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北俊被撤職是「袋住先」選舉的完美示範

田北俊被撤去政協委員一職，結果是意料中事，過程卻兒嬉得近乎有點周星馳「無厘頭」喜劇feel，尤其那位肥大肉厚唯命是從的富豪，以政協委員身份，屢次站台，一時說「田少」沒有緊跟政協三月時力挺特首梁振英依法施政的動議；一時又說田雖被免職，仍是愛國愛港之士。再加上田北俊昨天傍晚六時說辭去職務，可以「暢所欲言」云云，令這場鬧劇，更添可笑元素。

不過，想清楚一點，田北俊被「搣柴」，隱隱然是「袋住先」選舉的最完美示範。假如香港人真的接受這個框死了的2017年特首選舉制度，那麼，只要田北俊之流的建制派，說了一點中央不中聽的話，也會即時中伏，萬箭穿心，永不翻身，落得告老還鄉，弄兒為樂的下場，因為，這場選舉必然容不下一句參選者的由衷之言，例如：如果我將來當選，我會考慮邀請泛民的余若薇擔任我的副手。

不是嘛，田北俊只說了一句「梁振英是否應該考慮辭職」，便被上綱上線至違反了政協的議定，因而被辭退了職務，從政之人，沒有自己的見解，失去了自由意志，更不可以順應民意，說回一句公道話，那麼，與「花瓶」有何分別？這次事件，丟的只是區區一個中共用來統戰香港利益階層的政協職位，任誰都不會放在眼內，可是，將來選的可是香港最高權力的職位呢，中央由現在開始，便已經布下天羅地網，人大甘願受千夫所指，都要下三道「重閘」，為的便是要提高特首選舉的「安全系數」，不想持相反政見的人「入閘」，試問，中央又豈會容許競逐特首寶座的人說三道四呢？候選人既然覬覦寶座，又怎會說出一些中央不想聽見的說話呢？由是觀之，如果我們真的接受這套「袋住先」的選舉方式，我們將不會聽見一些合符民情，或是真情流露的說話，取而代之的，或會是各候選人不斷說出一些顧左右而言他的說話，或會是閃爍其詞，延續前一任特首般，大玩「語言偽術」。如是者，日後的政治生態必然會發展一套如建制中人常掛口邊的「劣質民主」，只徒具民主之形，而行專制之實。

「袋住先」選舉的其中一種論述，便是假設符合資格「入閘」的候選人，他們的票源再不是那1,200人的選委會，而是那500萬合資格選民。只要到時候選名單不會是邵善波、張志剛及梁振英，而是一些開明建制派，那麼，候選人必然要將焦點放回香港市民身上，必然要細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不過，這個假設未免過於理想。因為這次事件，再次揭示中央政府絕對容不下半點異議，將來也定會否定一切反對的聲音。日後，一些觸動中央神經的政治議題，例如「六四」、「七一」，甚或表面上只涉及經濟民生的問題如「自由行」，實質與深層次「中港矛盾」有關，只要在選舉前後，候選人表達對這些問題的立場時，稍微偏離了親中建制論調的主律旋，中央便會由上而下，發動一場輿論口水戰，奴才以其自身風格，輪流接力，不斷炮轟，直至候選人硬生生收回言論，承認說錯了，或至少用花言巧語，說一句「忘記了自己政協分」(田北俊語)此等「補鑊」說話為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們能成為千多個選委的選擇，背後話事的人是誰？試問，這種「袋住先」的選舉，將來選出來的特首，還會是真心為香港市民爭取最大利益的人嗎？到時，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還會有提升嗎？

因此，這次田北俊被褫奪政協資格一事，正正反映了「袋住先」選舉，「有票梗係要」這套論述的虛妄與荒謬。如果有人還以此回應真普選的訴求，更顯得這些人的無知與偽善。

《失蹤罪》(Gone girl)：沉迷自戀誘惑的現代愛情關係

入場觀看電影《失蹤罪》（Gone Girl），絕對是因為導演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他擅拍懸疑電影，在營造氣氛和劇情佈局上，都別出心裁。這部電影除了貫徹其一貫風格之外，電影還特意透過人生中最親密的婚姻關係，去探討人性中的險惡，結果是，連導演也不能在電影中告訴大家，究竟這是應然還是必然的人性？

電影圍繞一對結婚五年的夫婦Nick (Ben Affleck飾)和Amy (Rosamund Pike飾)的感情生活為主體。對這夫婦，男的只是消閒雜誌的作家，而女的則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故事講述這對由回流密蘇里的夫婦，五周年結婚紀念日那天，Nick回家後發現家裡妻子失蹤開始，發展成電影中段，警方發現謀殺的證據越來越多，Nick的嫌疑越來越大。

一宗「失蹤女郎」事件，本來是充滿懸疑，滿佈伏線的，這麼好的材料落在大衛芬查手上，絕對能夠拍出緊張氣氛。事實上，電影的前半部，導演確曾施展一貫技法，欲營造失踪的懸念。電影簡省了原著中複雜的敘述，可是吸引力亦減半，只透過夫婦結婚週年的線索，帶著觀眾一起找尋這個失蹤女郎。原本有點沉悶的氣氛，給男主角的婚外情打破，為劇情再加添一堆問號。至此，敘述回到女主角身上。導演敢於創新，竟把懸疑片的一條公式打破，在電影的中段便說出真相，觀眾提早弄清女主角為何失蹤。明顯地，導演志不在拍攝一部因循的懸疑偵探片，而是要突破自己，用懸疑手法去交代人性的黑暗，探討愛情關係背後的種種競爭和計算。

男女主角由結識到結合，本身就是一種競爭過程，往往在於突出自己，表現自己，多於理會別人的感受。女主角Amy一再在婚姻紀念日中故作神秘地給予丈夫一些提示，希望他能猜到是甚麼禮物。過程中，其實就是一種遊戲的競爭方式。至於Amy對丈夫的不滿，從而設計圈套讓丈夫身陷險境，則只是把遊戲的範圍和程度擴大而已。

拉斯奇(Lasch，C.)在《自戀主義文化》一書中，指出自戀的人，對過去及未來都不感興趣，反而沉醉在不斷「誘惑—滿足—誘惑」的吞噬式生活之中。女主角Amy便是一個絕對自戀的人，她彷彿沒有同理心，不理別人的死活，只知道一切要在她的掌握之中。因此，別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她眼中，都只是遊戲的一部份。而遊戲的目的，是因為她難以忍受平凡，要做一些奇特的事去得到別人讚賞，從中找到滿足感。是故她在失踪期間，在電視中看見丈夫的窘態，報道的排山倒海，特別令她感到雀躍。自戀的人，更極其重視他人的評價，因此，她的嫉妒心特強，不容別人向她作惡意批評，會向女房伴的飲品吐口水。

後來，她因為錢給別人搶了，於是投靠她的前度情人。本來，她可以待案件告一段落後，與情人到希臘展開新生活。可是，她的自戀，又令她不自覺地興起念頭，重新投入這種殘酷的競爭遊戲生活裏。電影的關鍵在於末段，女主角坐在情人家中，看着丈夫上電視懺悔的經過，那種緊張和專注的神態(不自覺地吃了情人的布甸)，觀眾或會懷疑她是否良心發現，仍然眷戀這段關係。但如以自戀心態分析她的舉動，便發現她這個選擇，其實貫徹了她的自戀心理特徵。這亦解釋了既然她這般憎恨這段婚姻關係，怎麼不早早一刀把丈夫殺死，或乾脆離婚，還要精心設下一個局，讓丈夫一步一步泥足深陷？

21世紀的消費社會，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的出現，讓人彷彿擺脫了群體的單一性，紛紛強調個體的獨特自主，社交網絡軟件如Facebook、Instagram的推出，儘管令人們的溝通更緊密，但亦或多或少出現個人化表現，「攞like」、「unfriend」、「自拍」等行為，某程度上都有點自戀成份，衝擊着現代的人際關係。假如親密關係都如這部電影一般，只剩下自戀誘惑，那麼，我們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從傳統中尋回道德的價值？

發揮群眾智慧：以弱勝強

上星期五(9月26日)，想不到佔中「去飲」還在考慮穿甚麼「飲衫」之際，一眾學生便以直接行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湧進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並在中央旗桿下緊緊圍攏起來。警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架起鐵馬，把示威人群團團圍住。

翌日，學聯呼籲香港人到政總前集會，抗議警方扣留學生。結果，一呼百應，深夜時份，人群再次塞滿附近空間，這是為抗命時代揭開序幕。可是，料不到這塊幕竟是由學生揭開的。儘管警方一再強調這是「非法集會」(學生是以「非法」之名，行合法之義；警方則反之)，可是香港人無所畏懼，仍然魚貫地從港鐵站出發，繞過添馬公園，到達添美道附近麕集。觀察所見，大部份是青年人，他們都穿上雨衣、戴上眼罩，或以保鮮紙包頭，以防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深夜時份，「佔中」三子出現，宣佈提前「去飲」，就地佔領政府總部。消息一傳出，以為人群會不斷增加，可是，結果卻出人意表，竟有學生以「佔中」騎刧活動，選擇離去。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清晨時分的政總少了很多人，亦給予政府藉口清場。不過，社會運動不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9月28日下午，就是因為警方不准威人士再進入政總，因而導致大量市民在衝破干諾道中的防線，湧進了馬路，正如筆者當時想：既然警方說這是「非法集會」，市民又踏在馬路上影響交通，那麼，此刻便儼然是「佔中」公民抗命了。

接著，必然是對陣雙方的一輪攻防戰，正當形勢處於膠着，六時左右，幾枚催淚彈劃空而破，竟然催生了一部改編了的劇本：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加入，警察越進迫，他們越向前走。與此同時，網絡消息此起彼落，號召市民往其他地方，於是，銅鑼灣、旺角等地分別出現了佔領行動，流動佔中，於焉出現。

不過，出現這種「佔中」活動遍地開花的情況，可以說，全出乎主辦者意料之外，亦是他們所不可能辦得到的。這種敵進我退的做法，當然不會是那些學者可以想出來的，這全是那些手無串鐵的香港人，因着催淚彈的刺激，藉着網絡通訊的聯繫，判斷形勢，發現防暴警察在金鐘與中環交界布防，絕難糾結大量市民到中環「去飲」，於是提出一些「權宜之計」，既然退到銅鑼灣，那就索性佔領了這個香港購物區。接着，由於港鐵過金鐘列車擠迫，人們不能到港島區支援示威，於是，有人索性走出旺角彌敦道，佔領了旺角。這種輕巧智慧，竟令「佔中」的形勢出現轉機。

法國學者De Certeau在他的《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中提到，經計算過的權力關係，是一種「策略」(Strategy)。當擁有意願(will)和權力(power)的主體，如一支軍隊、一座城市、一個科學建制，一旦能獨立出來，這操弄便有可能發生。這些權力假設了一個能界定屬於它們的地方(place)為根據地，從而可管理那些由目標和威嚇靠所組成的對外關係。這種權力計算，會經常會在法律之內肆意以體制暴力，欺壓弱勢一方。因此，他認為弱者如果要戰勝這些強大的對手，必須施以巧妙的一擊，因此，他提到「戰術是弱者的藝術」(A tactic is an art of the weak)。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弱者會利用一些「戰術」(Tatic)，去挑戰強權機器的「策略」(Strategy)。日常生活中，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小販「走鬼」時會把「搵食工具」化整為零，以避開小販管理隊的遞補。

9月28日，香港的防暴警察，裝備先進，頭戴防毒面，手執堅固盾牌，發射的是每罐都價錢昂貴的胡椒噴霧，槍桿子射出來的則是科技結晶的催淚彈。這些裝備要對付的，只是徒手衝前的香港市民。然而，弱者不會坐以待斃，而是挖空心思，用一些小技巧去挑戰警方的大裝備。於是，我們見到市民將一把把雨傘撐開，抵擋胡椒噴霧；以濕毛巾、保鮮紙包裹眼耳口鼻，穿梭催淚彈的白煙之中。防暴警察一到，很多市民走上行人路及天橋，非法集會，頓時變成合法逛街。這些都是De Certeau所說的「弱者的藝術」。還有，市民自發放鐵馬堵路，維持緊急通道暢順，或是以電話作電筒，以紙皮當卧蓆，都是「權宜之計」(Making-do)

De Certeau進一步解釋何謂「弱者的藝術」：「戰術」(tactics)是一種取決於正確場所(proper locus)的缺席、經計算的行動。由於沒有外在的界定，規定了它必須自發的狀況。「戰術」的空間是別人的空間，因此，它必須戲弄一個強加了外在權力的法規和由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這次行動，名為「佔中」，實質並沒有佔據中環要塞，也沒由佔中三子指導，而是由香港市民自發侵佔別人的空間。佔領行動的翌日晚上，有示威者甚至在馬路上放置燒烤爐BBQ，或三五知己在踢球，或集體唱歌，或把示威標語貼滿停放在路上的巴士，這些舉動，皆有意無意顛覆「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即在「非法集會」中，再專作一些違法活動。這是De Certeau所說的trickery，種種行為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是戲弄權力機關，挑戰既有規則。

弱者要戰勝強權，他們不只要懂得一些簡單的生存戰術，還要滲進一些藝術成份(artistry)。例如是次活動，市民撐起的一把雨傘，已成為佔領行動的象徵物，有外國傳媒甚至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當中包括手執雨傘擋胡椒噴霧的圖片、幾千人一起撐起雨傘的舉動，雨傘的裝置藝術等，只要不斷在活動中尋找創意，把創意轉化成一些象徵，從而化成一種人們刻骨銘心的印象，這次運動的意義和目的，才可以牢牢地成為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像「鏈帶」一樣承傳下去。

此外，De Certeau又提到「戰術」需要利用和依賴「機會」，在沒有任何能夠積貯勝利的基礎下，建立它自己的地位和計劃突襲。贏到的東西它不能保存。說實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大據點其實都沒有勝利基礎，只是人們利用「機會」，偶然間佔領的，不同的因素的介入，會出現很多變數，隨時糾結，亦會隨時瓦解。「這種無結果的狀況賦予戰術一種流動性；但肯定的是：那種流動性必須接受瞬間機會，匆忙之間，抓著特定時刻所提供的可能性。」佔中行動蘊釀時，已有人提出示威人群「流動性」(mobility)的重要。人群的集結很容易，不過，要在某一根據地出現不穩定狀態前，抓緊機會，拓展地盤，「在特殊接口間開啟的縫隙，來入侵該權力，並在其中製造驚喜。」欣聞學聯警告梁振英不辭職的話，會把行動升級，堵塞政府機關。這就是De Certeau提到的「入侵該權力」，從而製造弱者取勝的機會。

這就是群眾活動的偶然性。我們每一個人，在強大的權力機關的高牆面前，都是一隻隻脆弱的雞蛋，但是只要「弱者」動動腦筋，發揮創意，順手挪用一些民間小智慧，也可以普通人的道德勇氣，戰勝這道看似牢固的高牆。借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的開首幾句作結：「To the ordinary man.  To a common hero, an ubiquitous character, walking in countless thousands on the streets ……」

每個普通的香港人，都能以「弱」勝強，都是時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