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我們需要新聞自由？
上星期三，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上班期間，遭到兩名兇徒襲擊，身中六刀，傷及背部和腳部，情況曾非常嚴重，幸好經搶救後，現轉趨穩定。新聞界在星期日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了靜坐及遊行示威，讉責暴力行為和捍衛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問：為甚麼這件事令全城囑目？社會不分「左中右」都讉責兇徒的暴力行為？
坦白說，香港社會每天都有些暴力行為，但為甚麼那些新聞不能觸動我們的神經，但這件事卻令香港人非常憤怒呢？就是因為劉進圖是新聞工作者，工作的目的是報道社會事實真相，監察權力機構和有權有勢人士，不容許他們濫權、以權謀私，並且透過真實的報道，為社會上無權無勢的小市民發聲。新聞工作者靠的只是一枝筆來維護社會的公義。所以，傳媒又叫做「第四權力」，即是獨立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以外的「監察權」，為的是揭露社會不公不義的陰暗面。過去一年，如果沒有傳媒記者不斷的追踪和揭露，我們不會知道特首梁振英涉及「僭建」，又不會知道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貪腐酬酢事件，更不會了解原來虐待外地傭工的事件就在你我身邊。因此，當劉進圖遇襲後，社會上不同政見，不同階級的人士，都齊聲讉責兇徒，因為他受襲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大眾的事，每一刀都砍進了香港的核心價值裏。
問：為甚麼這件事又與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關？
新聞自由是傳媒有權決定自己想寫什麼而免於恐懼；（安裕語）
新聞自由是所有人有的空間，在這空間裏，記者可以採訪，獲取、發布資訊，社會大眾可以通過這機會得到資訊，可以體驗交換資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空間，讓人從而有機會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監察政府。這不止是個人免於受限制，而是關乎公共空間是否有足夠資訊，讓人參與公共事務。（杜耀明語）
按以上論述作推論，如果日後香港與傳媒有關的暴力事件不斷發生，而警方又無法破案的話，便會助長了惡勢力的氣熖，傳媒或者會因不同程度的打壓，而出現「自我審查」，就好像過去傳媒被抽起廣告（am730)；辭退主播（李慧玲事件）；撤換編輯（明報換總編輯事件），如果情況不斷惡化的話，到時候，我們每天人手一份的報紙，從電視看到的新聞報道，只能看到的便是一些造假的報道，甚至不作報道，那麼，我們如何透過傳媒，擁有資訊，交換資訊，從而監察社會，參與公共事務？
所以有人（梁振英女）在網上說劉進圖遇襲和新聞自由無關，要人「基於事實的判斷（informed judgement）」，就像叫人拿出證據，證明「阿媽係女人」一樣無知。
問：我明白事件為甚麼這麼受關注了，但是新聞自由又對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呢？
因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分不開的，好像孿生兄弟般。因此，如果沒有新聞自由，那麼，我們的言論自由也會一併失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好像很抽象，但其實就是「發聲」的問題。甚麼是「發聲」呢？不是發出無意義的噪音，而是為不公平不公義的情況出聲。新聞的報道如果受到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威脅，就會出現「寒蟬效應」，大家便再不會再發聲，因為「出聲」原來會沒有好結果的，試問，社會上如果再沒有人為其他人表達意見，伸張正義，社會如何能夠維持公平公正呢？假如這種面對任何事情都只懂得沉默，面對不公平事只會拋下一句：「算吧，我做不了甚麼」，甚或只懂求神拜佛，奢望下一個不會是我，如果這些人的想法和態度，都變成社會的常態的話，最後，只會助長了擁有權力的人，躲在黑暗的人，可以肆無忌憚，用任何方式，包括暴力，包括恐嚇，包括免職等，去叫反對他們的人「收聲」。大家也看過那首關於良知的詩歌吧？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所作的詩：
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
我沒有抗議；
我不是工會會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因此，無論任何階層、身份、年紀，都要勇於表達意見，這次不只是新聞記者的安全問題，而是香港到了生死存亡的階段，They can’t kill us all，假設將來工作時要擔心人身安危，或是白色恐怖，擔心講了一些真心說話而被「秋後算賬」（包括筆者的行業），那麼，香港便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就是因為過去香港擁有「新聞自由」，擁有「言論自由」，香港社會才能夠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都可以在公平制度裏發揮所長，令香港成為真正廉潔、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
今屆奧斯卡提名電影：《被奪走的12年》(12 years a slave)中黑人主角所羅門問來自加拿大的白人貝斯(畢彼特飾)：「你信不信這個世界是有公義的？」，今天，香港人重問這個問題，我想：我相信人類的文明是不會倒退的，過去有，今天都有，不過，卻要我們一起去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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