放在政治打壓上還可說是掌權者「風險管理」的一着，可是，小販擺買只是日常民生的事情吧，如果擔心市民吃了不潔食物而影響健康，因此不惜以一整隊食環署職員24小時在現場看守監視，那麼，流感肆虐了整整一個月了，政府做了甚麼？食環署連加強人手清潔街道的訊息也聽不到，局長連叫人上街記得戴口罩也沒提一句，更遑論免費為高危者注射疫苗了，難道禁止小販經營重要得過流感病毒四出傳播嗎？

小販是社區的創意之源

一直以來，撇開「衛生問題」和「阻街」這兩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小販其實是本土文化的創意泉源，幾十年以來，小販活動帶起了多少街頭創意？先不去研究那一輛又一輛精心改裝設計的木頭車，只看那些街頭小吃，例如「炭燒雞蛋仔」、「咖喱魚蛋」、「車仔麵」等等，都是經過小販不斷在街頭叫賣，調整口味改變而來的。儘管小販沒有科學的民調基礎，沒有精良機械製作技術，小販只以香港人的口味，加上一點點民間的小智慧，便調製成一款又一款好味的街頭小吃。例如「雞蛋仔」便因應市場需要，變出數十種不同的口味，結果大受歡迎，歷數十年而不衰。但政府不但不製訂政策，扶助這些基層市民去自力更生，反而一方面將小販「妖魔化」，冠以骯髒之名，另一方面，卻又大肆宣傳那些街頭小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過橋抽板，莫此為甚！試看看「雨傘運動」那些藝術擺置及就地取材的創意，及至年宵花市，年輕人設計的貨品，那些創意和心思，使香港人也不吝花數十元把貨品買下來，你便會發現街頭才是文化創意之源，小市民的生活才最有生氣，而一天到晚在街上擺賣的小販，才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生母」[1]。

我們至少可以列舉十多個理由，去證明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絕對有空間容納小販這門自力更生，肯捱肯幹的職業。可是，當小販這古老職業，碰上這個沒有民意基礎，卻又強調「民生無小事」的虛怯政府，便只有繼續被「妖魔化」，然後，香港人眼睜睜看着這個政府裏的官員假惺惺，一邊廂竭力宣傳照顧弱勢社群，消滅貧窮，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另一邊就將小販視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把基層市民棄如敝屣，還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誤邏輯，去掩飾決定本身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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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見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他對小販素有研究，認為小販代表的是一場流動的街頭盛宴，香港人不論貧富，只要有十元八塊，就可以品嘗特色小食，是香港社會才能「嗅到和感覺到的鄉土情」，頁112。

我一樣在看《明報》，但《明報》已不一樣

上星期，明報記者報道「六四事件」的一些內幕消息，原先編輯會議決定在2月2日以「加國密件記錄學生目擊六四開槍」刊登頭版，總編輯鍾天祥卻在深夜前將頭版臨時換了「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此舉即時引起明報編採員工的不滿，工會隨即發表題為《鍾天祥突改六四密件頭條令人憤怒》的聲明，透露事件始末。

從前，我看的明報不是這樣的。時為上世紀70-80年代，金庸挾武俠小說大家之名，加上求才若渴，多少有識之士都以在明報撰文為榮。而那陣子的作家陣容更是一時無兩，政論有胡菊人、李怡、董橋；文學則有倪匡(衛斯理)、黃霑、蔡瀾，亦舒等，影評則有「石琪影話」，較後期的有陶傑、馬家輝，還有尊子的三格漫畫。那時候，無論左中右，只要有話要說，那管你是梁振英、吳康民，或是「長毛」梁國雄，都可以在筆陣中暢所欲言。當然，代表報紙立場的「社論」，很多時由金庸自己親筆撰寫已不是秘密。整份報紙的風格都貫切了金庸那句名言：「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猶記得1984年中英談判，1989年「六四事件」等，明報都不辱使命，客觀具體地報道當時的局勢，在一個訊息不怎麼流通的年代裏，偶然出現了「李鵬中槍」的頭版標題，儘管未有十足求証消息的真偽，可是正值激盪的一刻，也着實令當時的香港人心裏暗暗盼望報道成真。總之，時代選了這份報章，明報在金庸的主理下，如同南中國的香港經濟發展一樣，成為文化世界裏的一株奇葩。

可是，自從《明報》宣佈由出身大馬傳媒的鍾天祥出任總編輯之後，已多次出現不尋常的決定，先有明報加東版文稿被抽起，再有去年7月2日《明報》頭版標題原為「爭普選大遊行人數十年新高 數百預演佔中警展清場程序」，呂家明凌晨下令停機，把標題改為「數百預演佔中警員抬人清場 7．1大遊行人數十年新高」。今次更改報道的版面性質類同，都是在會議後倉卒更改，卻又事後胡亂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今次鍾天祥的解釋是：「他認為〈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的新聞重要，故決定調頭條，他強調沒改動六四報道的內文，並放在顯要位置。」《蘋果日報》(2015年2月5日)先不論阿里巴巴10億助創業是否對香港青年人有很大影響，我只想說，稱得上是《明報》資深讀者的，都應該理解明報上下員工，乃至讀者群，都有着「六四」情意結，因此，加拿大的一份「六四事件」紀錄，儘管只是化解整件歷史大事的一點新線索，對揭開全部真相，短期內或許沒太大幫助，反之，《明報》編採人員將這報道放在頭版，象徵意義卻很大，是《明報》本身作為一份嚴肅報章，對「六四」真相一直楔而不捨地追尋的一個小結，也是對死難者的一點尊重。君不見每年六四紀念日前後，明報都有很多追踪報道，就是希望讀者不要遺忘這件事情。因此，既然這是報章的傳統習慣，那麼，鍾先生，你憑甚麼在短短上任不到一年，便藉着你擁有的權力，去催毀這份傳統？

最離奇的是當時鍾天祥反問《明報》員工：「你覺得放在頭條或二條，讀者會分辨得出來嗎？」天，這是那門子的邏輯？他除了侮辱了《明報》讀者的閱讀水平之外，亦反映他的專業水平也不高，光是把報道放在頭版的上下部份，重要性和效果已然有別，更何況是頭條和二條？如果效果是一樣的話，為甚麼每份報章的頭版廣告費會這麼昂貴？

《明報》多年印在頭版的「公信力第一」，自去年也已拱手讓予其他報章，儘管這只是宣傳的策略，但不要忽略的是，總編輯動輒以「長官意志」，肆意更改版面，打破報章傳統，實是一步一步地摧毀《明報》員工一直默默耕耘得來的真正「公信力」。這好像在危言聳聽，然而，事實是，今天我還是一樣在看《明報》，可是我選擇不看她的社評，因為我認為總編輯已自己把社評「河蟹」了，社評的內容不是客觀分析，而是要平衡報章內其他報道，這種跡近「精神分裂」的報章風格，令一向拜讀《明報》社評的讀者，感覺極不自然，好像每天見面的再不是老朋友，而是一個陌生人，要上下打量一番才可分辦究竟是友是敵，那種不安的感覺，很令人沮喪。此外，鍾天祥空降《明報》，已先令人懷疑其動機，再繼而有更改標題的習慣，種種帶有政治性的舉動，使讀者不免打開《明報》後，也跟着思量究竟由標題開始，乃至內容報道，是否又表面扮「客觀」，暗地裏「河蟹」？如是者，讀者們也許如我一樣，每天閱讀《明報》，彷彿不是良朋相敘，而是要字字珠璣，處處提防，睇份報紙啫，咁辛苦嚟做乜？

我想說多一次，看了《明報》幾十年，每天打開報紙，就像見到一個個老朋友一樣，可是，自鍾天祥上任後，不停地在搞小動作，一時抽稿，一時換版，一時又改標題，令《明報》那種由金庸遺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風骨，換了一套「假專業，真審查」的奴才揣摩主子的風格。雖然，我一樣在看明報，但明報已不一樣。老讀者只能每天仔細挑選內容，恐防一不小心，中了語言圈套，與報章一同被專制政權閹割。

忠於自己的《飛鳥俠》(Birdman)

電影《飛鳥俠》(Birdman)是一部很古怪的電影，說它是一部「黑色喜劇」，則稍嫌笑位不足；放在勵志類別又激情欠奉；當作新舊世代倫理劇觀之，更非電影表達的原意，因此，網上談論此片的文章雖多，但多從不同主題、技法及內容特色作文本分析，令討論變得百花齊放，各取所需，也是看電影的一大樂趣。

先說電影的男主角是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他曾在1989年擔演蝙蝠俠一角，成家傳戶曉的明星，風頭一時無兩。可是，整個90年代卻仿似消失影壇，彷彿再沒有哪一套使人印象深刻的電影。因此，由他飾演主角「飛鳥俠」，簡直有點「夫子自道」，真情流露的況味。難得的是，他藉着現實生世界裏，活脫脫的黯淡星途，竟演活電影中「飛鳥俠」的窮途末路；卻又由電影中主角鍥而不捨，追求演藝事業的突破，去反照出現實中米高憑此片再闖高峰，已經分不清誰是主體，是「飛鳥俠」影響「蝙蝠俠」，還是「飛鳥俠」影響「蝙蝠俠」了。這就是戲如人生，儘管米高基頓早年憑「蝙蝠俠」一角成為票房保證，後來卻無以為繼，眼看同代的影星都可以在晚年再發放異彩，他也許就如同主角里格(Riggan)一樣，不是味兒。

如此這般，電影彷似走在虛實的世界之間，例如男主角里格面對突破困難時會咆哮，七情上面，隨手拿起雜物亂擲一通。在劇中則又因為劇情的需要，變成悲劇角色，執起手鎗向着自己的頭顱狂轟。而里格這種性格特點又展現在他的精神上的兩種鬥爭上，心裏的一把聲音常叫他不要滿足於過去的商業成就，而應該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

主角不斷要走出商業片的舊有框框，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誓要闖進高手雲集的百老滙區這個藝術殿堂。特別之處是開首提到的荷里活巨星，例如馬龍白蘭度，都曾經踏足那個台板，可是，成名後都一律走到荷里活拍電影了，反之，主角卻選擇由銀幕上回到舞台。這段尋回自我的過程，主因是甚麼？真是要表示自己的演藝實力嗎？如果是，那麼，主角取過真鎗自殺之舉，理應成為他賴以自豪的演藝高峰，為何助手取過新聞頭版給他過目時，他只點點頭，無甚表示呢？

電影中唯一一幕飛翔的畫面，主角伸出雙手，像以往的英雄人物般，扮作騰飛的模樣，說真點，一點也不英武，反而拍得非常滑稽，令人覺得導演是否在反諷銀幕的英雄形象是否不值一哂？不過，事實又非如此，主角在戲中多番因「飛鳥俠」的形象而勾起影迷的記憶。然則，為何主角這樣厭惡昔日的威武形象呢？這就要看看他在電影中發展的心路歷程了。

電影中加插了幾個圍繞主角里格的角色，雖然出場不多，卻直接間接影響里格的決定。首先是他的前妻，只在電影前段和尾段出塲，前段雙方談到女兒，又提到房屋，那所房子是將來留給女兒的。這反映了主角為了一股信念，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側面反映了女兒與理想的抉擇。末段，妻子重臨後台化粧間，正值主角中段落幕後稍事休息，她忽然提到結婚那天的情況，不知是巧合還是甚麼，主角最後下了決定，演出轟天動地的一幕。前妻的兩次出現，都是巧妙的安排，令主角的決定顯得更順理成章。至於，她的女兒Sam，出場亦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幕，她被父親揭穿吸大麻，本要捱一頓臭罵，她卻突然反唇相稽，歸因自幼缺乏照顧，導致誤入歧途，還譏諷父親不諳時代已變，老了還在搞不切實際的藝術，簡直是食古不化。至此，觀眾當然可解讀為兩代的矛盾，但假如再放在整套電影的脈絡發展中細看，尤其是末段，女兒Sam知悉父親在戲劇上的偉大創舉之後，在醫院時甚麼也不說，只伏在父親的胸膛上，說明了主角堅持藝術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了要証明自己，或洗脫商業之名這麼簡單，而是忠於自己認為正確的選擇，當然包括了做一個受到女兒尊重的父親。因此，劇終時，女兒打開窗子的一刻，向下望時先是擔心，再抬頭看時忽然面露驚異表情，象徵着無論主角是人是鳥，都得到女兒的肯定，一個微笑，勝過千萬觀眾的讚許。

說穿了，甚麼對商業片的不滿，對藝術的追求，到演出的着緊，還是對自己能力的肯定，對碌碌無能之輩的鄙視，都只反映一種價值，就是主角忠於自己。「盡己之謂忠」，甚麼叫做忠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完成使命，就是別人眼中的所謂追求「理想」了。這部電影很怪，怪是怪在戲中主題，內容表達儘管還是那些東西，可是導演阿利安卓‧崗寸雷‧伊納利圖卻以種種特別的方式表達，令電影似虛還實，似有還無。其中導演以米高基頓當主角實是不作他人之選，他台前台後的英雄形象，使觀眾不斷墮進電影虛實真假之間的旋渦之中，先是一絕。繼而，再把一個異常普通的故事，加進很多新鮮的元素，更是一絕。例如嶄新的敘述角度，一鏡直落的拍攝手法，簡單但配合劇情的敲擊配樂，還有那幾幕舞台劇情節，「飛鳥俠」的象徵手法，對荷里活商業電影的反諷等，通通都能跳出慣常的說故事框框，姑無論此片在今屆奧斯卡的成績如何，只看導演不囿於常規，忠於自己，追求進步的心態，以及一眾演員的突破演出，便已貫切了全片的主題了。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一剎那便是永恒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特別之處在於導演(Richard Linklater)竟用了十二年時間去追踪一小孩的成長，這種拍攝手法本身已經極具探討性，因為電影不是一部記錄片(documentary)，而是一套講述成長經歷的小品，是否有必要每年只拍幾天，一拍十多年，把演員的神態個性收入鏡頭底下？這在商業世界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更特別的是，導演成功了！電影竟可以衝破種種客觀環境的制肘，十二年後完成了片長兩個多小時的成長傳奇。敢說如果導演沒有這個把時間「拉濶」的意念，電影的涵意不會如此豐富。

電影以小孩明森(Mason)六歲至十八歲的成長經歷為藍本，主線是明森在成長中面對的種種人際關係：與母親的相依為命、與父親的深情短敘、與姊姊的患難與共、與朋友的萍水相逢、與情人的真情邂逅，期間穿插了眾多人物，例如中學老師、酗酒後父、餐廳老闆等，構成了主角的生命劇本。

正如每個人的成長一樣，明森的經歷有悲有喜，有散有聚，生命也是充斥着這些元素。因此，本片劇情也許平淡如開水，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沒有慷慨激昂的對白，可是片中的一些片段，卻勾起每個人難忘的成長經歷。導演不耍花招，放棄了童年回憶片慣常的「朋輩」這個溫情元素，甚至連一貫常用的「倒敘法」和「獨白」都摒棄，改以主角透過深遽的眼神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娓娓道來。導演試圖把主角的內心世界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故手法平實，不加修飾，亦不想有太多的對白為人物作解說。

其實，人的成長必然會遇到「認同」（Identity)的問題，而對自己身份的質疑又與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有關。主體性就是作為人的一種存在狀態，透過思考，對客觀世界生出能動反應，這是一段使人自覺成為獨立個體的過程。主角明森主體性的呈現是電影其中精采的一筆。試看看圍繞在明森身邊的角色，多如走馬燈，每段對話，每次接觸，都影響他建構自己的身份，正正切合霍爾（S. Hall)所說的：自我身份的構成往往要通過與「他者」（others)的互動。主角年幼時眼中帶着好奇；成長時則眼神透着無奈與恐懼，而踏入成年時則變得迷惘。人往往要藉着別人的互動和對生活的投入，才找到生存的目的和價值。因此，明森(Mason)的成長經歷，有時會因不斷搬屋、家庭聚變而失去方向；有時又會因老闆或老師的一席話而顯得迷惘；有時卻又因為找到真愛或目標而確立了自我。種種感受，都遊走於主角的內心世界，時隱時現，像你我的內心世界一樣。電影沒有計算絕妙的橋段，沒有奇特創新的鋪敘技巧，可是，電影的一些旁枝末葉，卻使人產生意想不到的共鳴。

電影另一要探討的主題是「時間」。究竟時間是甚麼？這個永恒主題不僅出現在古往今來的哲學、文學與科學的探索裏，還出現在近期的電影中，此片是一例，其餘的還有《霍金：愛的方程式》(The Theory of Everything)和《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前者探索時間的源頭，事物的因果；後者則試圖走到時間的盡頭，重回記憶的現場。至於本片，十二年的時間，對於人生來說，不長也不短，可是在宇宙之間，卻是微不足道的點滴。然而對主角而言，這可是一段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導演刻意不為電影加上時間的刻度，只以主角及一眾配角的容貌反映歲月的痕跡，目的也是希望擺脫一般人以為時間是空洞同質的世俗看法。

雖然電影沒有刻意表達時間觀，可是主角成長的日子當中，卻加插了很多歌曲，而音樂正是人們回憶的泉源，也是時間的標記，一支老歌勝過一部歷史。而主角酷愛攝影。攝影本身更是一種把「時間」凝固的東西，一幀照片也勝過萬語千言。片中其中一幕是明森生日，主角父親刻意送給明森的生日禮物，是「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拆夥後的四首經典歌曲的特別混合版。歌曲出現的是過去(past)的時間，而明森接受禮物的一刻卻是現在的時間(presence of the now)。假設明森若干年後成為人父，日後(future)重聽此碟，回憶裏浮現的除了美妙的歌聲外，還有車內父親的一番說話，而不純粹是歌曲本身出現的時間。既為人父，這或許會對主角帶來另一番感受。這種時間上的相認，令時間發酵，人們不斷重新體驗失去了的機會、沒兌現的承諾和盼望。哲學家班雅明(W.Benjamin)叫這做「the now of recognizability」。

導演在整部電影中貫徹了「時間」這個主題。正如電影結尾主角明森與大學初相識的同學談到存在，強調「當下」的感覺，當下是否可以永恒？明森的女同學問：為甚麼人們常說要seize the moment？不可以是the moment seizes us嗎？這句話一說出口，電影至此，彷彿為之前情節的鋪述，主角的心裏鬱結和身邊人物的離散聚合，下了一道非常精采的註腳：活在世上，我們每一個人，為甚麼會生於這刻，成長於這個家庭，某時某刻，在某地碰見某人，卻又在某一天與某人在某地分手，彷彿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時候給時間找上，而又在時間的某一點，被時間所遺棄。

我們當中每個人的成長經歷，由出生起到畢業一刻，又何嘗不是被時間選上了？我們有時會將事情做對，有時又會讓事情弄糟，不過這又如何？人生應沒有不可挽回的錯誤的，只要人人生而平等，擁有自由，不受拘束，找會自我，就是seize the moment的最好回應。縱然主角並非來自完整家庭，小小年紀要不斷搬家，又要面對親情愛情的分離，可是，他卻可以在相對自由的空間中尋覓自己的理想，而他亦沒有怨天尤人，面對困局反而樂觀面對，處之泰然，更不曾理怨父母半句，只介意父親沒有兌現承諾而已。全片兩句鐘，六歲的孩子長大成人，導演不只告訴我們，成長正正代表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消失，更暗示我們既然不能抓住時間，為何不可以因為時間抓着我們而感到榮幸，反而要自怨自艾呢？我們縱然犯了錯誤，也應努力遷善改過，才不枉「這個時代選上了我們」。

明森他們二人提出了這個哲學問題後，畫面一黑，時間彷彿在這刻真的凝住了。劇終一刻，使人不禁想起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那兩句詩：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人是渺小的，若人與宇宙比較。然而，人也是偉大的，若人不與外物比較，自得其樂，剎那也可以是永恒。

為何交流只可北上？——談談「姊妹學校計劃」

本年度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到會「推行試辦計劃(姊妹學校計劃)，為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資助及專業支援，在2015/16學年起的3年內，將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的數目倍增至約600所，讓姊妹校之間進一步分享經驗及提升教與學成效，並減輕負責老師的行政工作。」(2015年「施政報告」)此舉真正目的究竟為何必然人言人殊，而政府則強調「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青年人「擴濶視野」。然而，從上文下理推測，則大多不離加強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云云，也許是三年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不果下，特區政府想藉這個計劃「借屍還魂」也說不定。

無可否認，97年後，學校舉辦的交流活動如雨後春筍，尤其以往內地交流的次數最多。「自2004年開始至今，本港共有約300所學校透過本局的協調，與內地學校（包括上海、北京、寧波、廣東省、四川省、浙江省及福建省）締結為四百多對姊妹學校。」(教育局網頁，下文皆引此處，不贅)不過，這些學校可撥出資助的金錢有限，只能資助學生半額或三分之一，這些費用多找校董或社會基金贊助。每年受惠的學生人數不多，而且大多是校內精英。假如「施政報告」真的向學校資助十多萬元，當然可以有助兩地學生增進友誼，亦令學生能了解內地學生的學習情況。

問題是：香港學生走出課室往外地交流，為何只可北上神州大地？

為甚麼這筆撥款不可以用以資助學校的所有交流計劃，而只是獨獨鼓勵學校北上交流？須知道學校選擇交流的地區，都有不同的考慮。有些學校或會到內地山區與農村學童一起上課，如教育局所言「內地學生的勤樸、積極和自律的學習態度，尤其能為香港學生帶來正面啟發，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可是，更多的是到世界各地體驗風土人情，學習當地文化，例如有學校會到歐美等地考察，台灣星馬等亞洲地方也是熱門的交流之地，體驗的亦不只是學生勤於學習，積極進取的精神這般簡單，而是全方位細味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這筆費用加起上都成了學校的負擔，為何政府只資助學生北上到內地學校學習，卻忽視了學生其實有權利走遍全世界，而政府亦理應撥款分擔學校這方面的支出。

因此，政府當刻草草推出這個「姊妹學校計劃」，實在難免令人有諸多揣測。首先，便是聯想到「計劃」有軟性推銷「國民教育」之歉。於是，教育局在其網頁上「此地無銀」，先作出回應：「在近日有關姊妹學校計劃的報道中，有論者指相關工作『有政治含意』，其實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令姊妹學校學之間的學術及文化交流被政治化，我們對此表示遺憾。」(教育局網頁)正如上文所述，如果這筆款項是讓學生拓闊眼界的話，那麼，政府可以資助學校作任何的跨境交流，而不只限定在內地學校。如果教育局只是為了令香港學生可以「反思自己對學習的態度，更明白自己在學習上可更努力，以爭取更佳的表現」的話，卻又無須向外尋求，亦不一定要往中國內地，把學生留在香港，舉辦課程，或參與志願機構的探訪團便可以了。既然如此，政府單單以金錢誘因，吸引兩地學校配對交流，便可能造成人做我又做，一窩蜂申請的心態。此舉除了增加老師的工作負擔之外，亦令香港學校與內地迅速融合，而這種融合不只是在管理、學與教上，「讓青年人透過互訪、生活體驗、文化和服務合作，以至求職交流等活動拓闊視野」(「施政報告」第157段)這麼簡單，而是從文化、意識形態上慢慢互相靠攏起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然，我們也可以推銷自己優勝的一套，但面對強大的權力系統底下，最終被同化也是遲早的事。

在教學層面上，這個「計劃」針對的還有老師。「大部分曾進行交流活動的學校認為姊妹學校有助提升教師專業水平。」(教育局網頁)學與教是學校發展的重要部份，因此，每年政府或坊間機構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課程、工作坊和講座，藉以提升老師的教學水平。「三人行，必有我師」，老師互相觀摩學習本無可厚非，既然學校一直有參與上述活動，幹麼要在「施政報告」中大肆宣揚，還要老師「透過姊妹學校交流深入認識國內近年進行的教育改革，以及體會內地校園的教學設施和教學發展」？說實話，內地的一些教育政策，這十多年已憑藉教育局的推介，一點一滴滲進學校裏，例如各科的「集體備課」、中文科的「單元教學」等，實在沒有必要勞師動眾，每年拉大隊去拜訪內地學校，加上各地的教育發展要求都不同，必需將政策放回當地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才可窺探其成效一二，若「計劃」的目的，只讓學校了解而不用去效法，那便沒需要煞有介事去強迫推行計劃；若既想了解又要效法，那就必先證明中國內地教育比世界其他先進地區優勝，否則，為何只要求學校到內地交流，政府此舉實難洗脫以政治騎劫教育之嫌。

「施政報告」第157段又提到「計劃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筆者不清楚教育局如何詮釋這句說話，假如教育局三申五令要求學校必須為學生安排一次或以上的內地交流，那便有違「自由教育」的要旨。再者，假設與內地學校結盟，或每年派師生往內地交流，對師生的學與教裨益甚大，那麼，倒不如索性來個「交換生」計劃如何？即兩地學生以半年為期，輪流對對方學校學習，那效果不就更明顯嗎？據筆者所知，香港確然有中學參與類似的計劃，不過，交流生多來自英美、法國、意大利，澳洲等地，而本地生亦報名者踴躍，卻鮮有中學辦「中港學生交換計劃」。

此外，「計劃」令人質疑之處，是既然教育局吹噓這個計劃如何令學生成長，怎樣令老師教學進步，可是，數據卻告訴我們，家長寧可送子女到國際學校受教育，甚或到外國升學，都從來沒提及中國內地學校才是莘莘學子學習的下一站。既然如此，政府何不將撥款的用途擴濶至全球先進教育地區，讓香港學校真的「與國際接軌」，讓學生真的擴濶視野，學習效果更昭著，而且，這樣做更可洗脫「國民育」借屍還魂的揣測，做法甚至符合建制中人那一句：「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呢！

2012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香港人大力反對而啟動失敗，梁振英及其政府團隊必然耿耿於懷。硬的不行，現在卻想來個「軟着陸，性質就如通識科刪減課程一樣，「雨傘運動」出現前，官員口說課程內容適中。事件出現後，則強調減去青少年政治參與一節是課程整合的問題。當局自然一貫地矢口否認與政治有關，可是，當此敏感一刻，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個純粹教育的決定。其實，「施政報告」着墨青年人政策的篇幅不少，先是怪責港大學生編寫的《學苑》有「港獨」傾向，後再有「姊妹學校計劃」推動兩地師生學習，加上近日有內地官員談到教育時那種意難平的情態，謂要監察教育局長云云。凡此種種，如不令人聯想政府要重新奪回「政治話語權」的話，也實在使人詫異吧？

政策正面睇〈姊妹學校計劃正面睇〉超連結：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cleartheair/201501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