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紀偉人致敬

12月5日，近代歷史重要的一天，因為前南非總統曼德拉逝世，終年95歲。人類社會將銘記他為公義所作的貢獻。

1964年，曼德拉為了抵抗歧視與不公，只有46歲的他，被判終身監禁。根據他的自傳所述，獄中的生活枯燥無味，沒有私隱和自由可言，唯一可以爭取的，便是那一點一滴將隨風而逝的尊嚴。對於種族隔離政策，他深痛惡絕，曾經拒絕穿上代表種族歧視的短褲而在監獄絕食抗議，更換來多次的恐嚇，甚至乎毆打。不過，他沒有因此而崩潰。曼德拉認為在監獄裏，每天都必須展現出勇氣，雖然他承認他其實是很害怕的。

「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就是這一個信念，令他受了27年牢獄之苦。一個人的三分一黃金歲月，便被困在那四平方米的囚室中，年年月月裏消耗掉。可幸，他的意志並未被磨去，反而在獄中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最大的恐懼是恐懼本身，儘管監獄陰暗，獄卒無情，但他仍處之泰然，監禁後期，由於他已名揚海外，南非當局索性把他調離羅本島。他更獲得批准，打理一小塊田地。

1990年，國際政治氣候的轉變，使得南非白人政府無條件釋放他，他對白人過往的打遏，不但沒半分憤怒，反而拋下一句：「如果我讓憤怒纏糾着我，就等同仍然囚於牢獄內。」一時不分膚色種族，都敬佩他的氣度。

1994年，他以高票當選，成為南非第一個黑人總統。可是，南非並不如他所渴望般和諧，種族之間仍有很大的芥蒂，甚至有人質疑他的能力。曼德拉常認為方向正確，策略可以調整。當時正值南非欖球隊積極備戰翌年在南非舉行的世界盃欖球比賽，曼德拉看到這項國技能夠團結國人，於是，他鼓勵欖球隊走到黑人區做宣傳推廣，希望打破欖球運動一直是白人的壟斷。他又容許欖球隊沿用舊有隊衣顏色和徽號，不怕南非人勾起種族隔離政策的陰影。

比賽當天，他竟穿上「跳羚隊」的球衣，戴上隊帽。於是全場觀眾大呼「尼爾森」。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南非的團結。結果，南非欖球隊完成使命，戰勝了新西蘭，勇奪世界盃。曼德拉懷著寬厚包容的心，加上了利用體育運動政策，竟打破了國人的互相敵視，實現了南非人民大團結。2010年，美國導演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把他的事跡搬上銀幕，拍成電影”Invictus”(電影《不敗雄心》)。

6年前，當時他已89高齡，還和其他世界知名老人如前美國總統卡達、諾貝爾得主尤努斯等，出席了「長老會」的成立儀式，繼續為世界議題發聲。

今年7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南非，特到羅本島(Robben Island)監獄憑弔。他站在囚禁曼德拉的斗室之中，一時感觸：「這裡曾有如此勇者，力抗不公不義，不願屈服。我要代表家人說，我們深感慚愧。」不錯，曼德拉一生為平等這信念而奮鬥，追求自由，也渴望民主，他的思想，影響後世。我們應繼承他的思想和信念，為社會上不公義之事發聲。

我(唔)想呢度有個車站

我想火車可以響呢度捐過去。

我想火車響呢度過海。

我想由東至西「必」一聲就到。

我想呢度地下有車搭。

我想呢度就有個車站。

我想駁駁駁駁(N咁多個「駁」字)埋哂。

沙中線，貫通香港東西南北，完成香港新生代鐵路網。

以上對白出自最新的地鐵廣告，標題是：新生代，鐵路網，初次觀看，充滿童真，再次觀看，有點不對勁，充滿「霸權」味道。

為了配合宣傳效果，突出「新生代」這個標題，廣告刻意起用一班童角擔演，也許天真瀾漫的表情，加上稚氣的語音，最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再把小孩喜愛的「變形金剛」、男孩子愛砌模型等元素放進去，加上畫面上拼圖式的設計，把宣傳效果押在孩提時代的玩意層面，把興建鐵路帶來的美麗願景，刻意以「希望」作包裝。

不過，小孩子一句：「我想呢度有個車站，我想呢度有……」，打破了小孩乃至成人的夢想，令人們再聯想到「地鐵霸權」為社區所帶來的滋擾。借用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Gramsci)的「霸權」(hegemony)說法，地鐵公司向來以標榜「快捷、舒適、方便」等特質，令市民甘心投進她的商業國度裏。試想想，香港人每天有多少次走進這怪獸的口裏？我們看到多少地鐵站內的消費廣告意象？那些形形色色，無處不在的廣告，已經無聲無息地滲進我們的生活裏。我們竟理所當然地全盤接受，甚至乎習慣了在地鐵沿線的商場消費和閒逛。其實，地鐵這隻無形之手已經一早透過與地產發展合謀，改變我們的空間構造，徹底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

粗略估計，大部份港鐵站上蓋或附近都有大型商場連接，因此，假設香港人居於鐵路沿線，上班地點也在鐵路附近，他一星期五天，便要面對無數的廣告商品，眼中只有消費。生活的起居飲食，娛樂消費便以地鐵為中心，久而久之，沒有地鐵的地方不會去，地鐵不到的食肆不會光顧。於是，地鐵變相將一批又一批人送進商場消費的呲牙咧嘴之中。更甚者，興建鐵路時，已因著「發展」之名，把社區搞得天翻地覆。

因此，廣告中透露的信息，昭然若揭，就是要告訴我們，地鐵愛在哪裏建站便在哪裏建站，愛在哪過海便在哪裏過海，因為，這是人們的企盼，是「新生代」將來生活的體現。

手中有權，心中無責

「有權便有責」是老生常談的事，當權者便常掛口邊，但有多少當權者會真的承擔責任呢？龍應台女士在一篇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誰的權力愈大，誰就要負愈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責大權小，培養推諉避過的事務官。」（當權力在手）政務官、事務官等幾個字，可換上其他位高權重的職銜。這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套在香港當前情境，更使人感觸良多。

其實，西方社會早已為權責下了很準確的定義。三權分立目的，便是要把一個人的權力分散，不只分散，還要受到其他權力的互相制衡，否則，統治者的權力無限放大，後果會不堪設想。就是因為達官貴人在社會的權大，因此，他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句說話，都對社會舉足輕重，因此不能草率胡來，不可卸責旁人，不可輕言缺乏經驗，更不可強調一時疏忽，否則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

領導人的權來自甚麼地方，他的責便得向那裏負。古代天子的權力來自上天，因此，每當天災人禍，天子必下詔罪己，卻鮮有向人民交代，無他，因為九五之尊從來都不用向子民交代呢！到了今天，民主社會的領導人，選舉前在政綱前信誓旦旦；選舉後在府第裏庸庸碌碌，他的一言一行，都需要向選他的人民交代，因為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人民。

香港的高官問責制推行已近10年，真正手中有權的人當過半百，但是心中有責，因犯錯而貫徹問責精神，從而鞠躬下台的官員有多少？答案是：一個也沒有。

評論多有比較，為何日本政要多因犯錯而黯然下台，可是為何中國人社會，肉食者仍然可以戀棧名位？日本人的「恥感文化」是因素之一，但最大原因，是日本乃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意識奇高，他們咸認為做錯事就要承擔責任，小職員犯錯，可以處分；大首相犯錯，則要下台，絕無半點轉圜餘地！

相比起香港，暫未能普選特首，2017年的普選方案仍諮詢無期，特首的票，來自那1200人的選委會；特首的權，便是來自中央政府，因此，他的責在哪裏？或曰：他需要負責嗎？民主的可貴便在於，一個領導人要獨攬大權不難，競選時吹噓一下政鋼，鼓動選民投票即可。難便難在，儘管領導人一權在手，可是要胡作非為，有權無責，還得需要經過一關又一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國會的制約，還有傳媒的監察，法律的審裁。最後，還得看選民手中的選票，才能決定了他未來幾年的政治前途。

這個暑假，香港社會發生了太多事了，忽爾想起以上這篇文章，重看一次，思前想後，方知有權便有責，有責方能有權，否則不但「權力會使人腐化」，還會使人埋沒良心。

城市面貌下的一道疤痕

政府在9月28日首次公佈了「貧窮線」。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9月30日在報章撰文，指出香港約有102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15.2%。她亦有進一步指出，縱然「最低工資」已立法，但當中仍有大部份人屬「在職貧窮」類別。《香港首次制定官方貧窮線——作用和價值》

輿論普遍認為導致今天這個局面，主要原因是基層市民開工時間不足、一人工作卻需要供養多名子女、加上近年內地「自由行」旅客來港「掃貨」，加速物價飛升，樓市租金又長期高企，因此他們縱使努力工作，生活仍捉襟見肘。這些全都是香港社會理所當然出現「在職貧窮」的表面原因。然而，我們若把視點放回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香港這個號稱最完美資本主義社會，已然在政商齊齊唱好的日子中，隱隱然見到一條經濟發展的裂縫，撕開了香港人的生活。其實，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社會的資本累積方法，已越趨彈性。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跨國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於是把一連串的工序外判，實施全球分工，加上「大眾市場」退居次要地位，文化工業的興起，配合二十一世紀，消費主義吹起的信用咭借貸泡沫，令商品市場把大筆資金放在產品的設計上，自不然要把勞動成本降至最低，遂令工人的工資下調，工人的議價能力越來越低，只能被迫領取與付出不成比例的微薄薪酬。

由於企業的成本全放在生產上游的科技管理和產品設計上，結果承擔不了日漸增加的工人薪酬，於是工廠生產線紛紛北移，政府惟有無奈地天天高喊發展「知識型經濟」社會，推動「創意工意」。與此同時，樓市租金推動物價通漲，基層市民的入息，根本不能應付日常生活。可惜，二十一世紀的首十年，政府在社會政策的制訂上交了白卷，甚至要延至2010年，社會經過幾番擾攘之下，才有「最低工資」立法。

前中策組顧問顧汝德的新書《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正正指出以上情況。香港的外滙儲備全球十大，卻不好好檢討貧窮政策，反而憂慮香港會變成福利主義，最後，政府這十年下來光陰虛渡，樓價越升越高，稅越收越多，香港人的入息中位數卻十年來未有吋進，導致今日社會出現了這個矛盾而統一的名詞：「在職貧窮」！

明乎此，「在職貧窮」這個現象，絕不是近年才形成的，而是資本主義改朝換代的一刻必然出現的結果。可是，政府未能預視社會狀況因全球經濟運作邏輯的轉變而日益變壞，延至今天才制訂「貧窮線」。期望政府跟着能推出一連串的扶貧措施，使香港的貧富懸殊，不致成為繁華璀璨的城市面貌下，深深的一道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