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香港人也「心中有數」了

如果「雨傘運動」是一條追求民主的長河，那麼，集體到旺角、銅纙灣「鳩嗚」，則是「雨傘運動」的一條分支，這支流正當遇上聖誕、新年的購物消費黃金期，會帶來另一波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明顯地，政府面對這種抗爭行動，只能又一次躲在法律的背後，製造一次又一次的白色恐怖。

私人企業申請禁制令，已證明是政府一次不折不扣以法律作掩飾的清場行動，為的是藉着私人公司控告市民阻街，以經濟理由去說服香港人去承認佔領行動違反法律。這種做法，反映了政府黔驢技窮，不得民心，如果律政司袁國強真心相信警察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執法，為何政府要先讓親中團體當爛頭卒？而不是名正言順，選擇好良辰吉日，嚴陣清場，卻要假「禁制令」之名，一併清除金鐘的障礙物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9月28日那87枚催淚彈和無數揮動起來的警棍。如果政府是這樣理直氣壯的，不妨將所有參與了「雨傘運動」的香港市民定性為「暴徒」，然後繼續用催淚彈和警棍，甚至使用傳說中的橡膠子彈，揀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潛入旺角、金鐘現場，以武力清場，重演25年前他的宗主國的好戲。可惜，政府理虧在先，不得不掩飾在後，以經濟數據、法律條文等去為他們的謊言去包裝。於是，我們在這兩個多月以來，受到政府各級官員和建制派人士的「語言偽術」的回應次數，實不下於梁振英這兩年以來對香港人的耍弄。

因此，「鳩嗚」行動，實是運動的延續，透過一百幾十人以購物為名，在行人路上來回流動，舉起標語，高呼口號。踏入12月，更有團體報佳音，或撐起雨傘走入工展會塲地。這重自發行動，完全合法合情合理，可是卻換來那位許姓警司說出一句不應出自一向強調「依法辦事」的紀律團隊的說話：大家在電視鏡頭前已經睇到，警方對「鳩嗚」市民行動的真正意圖心中有數。《852郵報》

許警司兩個多月來或不停使用重複播放功能(例如「不偏不倚」、「光明磊落」)，或使用受特首薰陶的「語言偽術」(例如水砲只是灑水)。到了清場以後，也許是精神一時間鬆懈了，竟然以「心中有數」去作為警方執法的依據，這次他是否真的「技至此矣」？他難道不記得其頂頭上司曾偉雄說過甚麼嗎？我的良心和你的良心是不同的，所以更應該「依法辦事」。許這次是先用其「良心」判斷了才執法，非常危險。法例的規定，就是要執法者遇事時，有一套客觀的準則去判斷是否應該採取行動，而不是唯心的態度去使用市民賦予警察的權力，如果一切全憑主觀的心去應付客觀的事，那麼，作為市民，很可能今天到旺角購物會被捕；明天到銅鑼灣報佳音一樣被捕；後天以為足不出戶沒有事吧？錯了，你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要到警署協助調查。以往，儘管香港人沒有民主，自由卻如呼吸空氣一般自然，到了今天，民主的夢還未實現，自由卻一點一滴被警權一腳踢走。

這說法也許有人會以為我言過其實，那麼，就以數字去說明真相吧。究竟「雨傘運動」以來，警方一共拘捕了多少示威市民？其中又有多少人最後被起訴？政府有這些數字嗎？如果舉証是那樣困難的話，當初警方為甚麼又倉卒以甚麼條例去拘捕示威者呢？假若不起訴即代表示威者犯法的証據不足，根本無須拘捕，即若起訴的罪名比拘捕時輕，也暴露了警方欲藉着較嚴重的法例去打擊示威者，希望以威嚇手段令示威者屈服，當中自然包括拘捕後對示威者所使用的一些下三檻手段。

正如使用催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一樣，目的是要使示威者屈服，但既然政府在這事上理屈辭窮，使用法例去唬嚇香港人，同樣是是使示威者不服。結果，警方面對一班假購物，真「鳩嗚」的示威者，無計可施之下，既不能重演那位朱姓警長亂棍驅趕路上行人；也不能拉上膠帶只叫市民不可越過行人路；只能以查身份証為因，唬嚇人們，希望人們屈服。然而，沒帶身份証卻不能成為被拘捕的理由。於是，警察唯有化身成香港人心裏面的一條蟲，硬說示威者走到旺角的目的是「心中有數」，從而為他們的無理拘捕賦予所謂的「合法性」。

不過，對於政府的所作所為，香港人同樣是「心中有數」了。政府官員、建制派，同說市民出來不是真購物，示威者是假購物之名而行示威之實。不錯，香港人就用一些「技倆」(Tactic)去挑戰強權，有甚麼不對？那要問問是誰首先把假的選舉硬說成是一人一票的「真選舉」？是誰將警方暴打市民說成是「不偏不倚」、「依法辦事」？七十多天以還，政府有哪一次不是刻意地以法律、經濟，社會民生；以數據、以「實例」、以程序，去包裝官員們背後那套顯得蒼白無力的論述？那些例子多如牛毛，在此不贅了，這次，也許再不能以堵路違法，影響經濟等理由，硬推給示威者一些罪名，結果，這次招架不了香港人的自發不合作抗爭，竟然以為用一句「在電視看到情況」(無線新聞的所謂「真實報道」)作為証據，再以一句「心中有數」為總結，便可以「依法辦事」了麼？

雨傘下的「鳩嗚」行動，反映警察的混淆視聽，政府的弄虛作偽，我們都早就「心中有數」了。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抗爭精神

昨天報章的標題是：「65人自首，三子認干犯參與未經批准集會」《蘋果日報》(2014年12月4日)。佔中三子由宣佈啟動佔領運動開始，到走到警署自首，完完全全是本着一個信念出發，就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真正的普選。儘管這個劇本並沒有按戴耀廷原先的安排的情節演出，但是這顯然是他一早已下的決定，現在只是完成當初所定下的目標，沒有違背他們當初的承諾，而且，自首包含的象徵意義，大於行動本身。

猶記得戴耀廷在2013年1月首次提到「公民抗命」時，指出有七項原則必須遵守，其中一項是「承擔罪責」：

「公民抗命的行動屬違法行為，所以參與者必須在誓言書表明會承擔罪責。行動結束後，參與者應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執法部門決定是否對作出起訴。這也是保持此行動的政治感召力的重要部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由此觀之，佔中三子選擇在運動出現兩個月後到警署自首，是理所當然的事，旁人或許批評他們棄絕食學生不顧；或目標未達竟棄甲投降不負責任；甚或砌詞「佔中」從未出現何以自首等等。這些評論，顯然對他們不公平，因為事件的演進絕對不是任何人可以預測的，有誰會曉得政府面對手無寸鐵的市民，會強擲催淚彈和揮動警棍？既然不能預知局勢發展，那末，佔中三子又如何計算下一步是進是退呢？我們可以嘆息三子未有在民意最盛時自首，從而引起更大的迴響。可是，正如大部份香港人的看法，「雨傘運動」出現後，香港已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即是，縱使戴耀廷等人全都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機去自首，但只要這個行動沒有違背當初的意願，則無論決定後有多少人跟隨和響應，都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儘管這65人集體「自首」，警方沒有扣留任何人，只着他們將來有需要時協助調查。表面上，他們沒有達成甚麼實質的目標。不過，假如日後警方真的以「非法集結」，或更高控罪檢控他們，他們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其中有自首者說「前途、個人不是太重要」，亦即政府來真的話，他們便要坐牢。這種犧牲不可謂不小。在此，先不評估結果如何，但凡事作最壞打算也是應該的。因此，這行動絕不如一些人所言「做騷」，而是為了抗命而承擔後果的勇敢決定，原因是他們面對的，可能不是一個開明的政府；所處身的，也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們要有義無反顧的抗爭精神。因此，這次行動，亦是一道很好的測試劑，可以檢視一下香港人是否仍然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是已經按捺不住，要「勇武抗爭」，那要看未來數月的自首數字，如果持續有市民到警署自首，當會以更大的道德力量向政府施壓。不過，前提是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戴耀廷等人所作的行動意義。

同一道理，「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選擇絕食，也是以道德勇氣去迫使政府答應對話。先不論這是否最適切的時機，純粹以事論事，絕食是比佔領、靜坐和遊行，更進一步的抗爭。假如政府可以仍當這是一場show，或只是三幾個「細路仔玩泥沙」，那末，假如到了有三十人，三百人，三千人都參加絕食行動，梁振英等人如何回應？他們仍選擇視若無睹嗎？他們是否又照搬那套重複又重複的論述呢？

「自首」與「絕食」，的確是花開兩朶，各表一枝，是「雨傘運動」的又一次轉變，是公民抗命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果越來越多香港人參與和肯定，兩者帶來的震撼程度，實不亞於9月28日警方施放的87枚催淚彈。可惜，這些決定，也許來得遲了，社會運動的勝敗根本仍是民意，佔領六十多天後，香港人重視經濟，強調秩序的習性或許又再顯露出來了，如要以道德力量再次感召香港人抵抗不公義的制度，難度又比前增加。

這個運動發展下去，陷入了僵局，政府只懂得躲在法院和警察背後，利用他們去對付示威者，卻不正正經經站出來與學生真切對話。於是，有示威者選擇了「武力升級」行動，認為在金鐘坐了兩個月，甚麼也爭取不到，是時候改變抗爭策略了。或曰這打破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初衷」。我們先對此不作是非判斷，只純粹評估效益的話，流血衝突所帶來的成本實在太大了，就算政府真的回應訴求，社會也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況且，社會的氛圍亦不玫到了支持武力抗爭的地步，加上從來對不公義社會的抗爭，都不只有一種方法，更未必需要流血，反之，以道德勇氣作抗爭武器，帶來的效果可能更大。

孟子曾說過：「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自我反省，要是於理不合的話，縱然只是面對穿著粗布粗衣的平民，也會感害怕。相反，自我反省，只要合乎義理，縱然面對千軍萬馬，也一樣勇往直前！今天，「雨傘運動」需要進入新的階段，民意的支持仍是關鍵。不過，抗爭的力量，或許不是人數或物資是否足夠，也不是策略是否得宜，而是要看每個人心中對抗不公義的道德勇氣究竟有多少？

《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天地無垠只有愛

電影的好壞也許只有唯一的一個標準，就是電影能否感動觀眾。因此，電影不論對白語言、無關時間長短，更談不上製作規模的大小，只在乎令觀眾看後能否洗滌心靈，反思生命。當然，這只是筆者看電影的標準，別人或側重官能刺激、或特重內容分析，或緊張情節，認為這才是入場追求的終極目標。

電影《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便是這樣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近月所掀起的討論之多應僅次於「雨傘運動」。究竟觀眾看後討論甚麼？他們多討論電影情節的推進，例如布蘭特老教授為何有此星際計劃，卻又在臨終時推翻說過的一切？或議論當中科學的真確性，如主角墮進五次元空間與女兒接觸的可能？

不過，如果按電影好壞的標準去看，這部電影使人感動的通共不是以上的枝枝節節，而是那永恒不滅的主題：愛。

電影用了很多篇幅，透過戲中不同人物去探討科學的利弊，例如男主角谷栢的妻子死於絕症是因為醫院沒使用「磁力共振」（MRI）。相反，農作物枯死是因為人類發展科技而引致氣候變化，出現超大沙塵暴。說真點，這些地球末日的預言驗証，以往很多荷里活的電影都表述過了，已引不起多少共鳴。可是，當主角決定了升空之後，一段觸動人心的離別之情，漸漸成為了電影的主題。

表面上，電影探討的是時間，可是令時間的同質性變化的是情，因為時間是最無情的。當太空人逗留在別的星球一小時，等如地球的七年。電影中最使人傷感的一幕是男主角坐在看長大的女兒向他說着粗話，已經是幾十年後的事。台灣詩人余光中曾說過：「人的一生有一個半童年。一個童年在自己小時候，而半個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時候。」《日不落家》不過，男主角不僅僅損失半個童年，而是他與女兒的深厚感情，竟隨着他的一次偶然決定而中斷了。女兒面臨與父親的一次「生離」之後，因一次星際意外，再要面對與父親的「死別」。父女在同一個宇宙下生存，卻要經歷幾十年漫長的等待。對於浩瀚的宇宙，幾十年的時間只是一粒微塵；可對於人生來說，這是一段深遽的旅程啊！

時間與回憶就像孿生兒，談到「時間」的變化，不可能不提到「回憶」。電影中，谷柏與布蘭特博士談到女兒：「父母的在世是為了給兒女帶來回憶。」父母與子女相遇世上的時間其實不多，孩子在十二、三歲前多依偎在父母的懷抱，過了這個年紀，孩子思想成熟，處事獨立自主，再不會完全依從父母的意見去做，因此，父母子女共處的美好時光只是短短的十多年，由嬰孩到兒童到青少年的成長變化過程，就這麼濃縮在「回憶」裏。反之亦然，父母的在世亦化成回憶，寄存在子女的心裏，每當夜靜無人時，悄然在腦海翻動。回憶成了在時光飛逝的悵然下，唯一令人欣慰的靈光。然而，假如好像主角谷柏般，離開了地球只短短幾天，對女兒的記憶仍是新簇簇的，可是，女兒對他的回憶卻已是幾十年，凸顯了「時間」與「回憶」的衝突，也帶出了戲中其中一段使觀眾難忘的情節。

常言道時光一去不復返，因此人應看前望，不要回首。然而，回憶是否真的只是一組記憶，只在夜闌人靜時才會令人瞿然自省，之後，又重回現實，不留一點雲彩呢？對回憶有深刻見解的哲學家班雅明(W.Benjamin)卻認為時間是可以停頓的，回憶的意思，是把過去帶到現在。就如我們想起某件事，其實是把過去和現在兩段時間，融會一起。回憶把「過去」帶來「現在」，賦予另一種意義和體會。（Once fully recognized, what have been missed, unfulfilled and dashed can be brought to frui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come fused together. Time comes to a stop.）

此外，導演第二次深刻地描述父女的愛，是他墮進黑洞之中，發現五次元空間該他「看見」過去，發現與女兒的相處時刻，其實正正就是他人生中最寶貴的回憶。不同的是，現實世界裏，回憶突破不了時間的限制，不能回到過去，與回憶的對象重逢，但男主角透過重力理論，突破時空限制，竟然看見過去，感受真切的「回憶」，更甚者，他透過一隻手表與摩斯密碼，道出了重力突破的關鍵，可與女兒在書房裏隔空溝通。觀眾看至此，腦中必然湧起了幾百個關於科學物理的問題，嘗試以科學客觀方式為這段情節解釋。不過，導演顯然志不在此，科學只是整套電影的包裝，導演只想告訴我們，親情和愛，突破了令科學家大惑不解的物理規則，打破了幾十年不見的隔閡。父女不滅的愛才是永恒，而不是科學。

如果沒有愛，天地無垠，男主角可以盡情馳騁，為人類的命運而犧牲打拼，可是，女兒的愛比天還大，他在知悉真相後，決定回程。結果，心中的愛令他改變了主意。末了，他回到未來，探訪老得躺在床上的女兒，沒有催淚對白，只有淡淡的意蘊，然後，他又重踏征途，在無垠宇宙中尋覓另一段遺失了的真愛。

《畢業生》(The Graduate)：上世紀的世代之爭

經典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的金像導演米克尼高斯（Mike Nichols）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83歲。

這套拍於1967年的電影，是米克的成名作，也造就了偉大巨星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的誕生。電影的內容描述年輕小伙子初出茅廬，竟搭上有夫之婦羅賓遜太太，續愛上她的女兒。此片拍於60年代末民風尚未太開放的美國，以當時來說，題材相當大胆新穎，亦具爭議性，要探討的東西很多。

其一，新舊思想的衝突。男主角(德斯汀荷夫曼飾)剛畢業，受制於傳統父母及其叔父輩的權威，未能一展所長。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表面上貌似苦口婆心，實際上只認定後輩只可因循他們成功的路徑走。有位叔父甚至煞有介事地拉住主角叮囑他發展「塑膠」，好讓他能從中分一杯羹。因此，男主角常想擺脫他們的束縛，不想成為他們的傀儡。片中其中一段拍攝方式，巧妙地用了潛水衣與泳褲作對比，暗示自由比甚麼都重要。六十年代開始，美國便已出現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新舊思想的鬥爭。新一代囿於傳統舊有一套的迂腐不合理，極想有自已的獨立自主。於是男主角不理世俗的指罵，竟戀上女朋友的母親。這種做法固然在當時是離經叛道，然而，根本上，這種社會上的男歡女愛在當時已是常態，只是對方碰巧是女朋友的媽媽，而主角又生於愛面子的虛偽上流社會而已。導演諷刺上一代常假傳統禮義之名，壓迫下一代要事事聽命，不得反抗。這種家長式操控是會窒礙社會進步的。那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便是對抗傳統的一股反動力量。而傳統與現代之爭，亦出現在兩代各自對美國參與越戰的立場上。

其二，女權運動的興起。60年代，婦女高舉權益，不再視為男性的附庸，因此，主角其實表面是周旋於兩女之間，實際上是被二女玩弄，先被女朋友母親處處牽制，電影的首二十分鐘，簡直就是暴露了小男人的特性；繼而被羅賓遜太太的女兒牽着鼻子走，無所依傍。這就是女性的重大勝利，雖然最終主角奪得美人歸，但並非主角的主動求勝，而是被做女兒的一步步將心中的原始愛意引發出來。男主角成為女性的凝視(gaze)的對象。他在兩位女性的視線下，叛逆、反抗，像動物園中的老虎。他才是女人眼中的「他者」(others)。

導演米克尼高斯拍攝此片時才三十多歲，導齡尚淺，可是手法卻很不錯，例如泳池和睡房的交替剪接的手法，最後一個鏡頭，男主角由伏在浮床上，突然一變，變成壓在羅賓遜太太身上，明快直接，一絕也！這部分，導演流暢地交代主角的思想的轉變，既含蓄又達意。當然，還有男主角追巴士，以及教堂搶親一幕，皆成為日後的經典情節。導演想藉此帶出年輕一代對長輩再不會唯命是從了，他們要掌握自己的未來，而這個社會未來也必圍繞着青年人走。結果，男主角不理俗世禁忌，化不可能為可能，打破教堂的玻璃，衝進去把新娘子搶過來，然後跳上巴士後。想想40年前，這個結局是多麼驚世駭俗，而我們現在看來卻是如此的理所當然。為甚麼？就是因為社會是進步的，價值觀是會改變的。電影最後一幕，男女主角為何不來個深深一吻？我想：吻了便俗，俗了便平凡，也看不出此片的獨特。電影能成為經典，除了其中心思想帶起討論，掀起了一代人的改變外，以上種種寓意隽永的表達手法也不可忽略。到此，還不得不提保羅‧西門(Paul Simon)的美妙歌聲The sound of silence，不用多說了，也許比此片更經典呢！

這就是美國上世紀的世代之爭，結果，戰後一代穩穩地從父執輩手中接過重任，改造了美國社會，創造了不朽傳奇。今天，香港的「戰後嬰兒」一代做了甚麼？他們有為下一代人想過嗎？他們當然不會是香港的未來，卻把病了的香港交給香港的未來。不知道羅范椒芬的友人是否第二代香港人，假如當年他有看過這套電影，他在想甚麼呢？他今天重看此片，還會為男主角的「勇武抗爭」而歡呼嗎？如果他還有當年看此片時的震撼，幹麼會因為懼怕年輕人而選擇移民呢？為甚麼他們對「雨傘」一代這樣無情？只懂罵他們「廢青」，怨他們堵路是「阻人發達」呢？難道他們年輕時從來沒有一點青春的理想和輕狂嗎？

陳校長，你錯了，還錯得徹底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上週六出席該校畢業禮時，見雨傘如見鬼魅，學生上台展示黃雨傘時，竟遭到無禮對待，「其中一人按校長陳新滋指示即時收遮，但因為拒棄掉雨傘，陳新滋竟惱羞成怒，拒向他頒證書、拒與他握手、拒跟他合照，並趕其下台。」《蘋果日報》(2014年11月16日)

佔領運動已踏入第五十天，舉世皆知，香港人亦在不同地方展示他們的信念，「我要真普選」的標語掛在你我不遠處。擔着雨傘的照片，無論是惡搞的習近平原型紙板，還是彭定康牛津舉傘的從容之態，總之，掛上黃絲帶、貼上「真普選」貼紙及撐起雨傘，都已是政治常態了，難道陳校長剛從火星回來嗎？過去一個多月，亦有不同大學的學生上台表態了，又有何特別？竟因此而掀動你老人家的情緒，還特意在典禮後說「請同學大家要注意，你自己都要自重」。

陳校長，你錯了！同學都非常自重，只帶了一把黃雨傘上台，只輕輕一撐，便又走到台下，於你絲毫沒有損失，他們有當你是防暴警察，張傘向着你「攻擊」嗎？沒有。他們有一邊舉傘，一邊向你吐口水嗎？也沒有。那麼，同學如何不自重了？就是因為他們尊重典禮，尊重自己，尊重你老人家，才帶着傘上台，好為自己日後的難忘回憶，加上一把曾經歷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洗禮的黃色雨傘。這難道有錯嗎？你可知道他們帶着傘上台要有多少勇氣啊？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反對，他們卻寧願冒被罵被算脹的風險，也要表達自己的信念，而你卻以為用「校長」的權力可以剝奪他們表態的權利，並以不頒証書作威脅，究竟誰才是不自重呢？

陳校長，你又錯了！典禮本來是很莊重的……直至在最高權力座位上的人，以粗暴的方式要無權無勢的學生丟掉雨傘的一刻，典禮便變成一場鬧劇了。因為，這場典禮的主角，不是十年寒窗苦讀的學生，入場的嘉賓，不是見證學生經過三年的大學學習生活後，懂得獨立思考，有承擔有勇氣，而是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在所謂「嚴肅」的典禮前，盡力做好他們那配角的角色，為的是成就一套叫「典禮」的樣板戲，好讓那些權貴可以安穩地坐在台上接受觀眾的歡呼，而閣下則可以以主人家的身份，接受嘉賓的讚賞。可是，時代不同了，學生不是書獃子，正正是大學的教育令他們開竅，他們或許覺得台灣人在球場看台撐起黃色雨傘，大喊「香港加油」的場面「莊嚴而偉大」，卻感到不被尊重的大學畢業禮「虛偽而渺小」呢！

陳校長，你更錯了！據報，你在「上台致辭時引用梁啟超的《自勵》詩，表示為了社會公義不介意遭到攻擊，於是以『獻身甘作萬矢的』作比喻。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學生『十年以後當思我』，自會明白學校的做法。」《852郵報》陳校長是否以為時光倒流了四五十年，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般，赤手空拳去扺住面前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和伸縮警棍嗎？否則怎會以「的」喻己，張開的雨傘又如何能與「萬矢」類比呢？須知道梁啟超是革命人士，他口中的每句詩都與朝廷對着幹，這種身份的錯置，又怎能盲目地引為己用呢？旁人不察，聽後還以為你此刻的心情猶如戴耀廷教授呢，小心小心！至於「十年之後當思我」倒也沒錯吧，經此一役，何止十年，我輩浸會人，定當永誌不忘閣下繼幾年前許諾爭地失敗後辭職，到今天彰顯正義豪氣干雲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皆以「拋物線方式」把浸會的名聲再次帶起來。

最後，你說今天可以帶傘進場，難保他朝帶旗，還要是八旗子弟，便會帶很多很多的旗進場，成何體統云云。先不論何謂「八旗」，陳校長，平庸如我，也知道這種推論是沒意思的，因為每件事的成因與結果，都要放在一種「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作分析的，單單說會如何如何壞下去，只是某些政界人士唬嚇人的技倆，想不到校長你也挪用過來。也許，社會真正和諧，日後不會再有人拿着傘子進場，相反，形勢惡化下去，會有炸(詐)彈出現也說不定，誰可以推測得準確，是吧，陳校長？

這刻，公民的力量比政權還大

「雨傘運動」已發生了超過一個月了，佔領區的學生及市民齊聲否決廣場公投，一起反對「見好就收」，反之，人們不斷強調「勿忘初衷」，重申佔領的必要，而學聯計劃上京表達訴求，政府則仍一貫地按兵不動，如此的膠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佔不到上風。不過，有一股力量，其實，或明或暗，或靜或動，在金鐘秋風颯颯的晚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股力量，來自公民。

近日，重讀《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1]，心有戚戚然。此書成於2006年。當時龍應台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間，每星期為報章專欄留下對香港的觀察。今天，從書架取過重看，對比刻下香港的局勢，更覺龍教授對文化及環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厲害。其中〈誰的添馬艦 ——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一文，更彷彿預視公民之力會在將來奪回金鐘添馬艦附近的權力，扭轉強勢政府，樹立公民社會力量。看看今天，那裏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小社區，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會聚集在政府總部附近，或三五知己蓆地討論，發表意見；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頭閱讀；或索性躲在帳幕中沉思。周遭隨意擺放的創意藝術裝置，牆上貼滿諷刺幽默的標語。政府本想透過眼前這幾座政府建築物，刻意營造公民社會的公共性，還為此地冠以「門常開」的美名，卻自己在「公民廣場」前築起兩米高牆，928當天投擲了87枚催淚彈，還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絕於市民面前，還說甚麼「廣納進言」呢！想不到一場「雨傘運動」，竟催生了金鐘這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政府總部三大樓旁的「添馬公園」(Tamer Park)[2]，佔地17,000米。明顯地，興建的目的，是為了記念此處在殖民地時代，曾是「添馬艦」英國海軍基地及船塢所在地。90年代，這裏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過興建新的政府大樓，取代中環政府山的殖民地風格建築。不過，很多人不知那裏的底蘊，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廈，現在成了駐港解放軍的基地。偶爾，早上可以在特首辦附近，隱約聽到士兵操練時的吆喝聲。其實，那裏一直是權力的象徵，仿似是權掌者宣示權力的指揮棒。如果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的話，那麼，那裏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腦。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強勢領導，興建一座座結合科技與美感的建築物，佇立在維港旁，注視香港九龍兩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麼理所當然的事啊！不過，誠如龍應台所說：「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頁83)

政府總部的新立法會大樓，比以前大是大了許多，但在裏面開會的議員和官員卻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輕一代露宿街頭，用堅決意志告訴他們香港人的訴求。宏偉壯觀的建築，只淪為一群議政水平極低的所謂「議員」的名利場。這班手握權力的高官議員們，在不公平的體制下，繼續在議政時指鹿為馬，與政府合謀通過不公義的政策，離「公僕」之名越走越遠。「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頁84)

英國的國會會議，是一眾黨員擠在一起討論議案，卻從來沒有人說地方不夠寛敞，國家形象低落，甚至連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眾民居的唐寧街十號。我們會說英國不是大國，沒有大國風範嗎？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絕對不是那幾幢直插雲霄的雄偉大廈，而是那濃厚的人文氛圍，是那開放自由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那強調公眾利益，輕視私利的公民社會力量。刻下，金鐘馬路上圍得滿滿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動人的光采。

社會運動絕對與「空間」(space)的生產有關。今天，見諸金鐘、旺角的佔領行動所牽連的政治經濟影響，可見一斑。假如，政府總部不曾座落於這片權力之土地上，當年的設計藍圖沒有標榜「門常開」、「地常綠」，甚或充滿反諷的「公眾的添馬」，政府高官未有高聲疾呼地方不夠用，沒有行使其絕對的權力。相反，謙卑而樸素的小政府，官員的辦公室仍然低調地靠在上亞厘畢道一帶的小山丘上。那麼，9月28日之後在各大小傳媒中看見的浩翰場面，又怎會變成「雨傘」擺動下的難忘一幕？這次運動，成功之處，是壯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廣場」兩米高牆上繫上無數的黃絲帶、「添馬公園」某處標示的「暗角」二字、夏愨道搭起帳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連儂牆」上貼滿數之不盡色彩繽紛的心意紙。還有一二百個貼上「我要真普選」標語和佔領區門牌的七彩帳篷。這些原先應是政府拍板興建政府總部時，開放予市民大眾，創造公共空間的一個承諾，這些畫面，理應本來出現在星期日的「添馬公園」內的，現在竟出現在圍繞政府總部的馬路上。諷刺的是，這種由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從來都是下而上由群眾在偶然的情況底下產生的，例如以往小販或地攤擺賣，與市民生活上的互動，令小社區會漸次形成。這顯然任憑政府如何強勢，都沒可能一蹴而就。結果，這個政府索性拿着權力由自己來規劃空間，可惜，越是壓抑這股力量，佔領區的市民越是透過一種「弱者的技倆」(tactics)，再次呈現這種格局，並帶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總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顯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佔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同時，香港亦蛻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日後，政府再不能擺出強硬姿態，官老爺再不能擺官威，因為社會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發聲，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聽民意，強行推出政策，將會落得灰頭土臉，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漸次擴大，不會再容許政府任意妄為的了。除非，這個政府比殖民地時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與民為敵，否則，經此一役，政府仍需要與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議和制訂上，與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這會犧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的進步。龍教授最後道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樓，而是人民：「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頁84)不知謙抑的特首，不知收斂的政府，是註定要與民為敵的。

也許，正如電影《V煞》(V for Vendetta)結束時，女主角的一句話，正好說中了這種權力的不對等：「國家現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樓，而是希望。」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樓裏面，而在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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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應台：《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香港，天地圖書，2006。

[2] 「添馬公園」平面圖見康文署網頁：http://www.lcsd.gov.hk/tc/parks/tp/layout_map.html

田北俊被撤職是「袋住先」選舉的完美示範

田北俊被撤去政協委員一職，結果是意料中事，過程卻兒嬉得近乎有點周星馳「無厘頭」喜劇feel，尤其那位肥大肉厚唯命是從的富豪，以政協委員身份，屢次站台，一時說「田少」沒有緊跟政協三月時力挺特首梁振英依法施政的動議；一時又說田雖被免職，仍是愛國愛港之士。再加上田北俊昨天傍晚六時說辭去職務，可以「暢所欲言」云云，令這場鬧劇，更添可笑元素。

不過，想清楚一點，田北俊被「搣柴」，隱隱然是「袋住先」選舉的最完美示範。假如香港人真的接受這個框死了的2017年特首選舉制度，那麼，只要田北俊之流的建制派，說了一點中央不中聽的話，也會即時中伏，萬箭穿心，永不翻身，落得告老還鄉，弄兒為樂的下場，因為，這場選舉必然容不下一句參選者的由衷之言，例如：如果我將來當選，我會考慮邀請泛民的余若薇擔任我的副手。

不是嘛，田北俊只說了一句「梁振英是否應該考慮辭職」，便被上綱上線至違反了政協的議定，因而被辭退了職務，從政之人，沒有自己的見解，失去了自由意志，更不可以順應民意，說回一句公道話，那麼，與「花瓶」有何分別？這次事件，丟的只是區區一個中共用來統戰香港利益階層的政協職位，任誰都不會放在眼內，可是，將來選的可是香港最高權力的職位呢，中央由現在開始，便已經布下天羅地網，人大甘願受千夫所指，都要下三道「重閘」，為的便是要提高特首選舉的「安全系數」，不想持相反政見的人「入閘」，試問，中央又豈會容許競逐特首寶座的人說三道四呢？候選人既然覬覦寶座，又怎會說出一些中央不想聽見的說話呢？由是觀之，如果我們真的接受這套「袋住先」的選舉方式，我們將不會聽見一些合符民情，或是真情流露的說話，取而代之的，或會是各候選人不斷說出一些顧左右而言他的說話，或會是閃爍其詞，延續前一任特首般，大玩「語言偽術」。如是者，日後的政治生態必然會發展一套如建制中人常掛口邊的「劣質民主」，只徒具民主之形，而行專制之實。

「袋住先」選舉的其中一種論述，便是假設符合資格「入閘」的候選人，他們的票源再不是那1,200人的選委會，而是那500萬合資格選民。只要到時候選名單不會是邵善波、張志剛及梁振英，而是一些開明建制派，那麼，候選人必然要將焦點放回香港市民身上，必然要細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不過，這個假設未免過於理想。因為這次事件，再次揭示中央政府絕對容不下半點異議，將來也定會否定一切反對的聲音。日後，一些觸動中央神經的政治議題，例如「六四」、「七一」，甚或表面上只涉及經濟民生的問題如「自由行」，實質與深層次「中港矛盾」有關，只要在選舉前後，候選人表達對這些問題的立場時，稍微偏離了親中建制論調的主律旋，中央便會由上而下，發動一場輿論口水戰，奴才以其自身風格，輪流接力，不斷炮轟，直至候選人硬生生收回言論，承認說錯了，或至少用花言巧語，說一句「忘記了自己政協分」(田北俊語)此等「補鑊」說話為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們能成為千多個選委的選擇，背後話事的人是誰？試問，這種「袋住先」的選舉，將來選出來的特首，還會是真心為香港市民爭取最大利益的人嗎？到時，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還會有提升嗎？

因此，這次田北俊被褫奪政協資格一事，正正反映了「袋住先」選舉，「有票梗係要」這套論述的虛妄與荒謬。如果有人還以此回應真普選的訴求，更顯得這些人的無知與偽善。

《失蹤罪》(Gone girl)：沉迷自戀誘惑的現代愛情關係

入場觀看電影《失蹤罪》（Gone Girl），絕對是因為導演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他擅拍懸疑電影，在營造氣氛和劇情佈局上，都別出心裁。這部電影除了貫徹其一貫風格之外，電影還特意透過人生中最親密的婚姻關係，去探討人性中的險惡，結果是，連導演也不能在電影中告訴大家，究竟這是應然還是必然的人性？

電影圍繞一對結婚五年的夫婦Nick (Ben Affleck飾)和Amy (Rosamund Pike飾)的感情生活為主體。對這夫婦，男的只是消閒雜誌的作家，而女的則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故事講述這對由回流密蘇里的夫婦，五周年結婚紀念日那天，Nick回家後發現家裡妻子失蹤開始，發展成電影中段，警方發現謀殺的證據越來越多，Nick的嫌疑越來越大。

一宗「失蹤女郎」事件，本來是充滿懸疑，滿佈伏線的，這麼好的材料落在大衛芬查手上，絕對能夠拍出緊張氣氛。事實上，電影的前半部，導演確曾施展一貫技法，欲營造失踪的懸念。電影簡省了原著中複雜的敘述，可是吸引力亦減半，只透過夫婦結婚週年的線索，帶著觀眾一起找尋這個失蹤女郎。原本有點沉悶的氣氛，給男主角的婚外情打破，為劇情再加添一堆問號。至此，敘述回到女主角身上。導演敢於創新，竟把懸疑片的一條公式打破，在電影的中段便說出真相，觀眾提早弄清女主角為何失蹤。明顯地，導演志不在拍攝一部因循的懸疑偵探片，而是要突破自己，用懸疑手法去交代人性的黑暗，探討愛情關係背後的種種競爭和計算。

男女主角由結識到結合，本身就是一種競爭過程，往往在於突出自己，表現自己，多於理會別人的感受。女主角Amy一再在婚姻紀念日中故作神秘地給予丈夫一些提示，希望他能猜到是甚麼禮物。過程中，其實就是一種遊戲的競爭方式。至於Amy對丈夫的不滿，從而設計圈套讓丈夫身陷險境，則只是把遊戲的範圍和程度擴大而已。

拉斯奇(Lasch，C.)在《自戀主義文化》一書中，指出自戀的人，對過去及未來都不感興趣，反而沉醉在不斷「誘惑—滿足—誘惑」的吞噬式生活之中。女主角Amy便是一個絕對自戀的人，她彷彿沒有同理心，不理別人的死活，只知道一切要在她的掌握之中。因此，別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她眼中，都只是遊戲的一部份。而遊戲的目的，是因為她難以忍受平凡，要做一些奇特的事去得到別人讚賞，從中找到滿足感。是故她在失踪期間，在電視中看見丈夫的窘態，報道的排山倒海，特別令她感到雀躍。自戀的人，更極其重視他人的評價，因此，她的嫉妒心特強，不容別人向她作惡意批評，會向女房伴的飲品吐口水。

後來，她因為錢給別人搶了，於是投靠她的前度情人。本來，她可以待案件告一段落後，與情人到希臘展開新生活。可是，她的自戀，又令她不自覺地興起念頭，重新投入這種殘酷的競爭遊戲生活裏。電影的關鍵在於末段，女主角坐在情人家中，看着丈夫上電視懺悔的經過，那種緊張和專注的神態(不自覺地吃了情人的布甸)，觀眾或會懷疑她是否良心發現，仍然眷戀這段關係。但如以自戀心態分析她的舉動，便發現她這個選擇，其實貫徹了她的自戀心理特徵。這亦解釋了既然她這般憎恨這段婚姻關係，怎麼不早早一刀把丈夫殺死，或乾脆離婚，還要精心設下一個局，讓丈夫一步一步泥足深陷？

21世紀的消費社會，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的出現，讓人彷彿擺脫了群體的單一性，紛紛強調個體的獨特自主，社交網絡軟件如Facebook、Instagram的推出，儘管令人們的溝通更緊密，但亦或多或少出現個人化表現，「攞like」、「unfriend」、「自拍」等行為，某程度上都有點自戀成份，衝擊着現代的人際關係。假如親密關係都如這部電影一般，只剩下自戀誘惑，那麼，我們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從傳統中尋回道德的價值？

發揮群眾智慧：以弱勝強

上星期五(9月26日)，想不到佔中「去飲」還在考慮穿甚麼「飲衫」之際，一眾學生便以直接行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湧進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並在中央旗桿下緊緊圍攏起來。警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架起鐵馬，把示威人群團團圍住。

翌日，學聯呼籲香港人到政總前集會，抗議警方扣留學生。結果，一呼百應，深夜時份，人群再次塞滿附近空間，這是為抗命時代揭開序幕。可是，料不到這塊幕竟是由學生揭開的。儘管警方一再強調這是「非法集會」(學生是以「非法」之名，行合法之義；警方則反之)，可是香港人無所畏懼，仍然魚貫地從港鐵站出發，繞過添馬公園，到達添美道附近麕集。觀察所見，大部份是青年人，他們都穿上雨衣、戴上眼罩，或以保鮮紙包頭，以防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深夜時份，「佔中」三子出現，宣佈提前「去飲」，就地佔領政府總部。消息一傳出，以為人群會不斷增加，可是，結果卻出人意表，竟有學生以「佔中」騎刧活動，選擇離去。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清晨時分的政總少了很多人，亦給予政府藉口清場。不過，社會運動不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9月28日下午，就是因為警方不准威人士再進入政總，因而導致大量市民在衝破干諾道中的防線，湧進了馬路，正如筆者當時想：既然警方說這是「非法集會」，市民又踏在馬路上影響交通，那麼，此刻便儼然是「佔中」公民抗命了。

接著，必然是對陣雙方的一輪攻防戰，正當形勢處於膠着，六時左右，幾枚催淚彈劃空而破，竟然催生了一部改編了的劇本：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加入，警察越進迫，他們越向前走。與此同時，網絡消息此起彼落，號召市民往其他地方，於是，銅鑼灣、旺角等地分別出現了佔領行動，流動佔中，於焉出現。

不過，出現這種「佔中」活動遍地開花的情況，可以說，全出乎主辦者意料之外，亦是他們所不可能辦得到的。這種敵進我退的做法，當然不會是那些學者可以想出來的，這全是那些手無串鐵的香港人，因着催淚彈的刺激，藉着網絡通訊的聯繫，判斷形勢，發現防暴警察在金鐘與中環交界布防，絕難糾結大量市民到中環「去飲」，於是提出一些「權宜之計」，既然退到銅鑼灣，那就索性佔領了這個香港購物區。接着，由於港鐵過金鐘列車擠迫，人們不能到港島區支援示威，於是，有人索性走出旺角彌敦道，佔領了旺角。這種輕巧智慧，竟令「佔中」的形勢出現轉機。

法國學者De Certeau在他的《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中提到，經計算過的權力關係，是一種「策略」(Strategy)。當擁有意願(will)和權力(power)的主體，如一支軍隊、一座城市、一個科學建制，一旦能獨立出來，這操弄便有可能發生。這些權力假設了一個能界定屬於它們的地方(place)為根據地，從而可管理那些由目標和威嚇靠所組成的對外關係。這種權力計算，會經常會在法律之內肆意以體制暴力，欺壓弱勢一方。因此，他認為弱者如果要戰勝這些強大的對手，必須施以巧妙的一擊，因此，他提到「戰術是弱者的藝術」(A tactic is an art of the weak)。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弱者會利用一些「戰術」(Tatic)，去挑戰強權機器的「策略」(Strategy)。日常生活中，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小販「走鬼」時會把「搵食工具」化整為零，以避開小販管理隊的遞補。

9月28日，香港的防暴警察，裝備先進，頭戴防毒面，手執堅固盾牌，發射的是每罐都價錢昂貴的胡椒噴霧，槍桿子射出來的則是科技結晶的催淚彈。這些裝備要對付的，只是徒手衝前的香港市民。然而，弱者不會坐以待斃，而是挖空心思，用一些小技巧去挑戰警方的大裝備。於是，我們見到市民將一把把雨傘撐開，抵擋胡椒噴霧；以濕毛巾、保鮮紙包裹眼耳口鼻，穿梭催淚彈的白煙之中。防暴警察一到，很多市民走上行人路及天橋，非法集會，頓時變成合法逛街。這些都是De Certeau所說的「弱者的藝術」。還有，市民自發放鐵馬堵路，維持緊急通道暢順，或是以電話作電筒，以紙皮當卧蓆，都是「權宜之計」(Making-do)

De Certeau進一步解釋何謂「弱者的藝術」：「戰術」(tactics)是一種取決於正確場所(proper locus)的缺席、經計算的行動。由於沒有外在的界定，規定了它必須自發的狀況。「戰術」的空間是別人的空間，因此，它必須戲弄一個強加了外在權力的法規和由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這次行動，名為「佔中」，實質並沒有佔據中環要塞，也沒由佔中三子指導，而是由香港市民自發侵佔別人的空間。佔領行動的翌日晚上，有示威者甚至在馬路上放置燒烤爐BBQ，或三五知己在踢球，或集體唱歌，或把示威標語貼滿停放在路上的巴士，這些舉動，皆有意無意顛覆「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即在「非法集會」中，再專作一些違法活動。這是De Certeau所說的trickery，種種行為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是戲弄權力機關，挑戰既有規則。

弱者要戰勝強權，他們不只要懂得一些簡單的生存戰術，還要滲進一些藝術成份(artistry)。例如是次活動，市民撐起的一把雨傘，已成為佔領行動的象徵物，有外國傳媒甚至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當中包括手執雨傘擋胡椒噴霧的圖片、幾千人一起撐起雨傘的舉動，雨傘的裝置藝術等，只要不斷在活動中尋找創意，把創意轉化成一些象徵，從而化成一種人們刻骨銘心的印象，這次運動的意義和目的，才可以牢牢地成為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像「鏈帶」一樣承傳下去。

此外，De Certeau又提到「戰術」需要利用和依賴「機會」，在沒有任何能夠積貯勝利的基礎下，建立它自己的地位和計劃突襲。贏到的東西它不能保存。說實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大據點其實都沒有勝利基礎，只是人們利用「機會」，偶然間佔領的，不同的因素的介入，會出現很多變數，隨時糾結，亦會隨時瓦解。「這種無結果的狀況賦予戰術一種流動性；但肯定的是：那種流動性必須接受瞬間機會，匆忙之間，抓著特定時刻所提供的可能性。」佔中行動蘊釀時，已有人提出示威人群「流動性」(mobility)的重要。人群的集結很容易，不過，要在某一根據地出現不穩定狀態前，抓緊機會，拓展地盤，「在特殊接口間開啟的縫隙，來入侵該權力，並在其中製造驚喜。」欣聞學聯警告梁振英不辭職的話，會把行動升級，堵塞政府機關。這就是De Certeau提到的「入侵該權力」，從而製造弱者取勝的機會。

這就是群眾活動的偶然性。我們每一個人，在強大的權力機關的高牆面前，都是一隻隻脆弱的雞蛋，但是只要「弱者」動動腦筋，發揮創意，順手挪用一些民間小智慧，也可以普通人的道德勇氣，戰勝這道看似牢固的高牆。借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的開首幾句作結：「To the ordinary man.  To a common hero, an ubiquitous character, walking in countless thousands on the streets ……」

每個普通的香港人，都能以「弱」勝強，都是時代的英雄。

表態的勇氣

學聯宣佈將於9月22 日，發起大專院校罷課，抗議人大常委會為政改「落閘」，以喚起市民對政改的關注。而學民思潮將發起中學生於9月26 日罷課一天，並到公眾地方參與集會和舉辦「街頭教室」。《明報》(2014年9月13日)

開學至今，學生不只一次問我：我哋可唔可以罷課？罷課為的是甚麼？當然是向人大政改「落閘」表態，整個套路，其實與戴耀廷發起的「佔領中環」有點相似，同樣要承擔後果。佔中的最壞後果是坐牢留案底，而罷課則可能是記過。建制中人，包括學校領導層，大可如特首梁振英般說：守法和犯法之間無中間地帶。佔中就是犯法，學生罷課就是曠課。然而，問題是，究竟香港自詡「公民社會」，那麼，社會能否分清是非黑白，真正懂得公民的責任，甚至公民抗命的真諦？分得出甚麼叫公義不公義嗎？如不，社會只能繼續「玩假」，教育界精英更只會以「救救孩子」或是「學校是學習的地方」這些空洞能指去佔領道德高地，老師面對兩難式問題：罷或不罷，只會繼續和稀泥，就算心裏佩服學生勇於表態，自己卻又為了某些原因而選擇顧左右而言他，甚至顛倒黑白，窩囊廢得很。其實，一句到尾，支持或反對，就是這麼簡單！

教育界如何看罷課？「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認為，中學生大多未滿18 歲，議會既不支持、亦不鼓勵中學生罷課，但假如有學生罷課，學校可以考慮行使酌情權。」至於有25間中學的中華基督教會，則表示：在政治議題上，不鼓勵師生以罷課來表達訴求，但會尊重各人有不同觀感，希望「用愛作為解決辦法」。《明報》(2014年9月13日)當然，還有聖公會的強硬立場，決不同意學生罷課，認為學生只有病假和事假，罷課不是理由，可作曠課論，亦不准學生在校內佩帶黃絲帶，口脗如中央政府。

甚麼叫「不支持、亦不鼓勵」？表示中立嗎？「用愛作為解決辦法」更虛妄得很，接近假道學。為甚麼沒有一位校長或老師站出來，撇撇脫脫地說：我支持學生。學生有自由意志，勇於表態，怎會是壞事呢？為甚麼罷課要作「曠課」？他們是躲在家中上網打機嗎？他們是到球場踢波嗎？只要他們是經過思考，知道後果，決定去做公義的事，有甚麼問題？掛上黃絲帶表態支持「真普選」會視為「校服儀容不整」，才是問題，因為這是成年人世界的偽善。如果我是學校領導層，學生如有需要罷課，學校應列出一連串程序和安排，大前提是先得到家長同意，並且考慮以哪種方式支持，其他組別如公民教育組和通識科可舉辦活動，讓學生認識這個課題，作為做與不做的理據資料。

其實，我們成年人應要做個好榜樣，做人做事都要勇於表態。可惜，我們開會時卻總愛曖曖昧昧。例如教育界的會議不比別的界別少，而且，很多時會議時間非常冗長，冗長還不要緊，最怕是既冗長又空洞，十多二十項議程，到頭來，議決的一項也沒有，為開會而開會。會議變得如此務虛，除領導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外，還有，這結果，或多或少是我們這種想說又不敢說，表態又怕承擔的習慣造成的，久而久之，更變成部份同儕的價值觀，做事不上身，說話和稀泥。想不到，中學生罷課一事，又成了一塊照得我們兩面不是人的鏡子。

如果我們把「罷課」這個近日社會經常爭論的焦點，放進會議的議題裏，套用在香港人不想「表態」，慣常中立，模棱兩可的說話邏輯裏，種種「假大空」滑頭說話之下，更顯得學生勇於說真話，大無畏精神的可敬。此外，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學校管理方式的示範，證明哪些是優質學校，哪些是封閉學店，誰才真的能夠培育獨立思考的學生。

從「有票，梗係要」看香港人的「袋住先」價值觀

自從8月31日，人大正式為普選「落閘」後，香港人奮起反對的聲音彷彿越來越弱，反倒是電視上開始播放新一套政府宣傳政改的廣告片，把之前不斷宣傳的口號：「有票，真係唔要」，隨著人大公佈高門檻提名的特首普選框架後，把口號改為「有票，梗係要！」換句話說，上一套廣告只是以質疑的口脗詢問香港人會否「袋住先」，今次，在人大決定後，已經變為把那個「爛橙」硬推給香港人，塞進我們的袋裏。

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專橫姿態，挾着這句「港式Sales」語調口脗的總結式口號，彷彿在告訴你：「有得買，幾大都買啦，唔買就笨嘞」，企圖把香港人當作樓市股市泡沫爆破前入市的無知「散戶」，希望製造政改「袋住先」，「一鳥在手，勝過兩鳥在林」的現實格局。原以為香港人自從2012 年，兩年來已把某人的「語言偽術」都看通睇透，不會再輕言上當，尤其是不會上政府的當。可惜，上星期六，嶺南大學民意調查，竟仍有45%的香港人促通過政改，「立法會應該通過根據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認為不應通過的佔40.7%。」[1]

當然，數據懂說話，不同的解讀可指向不同的面向。問題是，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千奇百怪的變化，政治人物一個接一個的造假僭建，指鹿為馬，卻仍有近半的香港人選擇政改「袋住先」，究竟他們為何有這個想法？是政府的宣傳策略一浪接一浪，成功令香港人突然「醒覺」嗎？抑或是「幫港出聲」動員817大遊行，令香港人看風駛舵，改變主意嗎？還是香港人懼怕中央政府官員的連番「變臉」，無奈「跪低」，欣然接受嗎？

一切要從這個暑假說起。猶記得香港人在622公投，高呼爭取普選，一邊廂在網上投票，另一邊廂，又甘願排上十多分鐘，作實體投票。正當泛民人士以為爭取普選之路氣勢如虹之際，冷不防「幫港出聲」動員大遊行，與爭取普選，「和平佔中」的聲音作了對沖。在此時此刻，隱隱然接受「袋住先」方案，

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袋住先」這種價值觀，其來有自，從來都植根在香港的文化土壤之中，甚至變成香港人的價值。以往，香港人的「執生」能力特強，而且往往懂得利用「權宜之計」去解決問題。小販便是最佳例子，他們會因應城市環境的變化，改變售賣策略，利用一些街頭小智慧去「頂住檔先」，深信捱得過困境，必然有美好的明天。

本來，香港人擁有這樂觀心態固然是好事，這令香港迅速發展，成了殖民地的經濟奇葩。可是，這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在一些關鍵時刻，往往成了盲目天真的代名詞，尤其當香港人要面對專制強權時，經常本能地作出「袋住先」的決定，務實得裏裏外外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中央便是看穿了香港人的這種「唔理好醜，最緊要就手」的心態，故此，極為放心地為政改落了三道「重閘」，然後開動宣傳機器，把「袋咗好過冇」的訊息散播開去。愚以為這些手法將要一直運用至明年初，方會有點成效，卻慢慢想不到，人大拍板政改框架一個星期後，香港人已準備鳴金收兵，或犬儒、或怯懦，或屈服，或妥協，接受這個「爛橙」。畢竟，殖民地經濟發展底下，我們早已習慣了這一套思考模式了，故只要中央及其爪牙輪番出口術，當初口硬的香港人，現在便開始心軟了。

也許，這要上溯到殖民地時期的香港。70年代起，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各行各業的生產都翻幾翻，資本主義的種子在此遍地開花，令香港這彈丸之地只一味追求效率，強調速度，工作只要能在「死線」前完成，那怕交到手上的是一件不太完美的製成品。久而久之，香港人的心態變成了甚麼都「有總好過冇」，次貨到客人手上，總好過待慢了客人，「頂住先」這句話經常掛在趕限期的香港人口中。他們總期望今次僥倖過關，總會在下次多作準備，準時交出正貨。可惜，香港人這種做事態度已變成內化了的價值，夫婦二人到銀行排隊，會各自「排住先」；我們到酒樓吃飯，朋友親戚未到達，我們會先拿着餐牌「叫住先」；約了大班朋友看戲，其中一人遲到，我們總是大叫「睇住先」。以往，這種做法廣受香港人認同，並且冠以「高效率」、「懂執生」等溢美之詞，殊不知，這種態度說穿了，就只記住自己，卻忘了別人，更顧不了全局。今天，我們面對政改「落閘」，不到半個月，已紛紛贊成「袋住先」，真能把這種香港人一直自以為傲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啊！

還有，殖民地時代，普遍香港人都有一種難民心態，朝搵唔得晚的心態，令我們不想錯失任何機會，那怕這個機會的成功率，只有那0.00001%！我們肯去試，是因為我們知道香港的機會多的是，因此，香港人勇於嘗試，不怕失敗，膽識過人，並且樂觀豁達。結果，造就了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不過，這態度延至今天，我們竟以為接受「袋住先」方案是積極樂觀，擁抱「假普選」政改是把握機會。然而，政治的波雲詭譎又豈是經濟發展的可計可量呢，到頭來，香港人的樂觀只是天真，成竹在胸只變成雍中之鱉，答應了接受方案，香港人最後只會全當了假普選之下，一人一票的「投票機器」，選出一個早已被欽點的傀儡特首。報道中提到「當被問到如果2017年有普選特首，會否去投票時，表示會的受訪者佔59.4%，而表示不會的僅佔25%。」[2]可以預見，幾年之後，一些中間建制派將會參選，而必然獲得那個1200人的提委會的逾半提名，到時，香港人早已忘記人大今天這個荒謬的決定，紛紛把這「袋住先」的一票，投進選票箱了，因為香港人從來都被灌輸做任何事都要把握機會。

有些香港人當然以此自傲，認為接受方案是「權宜之計」，日後還可慢慢改進磋商。可惜，他們一切都是想當然矣，歷史告訴我們，中共當年大力支持民主，強調「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新華日報》社論：《論選舉權》(1944年2月2日)今天，中國人民有民主嗎？當然沒有，中國人「袋住先」的，只是封建專制的幽靈。那麼，今天，香港人憑甚麼相信政改「袋住先」，明天會更好？

2013年初，「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接受訪問，專研憲法的他，談到他的理念時，侃侃而談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香港社會發展民主的條件。當中細節倒已不甚了了，但是戴教授說了一句，卻如醍醐灌頂，到今天仍印象深刻，他大致說，如果到時只得幾千人，甚至小貓三四隻坐在中環的馬路上，佔中運動將告失敗，而香港人也不配擁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我們不肯付出，所以我們不配。

今天，正當政府不停開動宣傳機器，「有票，梗係要」的聲音不絕於耳之際，香港人「袋住先」的心態又與之配合而在不穩的社會中慢慢發酵。如果香港人最後真的接受政改方案，把「爛橙」放進袋裏，那麼，這幾代人幾十年來，一直走在這條看不見終點的民主路上，至此，亦可以停下腳步了，因為，我們的言行舉止，正好告訴全世界，我們配不起「民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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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綫電視委託嶺南大學在8月31日，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當晚起，一連4晚以真實訪問用電話抽樣訪問逾1,100名市民。」〈45%人促通過政改 稍多於反對港府消息人士：市民認同應前行一步〉《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09月06日)

[2] 同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