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是為了把故事說下去

六四事件27周年，支聯會續辦六四遊行，六月四日當天亦一如以往，舉行悼念晚會，以告慰二十多年前壯烈犧牲的死難者在天之靈。不過，今年的遊行數字明顯減少，支聯會稱有1,500人，數字較去年大跌一半。表面上，數字的下跌好像代表香港人已遺忘了那年那夕發生的慘事，一些建制中人已率先以此作定位，謂很多香港人已不想再在這件事上糾纏。儘管「六四事件」真的如他們所說，發生了一段時間，很多香港人已提不起腳步上街遊行或靜坐悼念，但這是否就代表香港人心裏已沒有了放下「六四」的空間呢？

參加的人少了，有很多原因，例如後「雨傘運動」出現的無力感；不滿支聯會歷年對「六四」的定位和論述；甚或日益壯大的「本土」聲音，都令年輕一代刻意與中國的事情劃清界線。結果，今年先後有學聯退出支聯會和樹仁學生會總編狠批支聯會為「龜公鴇母」。但撇開以上種種原因，真正悼念的原因只有一個：記念六四就是為了彰顯人性的光輝。

翻開史書，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殺了千千萬萬的人，為社會和後代子孫帶來幾多的創傷？遠的不計，光是1949年以後，中共所犯下的彌天大錯，令多少代中國人活在痛苦裏？三面紅旗、反右運動、文革，乃至六四，死了的姑且不去說吧，生存下來的倖孝者如何自處？當中國投進「世貿」的懷抱，眾人稱道中共讓13億人民溫飽，甚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看似光榮的事蹟，其實是踩着屍體走過去的。反觀這些倖存者，他們除了要面對親人離世的哀傷之外，還要面對社會秩序處於重整階段時，道德價值淪亡的衝擊，接受是非黑白逆轉的悲哀。每年的敏感日子，還要受着秘密警察的滋擾，動輒硬加一條罪名，叫你嘗嘗牢獄之苦。看看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看看一眾死難者，你便會明白追求公義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明乎此，紀念「六四」便變得很簡單了，站在人道主義的位置上，這是每年都應該做的事。至於有人分析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可以做到「遍地開花」，更容易把中共「六四」屠殺的訊息傳播出去；還是力量分散了，不能好好地聚合數以萬計的市民「對準政權」作驚天怒吼？這就見仁見智了。

真正了解「六四」見證者的故事

如果研習「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閱讀「六四」見證者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六四事件」，才可以決定以甚麼方式和理由去悼念/不悼念「六四」。班雅明《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中提到：說故事就像一條傳統的鍊條，把過去和現在扣上，把值得記念的東西流傳下來。說故事，而扣連過去與現在的就「回憶」，把「回憶」再創造，就能一代傳一代，令「回憶」歷久常新。(Memory creates the chain of tradition which passes a happen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舉個例子，我們每年都會從支聯會裏知悉丁子霖女士的近況，這位忍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四出搜尋死難者的資料，促成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可是，我們有沒有認真看看「天安門母親」的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受壓迫者的經歷呢？

又例如大陸學者蔡崇國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現場「目擊了六部口坦克車瘋狂碾壓學生的場面」，他就如一個班所形容的「說故事的人」，因為這事實在令人太難忘了，所以我們不用太刻意去聽，迹近自我健忘(self-forgetful)，反而印象會更加深刻。(The more self-forgetful the listener is, the more deeply is what he listens to impressed upon his memory.)蔡氏若干年後不經意地說出這一句，「記憶最深是被夾在坦克履帶裏的一條藍裙子。」他就在某情況底下，會記得並把當日的記憶說出來。(http://64.appledaily.com/news/all/55179176)

這些「六四」故事，每一個都說出來都刻骨銘心，每一個都是倖存者的見證，都是對抗專制政權的最有力武器，也是我們了解「六四」真正意義的憑證。

態度可以不同，立場不會改變。

當然，「六四」已過了二十七年，真相仍未大白，中共仍然一貫地否認自己的錯誤，並且強硬地打壓異見人士，還六四真相仍是遙不可及的事。歷史的沉澱帶來了各種不同的論述，而各人的論述定必然引起爭論。可是，仍要回歸最基本那一點：儘管我們對發生多年的「六四事件」取態不同，但彼此的立場一定不能改變，原因是：我們既然對「毒奶粉事件」、「豆腐渣工程」和「列車追撞事件」等中國社會近年發生的事，都顯得忿忿不平的話，那麼，每年聽着說着這些的「六四」故事，也應該會是義憤填膺。當比較現今中國政府的滿口歪理，真有種說不出的悲涼。說故事的人，每一年都說出內容一樣，描述不一的種種經歷時，聽的人早已把這些故事，放到自己的心坎裏去，若干日子後，仍然會不經意地回應別人對中國的想像，縱然彼此對「六四」的態度已經不一樣。

紀念六四，就是為了把故事一直說下去。

讀者才是明報的老闆

筆名「安裕」的《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4月20日凌晨突接獲通知被辭退，並即時生效。這個消息令一直拜讀其鴻文的讀者既震驚又惋惜。我們一方面震驚《明報》歸邊「轉軚」之心的堅決，不惜炒掉編輯部的「靈魂人物」；另一方面，又惋惜另一位敢言正直的專業人才最終也敵不過權力魔爪的蹂躪。

有員工質問走的為何不是鍾天祥。鍾天祥竟忠臣上身回應該同事：「呢啲嘢我交畀老闆決定。如果你係老闆我會聽你講，可惜你唔係。」《蘋果日報》(2016年4月21日)鍾的老闆至上說法，表面上好像理所當然：老闆請你，給你發薪，他理應有話事權，他要炒誰都有權下決定。鍾天祥甚至搬出自己，謂明報上下職工最高的便是他和姜國元，要走的不是他便是自己。然而，《明報》作為立足香港的少數歷史超過半世紀的傳媒，香港的讀者才是明報的真正「老闆」。原因簡單不過，因為報有報格，一份報紙的風格，是吸引甚麼類型的讀者群的最重要指標，換句話說，有怎樣的讀者才有怎樣的報紙，因此，當報章暗暗「自我審查」，裁掉不乖乖聽命的人，改變報格，原先支持報章立場的讀者便會悄然捨棄而去，新的讀者群又未形成，報紙立場或變得左搖又擺，惹人生厭，銷量又怎會向好呢？除非銷量和收入減少這回事，並非是令「安裕」消失的真正原因吧！

還有，姜國元被辭退的原因，鍾天祥說是「節省資源」。這個理由實在牽強得近乎荒謬。一間公司要裁員，藉此節省資源，從來都是以年資和表現為指標的。既然如此，姜氏身居高位，表現優秀，盡心盡力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更甚者，他以筆名「安裕」在「星期日明報」撰文評點時事，深得廣大讀者喜愛。如此健筆一支，人才一名，《明報》竟以這個理由辭退他，差不多等如「莫須有」罪名一樣。《明報》不是「節省資源」，而是「浪費資源」——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

須知道任何一間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一定是人才，不是廠房機器，資源設備。因為「硬件」易得，「軟件」難求。傳媒這一行，或其他頻密地與人接觸的行業一樣(例如教育)，需要的除了專業之外，還要加上經驗，更重要的是具有道德操守。因為，有專業，有經驗，卻沒有正確價值觀，反容易為權力所利用，一個決定，一項政策，都憑着專業知識，富有經驗地為權貴服務，幹下損害社會或人群的事。

香港曾經是尊重人才的地方，只要有真材實料，不愁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這令到香港成為真正多元化的國際都市。可是，幾年下來，政府帶頭以奴才庸才治港，當官的，不問才幹如何，卻先問你是否「政治政確」？意識形態為何？所謂的「理念」是否一致？至於，持之以恆的香港核心價值，如法治、新聞自由、專業等都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是否已變成一個「人才」當「庸才」用，「庸才」當「奴才」用的社會了？不然的話，為甚麼企業也好，政府也好，咸以為要生存必定要向北面稱臣，以為政權是真正的老闆，卻忽略了立足香港的重要。香港的讀者才是《明報》的真正「老闆」；正如香港的市民才是特首的真正「老闆」，香港的觀眾才是電影的真正「老闆」一樣。

《伊朗式再婚》(Nahid)：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部電影《伊朗式再婚》(Nahid)， 是繼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兩部描述伊朗社會婚姻狀況的佳作後，電影再次探討一直保守的伊朗社會當前的棘手問題，這次換了新晉導演艾黛潘娜嫻德，一樣令觀眾思考伊朗女性在現代婚姻中的位置。

故事由女主角娜希(Nahid)離婚後開始，當個打字員，日以繼夜，工作再工作，都未能應付生活所需，每天都要為租金張羅。可是，生活再苦，也不夠帶孩子的苦。兒子正值反叛期，對母親的命令，常陽奉陰違。此時，娜希的富有情人希望結婚，如此一來，娜希順理成章解決了生活重擔。然而，伊朗婚姻法規定再婚便有可能失去兒子的撫養權，娜希不願意與兒子分離；更重要者，她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願再把下半生交託任何一個男人，讓他們為自己決定如何走下去。電影中經常出現一疊又一疊的鈔票，這是娜希換取安穩生活的源頭活水吧，只要她願意，情人會替她交屋租，替她付兒子的學費，更不用她打字打得手指頭都痛了，這可是令任何女性都羨慕的幸福吧？可是，她深信只要接受這些援助，她想要活出真正自由的希望便會幻滅。現實社會，男性常以為這樣做才叫讓女性得到幸福，當然，很多女性以此為榮為傲，「嫁個有錢人」成了女性幸福的代名詞。可是，這在女性主義角度看，有這樣的女性，擔任「他者」的角色，才令男性主導的歷史得以再維持數百年。要改變這個現狀，女性必須擺脫依附男性，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也許提升女性的「主體性」，找回自我，才是體現男女平等的要旨。

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可惜，娜希處身的社會仍桎梏一個女性尋找自我，追求自由。電影中的四個男性，對娜希或多或少帶來不由自主的控制。第一個是她的前夫，一個吸毒的混混，縱然戒了毒，卻仍終日吊兒郎當，三更窮五更富。娜希最怕他取回兒子的撫養權，也是她不欲再婚的原因。第二個是她的情人，一個經營旅館生意的伊朗中產。他中年喪妻，帶着女兒，頂着背後的一班姨媽姑姐的嘮叨，跟娜希的相戀是含蓄有禮的，可是，連娜希也搞不清，究竟他想找個女人當女兒的母親，還是真心真意

愛她。第三個是她的兒子。這也是最令娜希牽腸掛肚的男性，她的命運不由她自己掌握的原因，正正是要撫育兒子長大，可是兒子不領情，處處與她作對，反而跟着父親，有種說不清的合拍。不過，她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給撫養兒子的重擔壓過來，不如說是因為離婚女性，要有尊嚴地照顧兒子，不惜每天想方設法，與生活搏奕，從而產生主體性，假若沒有這種體驗，她還以為自己找到了男人給予的「幸福」呢！第四個是她的哥哥。他出場不多，但舊式社會，長兄為父，離婚婦人回到娘家，受盡白眼，哥哥勉強收留她，為的只是保着家庭的名聲，與同情娜希無關。娜希在這些男性眼中，女性是天生的不完善，欠缺男性的某些特質，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這種「他異」是理所當然的女性本質，因此，男性是中心，是「我者」，而女性只是男性視角下的「他者」。

找回女性的主體性

電影中，娜希不斷為生活而張羅，為金錢而頻撲，不惜向好友借錢，甚至把好友金鍊、自己的結婚戒指都全抵押，卻硬是不肯開口向富有的情人借錢，這當然與她的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她刻意與情人劃清界線，是為了保有那女性難得的自主自由。這與其說是娜希的性格使然，倒不如相信這是她主體意識浮現的反映。因為她相信要克服週遭環境，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她拒絕了情人的金錢援助，為的是不想繼續成為男人的附庸。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認為：「每個主體透過對自我的種種構思，具體將自己設立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他只有不斷超越，邁向其他更多的自由時，他的自由才得以完成；只有向無限開放的未來伸展、開拓，才能讓他當前的存在具有正當性。」《第二性》(第一卷) 娜希爭取的「幸福」，不是男性施予的，而是要超越自己，爭取存在的正當性。女人不是男人身上「多餘的肋骨」，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還有，人情與法律，在舊社會彷彿也是為男性度身訂造似的。伊朗的婚姻法中規定，女性要取回兒女的撫養權必須放棄嫁妝。因此，娜希要回兒子，她必須交出嫁妝，致令她離婚後一貧如洗。此外，她的情人急於結婚，於是要求娜希「臨時結婚」，以堵塞親朋友攸攸眾口。伊朗社會仍有「臨時結婚」這回事，須按月續期。結果，這法律的灰色地帶令娜希兩面不是人。一邊廂，要面對來自舊夫家，外家親友的詰問，責難她為甚麼瞞着前夫兒子另結新歡。另一邊廂，新夫家又欲追問為甚麼還拖拖拉拉，不來個了斷？原來法律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不斷製造問題。不過，最後娜希還是將命運交予相對較客觀的法律，打破了舊社會傳統思維，這可不是容易的決定，反映了伊朗新女性的特立獨行。

娜希周旋於這幾個男性之間，處身新舊交替的社會，靠着真誠和勇氣，爭取獨立自主。面對這錯綜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她不得不面對人情與法理、傳統與現代，愛情與親情的挑戰，衍生出的一連串問題，竟要一個伊朗女子承受並作出抉擇。電影客觀地反映女性在新舊夾縫中如何自處，勾勒出一個地地道道的女性故事。

請教育局局長再接受「教育」

上星期六，從新聞中看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出席中學校慶時，無視學生訴求，拒絕下車接信，還被拍到在車內只顧低頭把玩手機，又不時望手表。筆者的第一個反應都幾諷刺：香港學生真的要好好再「教育」一下這個教育局局長。

據報，事件擾攘近個半小時，吳克儉終在警方協助下離去。那天，面對群眾，吳局長就坐在車內低頭看電話，似乎對身邊發生的事無動於衷。根據他事後解釋，他是處理公務。然而，整整90分鐘的時間是全用來處理公務嗎？如果是的話，那麼，局長的工作效率也着實太低了。

至於，那為甚麼他不下車親自接過學生的請願信？那需要多少時間？只要他肯接信，事情絕不需要擾攘一個半小時的。他是否似乎秉承了局長「奶媽」林鄭月娥的教誨，不飲鉛水，不接請願信，不向刁民屈服，避免與暴民接觸？還是他怕一踏足公共領域，一班學生公民就仿如幾年前的「學民思潮」黃之鋒等，再請他吃「誠實豆沙包」，令他難堪？

如是前者的話，則政府已直接間接承認官員與市民為敵，政府是不可以向敵人屈服的，所以不能夠下車接信。如果是後者的話，則又直接間接暴露了一班高官是如何懼怕市民。局長你怕甚麼？學生若對你動一根毫毛，必遭社會各界的讉責，但若你不接受學生的請願信，則反過來受到社會的訨責，因為你身為局長，不接學生的信，是自絕與學生溝通的機會，那麼，貴為掌管教育政策的最高級官員，如何再在另一些場合，高調說如何如何關愛學生，推出的政策和措拖怎樣為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你眼前不是有一班叫得聲嘶力竭的學生在呼喚你現身接信嗎？

翌日，他出席另一個活動時，終於說出了他的理據，他認為學生攔在車前面，圍着他的車子，是衝擊，是激進，「稱擔心校園政治化，學生會被人影響和利用，將衝擊干擾秩序行為常態化。」《明報》(2016年3月21日)儘管這是權力階級應付持相反意見的人的一貫技倆。

可是，教育局長一職不是一般的問責高官，而是身負社會作育英才的重責，公眾期望擔任此職的人對教育必然有一番抱負，制定政策時要情理兼備，不可以只服從政治理念或意識形態。此事上，就算學生真的受人利用，他也要下車接過請願信，然後表示收到學生的訴求，會再檢討現行政策云云。這不是「公關騷」，而是真正的教育家風範，這樣做才可以為莘莘學子樹立榜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些概念，對於只懂欣賞櫻花的人也許是太深懊了。

還有，他在上午出席畢業禮後，坐在車上可能憋了一肚子氣，吳其後在另一活動上表示，「社會一有問題即歸咎香港教育制度差，他對此『深深不忿』、『好唔順氣』。」《蘋果日報》(2016年3月20日)事後又把低頭看手機事件歸咎於社會人士「欲加之罪」。首先，當社會有問題出現時，全世界都必然把矛頭指向教育(廣義來說，是指向政府)，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教育局長或一眾局長，這是正常不過的做法，因為政府掌握最多的公共資源，正如局長你一樣，「怕熱不要進廚房」，當你每月坐食俸祿三十萬時，有些事情是否要好好反省一下，而不是說「不順氣」，「深深不忿」等賭氣說話。局長，這些話不如在夜闌人靜向星空訴說，或是乾脆辭職不幹，好騰空位置，讓能者居之。這是權責問題，權力越大，責任便越大。

其次，正當社會瀰漫負面情緒時，尤其是青少年面對壓力不知如何自處時，吳局長是否應該身先士卒，向社會大眾發放「正能量」，而不是在公眾場合發晦氣，指責別人不體諒教育界的同工(其實社會大眾是體諒老師，但不體諒制度)，他看事物如此負面，如何叫教育界直面青少年問題呢？第三，就是他本人的問題了。他越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越是擺出一副理直氣壯，或深受委屈的樣子，只會使人益發覺得吳局長沒有認真檢討當下香港社會如何有意無意間，逼迫青年人走向絕境，而是動輒介意以別人對自己所做的事作評價。

在此呼籲教育局局長再接受「教育」，學習如何與青年人相處，如何處理權力和責任等議題。此說也適用於身在教育界而只重視一己名聲，個人利益之徒。

《焦點追擊》(Spotlight)：如何對抗制度的惡？

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的榮譽終落在電影《焦點追擊》上，電影意義深刻，內容平實，奪獎可謂實至名歸。電影敘述由2001年起，《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的「焦點新聞」記者五人組，鍥而不捨，深入調查，終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醜聞，所牽涉的神父之多，受害者之眾，震驚了全世界。電影把十多年前的一件頗為敏感的教廷包庇神父事件，不偏不倚，客觀平實地交代出來。難得的是，電影除了導演手法平實，每個演員的表現都恰如其份，舉手投足之間，真實呈現記者那份道德情操和社會責任，令觀眾邊看邊隨着一眾記者去追尋真相與公義，彷彿電影本身再生產了一種意義，給予世人對制度的惡有更深刻的反思。

新聞自由加上良知和勇氣才能結果

記者這職業，是集理性與感性於一身的一門專業。電影中經常出現記者訪問人物的情節，每個受害者向他們交代自身的經歷時，都是一次把創傷翻開的悲痛體驗。可是，記者的理智告訴他自己，對於受害者被神父性侵犯，他們不能夠不直接坦率地問下去，而且要問得徹底。女記者費莎莎(Rachel McAdams飾)單刀直入問受害者：「以下我將要問一些重要的問題，你介意原原本本，詳細地告訴我嗎？」這要求不是為了谷銷量，而是盡了記者的天職，揭露事件的真相，為受害者討回公道，這當中絕不只有專業理性，而是包含了作為人所擁有的良知和勇氣。因此，她才不怕觸動受害者的脆弱心靈，靠的就是那顆憐憫的心——以宗教的本質，去揭露宗教的醜聞。

專業的記者靠的是從學院學回來的知識，加上慎密的分析頭腦，還有，最重要是有一顆正直真誠的心，為公義不惜挑戰封閉的制度。電影近尾聲時，主管華特羅賓遜(Michael Keaton飾)的手下質疑為甚麼一早已收到律師電郵受害者名單時，他陡然取出剪報，鼓起勇氣說出原委。原來幾年前，報章已經有報道這則新聞，可是大家各自忙着其他的事情，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竟然輕輕錯過了追查下去的時機，讓事情發酵後才瞿然自醒。記者們聽了米高的解釋後，面面相覻，心情沉重，想必然是如果早早發現了，事情會否不致這樣壞？此時，電影的鏡頭好像凝住了，一種道德自責的氣氛瀰漫着斗室之間，使觀眾看了也心有戚戚然。其實，瞬息萬變的社會，新聞一出即變舊聞，不獨記者會忽略跟進報道，甚至連讀者也許會不屑一顧。是人對外物麻木，還是這個世界轉得太快？

平庸的惡與制度的壞

電影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究竟我們如何挑戰制度的壞？這也引伸出另一個更大的討論點：制度的壞是否由平庸的惡而起的？電影中穿插了很記者登門造訪受害者的片段，當中，記者必然會問到一個問題：你為甚麼會單獨跟他們(神父們離去？絕大部份的受害者都會回答，神父代表上帝意旨，況且家人一直都相信宗教的意義，你會不跟着他們離去嗎？結果，一個又一個受害者沒想到向善的教義背後埋着人性的醜惡，教區為了解決問題，只因着受害者的要求，利用另一個制度：司法，透過律師，向受害者賠償損失，而那班以上帝之名行人性之惡的神父，教區則利用制度的漏洞，以不同理由把他們調職，而不是交予司法制度裁決。電影中其中一幕使人感動的是，米高請示總編輯，究竟如何報道這宗醜聞時，明確指出使人驚訝和氣餒的，並不是一兩個敗類的惡行的昭然若揭，敗壞了制度的名聲，而是我們一直信任的制度，竟然處處包庇違法敗德的人。

那麼，我們如何對抗制度的惡？雞蛋如何挑戰高牆？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人只有透過「思想」(Thoughts)才能改變現狀，對抗制度的壞。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制度，或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表面似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別人的需要，平庸的惡與制度的壞便像細菌般延下去。她在《心靈的生活》(The Life of Mind)中問道：「思想行為本身對一切引起你注意的事物都細加審查，……這種行為是否可以成為人避免作惡，甚至必然抗惡的條件呢？」《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便以敏銳的觸覺，起初被一單普通的新聞吸引着，繼而抽絲剝繭，四出採訪，終於抽出背後使人吃驚的內幕。

勿以善小而不為

本片與同是競逐本屆奧斯卡獎項的電影《沽注一擲》(A Big Short)一樣，皆描述一個無人不信，滴水不漏的制度，可以由一些大家不察覺的事情開始，制度慢慢被侵蝕，處身其中的人卻互相作假，彼此包庇，最後，演變成為一場全球大災難，前者指向的是梵帝崗天主教教廷，而後者則是美國華爾街金融市場。維持制度的善，靠的是理念和信任；衍生制度的惡，則是階級與權力。人只能憑藉獨立思想，然後付諸行動，才能對抗在制度背後那強大的權力和利益集團。有時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或靈感，往往成了推倒高牆的星火，足以燎原。因此，勿以善小而不為，只要努力深耕細作，有一天高牆終會倒下，石隙定會長出鮮花，就如電影中的專業記者一樣，堅持追尋真相，維護公義，世界會變得不一樣。

《冰天血地8惡人》(The Hateful Eight)：善惡到頭終有報

我們看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的電影，除了震攝於其凌厲血腥的暴力美學之外，還有那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電影主調。而這種善惡觀卻又不是放在絕對的大是大非上作道德審判，而是一種本於行俠仗義同仇敵慨的人格反射，例如《危險人物》中布斯韋利斯本可藉機逃走，卻仍回頭拯救那個追數債主黑幫大佬，免其受辱。結果，令他難以置信地逃過一劫。

除了必要的血腥暴力，就是以這種價值觀貫串其所有電影，幾乎沒有一個角色的演繹不跟隨導演這種直觀方式發展下去。因此，他的電影角色，應死則死，死不足惜的人，留一分鐘也多餘；應生者生，命不該絕之輩，導演總有方法把他們留下來。《冰天血地8惡人》也正是述說着這套道理。

坦白說，電影上半段有點沉悶，各個人物的對白太多，嘮嘮叨叨，看得人眉頭一縐。這也許是導演的本色，發揮得好的時候會令人看後印象深刻，例如前作《黑殺令》一眾角色說故事則極為精采，《危險人物》中「金錶」的由來也使人拍案叫絕。不過，此戲中段則漸入佳境，回復了導演的一貫水準，說故事的技巧和層次皆令人嘆為觀止。

電影最令人象深刻的是Sammuel L Jackson飾演的黑人捕快角色。他本也不是好人，當然也不全是壞人，眼裏縱然只有錢，但偶爾也講一點道義。一方面，他不喜歡賞金獵人同行「吊頸佬」(Kurt Russell飾)的唯利是圖，樣樣計較。卻又沒有忘記他肯收留自己上馬車，自己得以避過凍死道旁的厄運。後來，他又放過了自稱候任紅石鎮警長(Walton Goggins飾)，原因是他不是下毒的元兇。可是，他又會對戰爭的老敵人講出他如何虐待其兒子。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報應」一回事，那麼，當他最後被敵人打爆了蛋蛋，觀眾也不會感到意外。

電影的影像突出，尤其是後半段，充滿腥風血雨，看慣了的影迷當然不當是甚麼一回事。反而，電影中的兩個意象令人深思。開首一個鏡頭，冰天雪地的白茫茫景色，出現了耶穌被架十字架，接着有一隊人馬疾馳而過(後來才知是一班惡煞)，一種強烈的善惡對比，油然而生。還有，那封林肯寫給賞金獵人的親筆信。這封信貫徹了全片主題，林肯及其思想，除了代表了當時維持人心的正義思想之外，也是美國的立國精神，可想而知，這封信連一介草莾賞金獵人都珍而重之，貼身攜帶在身邊，這種精神感召力，由古至今，無遠弗屆。不過，在生死肉搏的當刻，赤裸的人性互揭陰私瘡疤之際，最大的意義是求生，甚麼道德，甚麼公義，其實都不在考慮之列，或許可以這樣說，善惡觀念，應是在生存下來之後，才可以再提。

近日，一場普通的立法會公聽會，有港人速讀三分鐘，概括了特區政府劣績班班的施政謬誤，她的字字珠璣，網上爆紅，火速被網民稱作「火爆姐」。當中最令一眾網民「like」爆的是：「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做報應」。本來，21世紀現實社會再提這種中國小農社會的宿命論，事實有點啼笑皆非。可是，今天香港社會的世道沉淪，禮失求諸野，有人重提「報應」這回事，彷彿又有種極大的牽制力，對着那班倒行逆施的人：「若然不報，時辰未到」。假如香港的未來是一部昆頓‧塔倫天奴式的電影，這句話必會應驗。

這是一場戰役，不是戰爭

如果我們把整個爭取民主的過程之為一場戰爭的話，那麼，新界東補選其只是一場戰役。歷史告訴我們，一場戰役會影響一場戰爭交戰雙方的命運，相反，又或者只是戰爭中對陣雙方彼此微不足道的一次交鋒。如是者，假如將新界東補選放在這套宏觀敘事中作比對，我們是否不應把得失看得這般重要呢？

如果要說這場新界東補選戰役有甚麼歷史意義的話，那應該是：這場選舉正式揭開戰幔，象徵着「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的新一頁，年輕一代將以新的理念和抗爭方式，對準專制政權，無論那是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派；還是溫和理性的專業團體，都在好像每天都一切如常的現實生活中，漸漸地將他們的那套政治論述，滲進「後雨傘運動」的社區裏。看看楊岳橋、梁天琦兩位80、90後的年人站在講台前，如何憑着銳利的辭鋒，堅實的信念，把那些以為可以憑建制實力，流幾滴眼淚蒙混過關之徒；或是，根本沒有政治理念卻空說新思維第三條路線的庸才，迫得他們畏首畏尾，詞窮理屈。這幾巴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之餘，亦告訴「離地」香港人，繼續支持他們，香港只會比現在更差！香港人如果不是生活在平行時空，有甚麼理由不投票給有理念的年輕一輩呢？

也許，這次投票，表面上是關乎立法會未來運作的關鍵一票，但實質上，如果撇除一切政黨門戶的外衣，我們投下的，其實是信任香港年輕一代的一票，這包括對兩位年輕候選人的信任，也是對「雨傘新一代」，或覺醒的香港人的信任。今次選舉，投下一票後的歡欣和喜悅，必然比以往任何一屆投票的滿足感還要多。因此，不需要說「以大局為重」這種官腔，更不用「含淚」這般嚴重，投票是自由意志的表現，民主選舉是票多取勝的遊戲，只要新界東的香港人懂得甚麼叫政治，結果其實不大重要。就算最後真的漁人得利，建制派是否會即時修改議事規則，還是未知之數。政治真是一日都嫌長，如果連建制派裏所謂政治智慧最高的曾鈺成都只爭朝夕，到時不要怪民怨之火為甚麼這樣熾熱了。歷史上贏了一場戰役，輸了整場戰爭的例子比比皆是吧！假如這次泛民真的因為兩虎相爭而輸了議席，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建制派以為取勝了便可為所欲為，只是「贏了戰役，輸了戰爭」，這只會把香港人的不滿和憤怒再一次倍大罷了。新界東補選是民意向政府說「不」的序幕，真正的戰場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