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7周年，支聯會續辦六四遊行，六月四日當天亦一如以往，舉行悼念晚會，以告慰二十多年前壯烈犧牲的死難者在天之靈。不過，今年的遊行數字明顯減少，支聯會稱有1,500人，數字較去年大跌一半。表面上，數字的下跌好像代表香港人已遺忘了那年那夕發生的慘事，一些建制中人已率先以此作定位，謂很多香港人已不想再在這件事上糾纏。儘管「六四事件」真的如他們所說，發生了一段時間，很多香港人已提不起腳步上街遊行或靜坐悼念，但這是否就代表香港人心裏已沒有了放下「六四」的空間呢？
參加的人少了，有很多原因，例如後「雨傘運動」出現的無力感；不滿支聯會歷年對「六四」的定位和論述；甚或日益壯大的「本土」聲音，都令年輕一代刻意與中國的事情劃清界線。結果，今年先後有學聯退出支聯會和樹仁學生會總編狠批支聯會為「龜公鴇母」。但撇開以上種種原因，真正悼念的原因只有一個：記念六四就是為了彰顯人性的光輝。
翻開史書，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殺了千千萬萬的人，為社會和後代子孫帶來幾多的創傷？遠的不計，光是1949年以後，中共所犯下的彌天大錯，令多少代中國人活在痛苦裏？三面紅旗、反右運動、文革，乃至六四，死了的姑且不去說吧，生存下來的倖孝者如何自處？當中國投進「世貿」的懷抱，眾人稱道中共讓13億人民溫飽，甚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看似光榮的事蹟，其實是踩着屍體走過去的。反觀這些倖存者，他們除了要面對親人離世的哀傷之外，還要面對社會秩序處於重整階段時，道德價值淪亡的衝擊，接受是非黑白逆轉的悲哀。每年的敏感日子，還要受着秘密警察的滋擾，動輒硬加一條罪名，叫你嘗嘗牢獄之苦。看看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看看一眾死難者，你便會明白追求公義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明乎此，紀念「六四」便變得很簡單了，站在人道主義的位置上，這是每年都應該做的事。至於有人分析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可以做到「遍地開花」，更容易把中共「六四」屠殺的訊息傳播出去；還是力量分散了，不能好好地聚合數以萬計的市民「對準政權」作驚天怒吼？這就見仁見智了。
真正了解「六四」見證者的故事
如果研習「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閱讀「六四」見證者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六四事件」，才可以決定以甚麼方式和理由去悼念/不悼念「六四」。班雅明《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中提到：說故事就像一條傳統的鍊條，把過去和現在扣上，把值得記念的東西流傳下來。說故事，而扣連過去與現在的就「回憶」，把「回憶」再創造，就能一代傳一代，令「回憶」歷久常新。(Memory creates the chain of tradition which passes a happen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舉個例子，我們每年都會從支聯會裏知悉丁子霖女士的近況，這位忍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四出搜尋死難者的資料，促成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可是，我們有沒有認真看看「天安門母親」的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受壓迫者的經歷呢？
又例如大陸學者蔡崇國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現場「目擊了六部口坦克車瘋狂碾壓學生的場面」，他就如一個班所形容的「說故事的人」，因為這事實在令人太難忘了，所以我們不用太刻意去聽，迹近自我健忘(self-forgetful)，反而印象會更加深刻。(The more self-forgetful the listener is, the more deeply is what he listens to impressed upon
his memory.)蔡氏若干年後不經意地說出這一句，「記憶最深是被夾在坦克履帶裏的一條藍裙子。」他就在某情況底下，會記得並把當日的記憶說出來。(http://64.appledaily.com/news/all/55179176)
這些「六四」故事，每一個都說出來都刻骨銘心，每一個都是倖存者的見證，都是對抗專制政權的最有力武器，也是我們了解「六四」真正意義的憑證。
態度可以不同，立場不會改變。
當然，「六四」已過了二十七年，真相仍未大白，中共仍然一貫地否認自己的錯誤，並且強硬地打壓異見人士，還六四真相仍是遙不可及的事。歷史的沉澱帶來了各種不同的論述，而各人的論述定必然引起爭論。可是，仍要回歸最基本那一點：儘管我們對發生多年的「六四事件」取態不同，但彼此的立場一定不能改變，原因是：我們既然對「毒奶粉事件」、「豆腐渣工程」和「列車追撞事件」等中國社會近年發生的事，都顯得忿忿不平的話，那麼，每年聽着說着這些的「六四」故事，也應該會是義憤填膺。當比較現今中國政府的滿口歪理，真有種說不出的悲涼。說故事的人，每一年都說出內容一樣，描述不一的種種經歷時，聽的人早已把這些故事，放到自己的心坎裏去，若干日子後，仍然會不經意地回應別人對中國的想像，縱然彼此對「六四」的態度已經不一樣。
紀念六四，就是為了把故事一直說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