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今年4月，本地報章報道了1993年出版的經典九龍城寨攝影集《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ked City》將重新出版，掀起了香港人再檢視這個已清拆了二十一年的歷史重地。作者在報道中談到「復刻」原因：「為城寨平反，用嶄新的角度看黃賭毒以外的城寨風情和人情，彌補前書不足。記錄城寨從一片荒地發展成為有逾三萬人聚居的社區，到被清拆的戲劇性建築演化過程（dramatic evolution），當中涉及歷史和政治因素也是我們昔日未觸及的。」[1]

九龍寨城，是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位於現今九龍城內的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1987年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1987年和1989年首季分兩期進行調遷，1993年被拆除，1995年8月於寨城遺址建成九龍寨城公園。可是，這個公園內，隻字不提那段幾萬人迫在一起居住的日子。

九龍城寨：勝利者的歷史

於香港政府介紹「九龍寨城公園」的網頁中只有這段文字的描述是比較貼近當時居民的生活：

「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2]

清拆九龍城寨的意義，在於把上述的人文記憶，一下子抹掉，而旨在若干年後，把這種過去，濃縮為不足一百字的文字介紹。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也同樣地複製在1995年清拆調景嶺舊區的事件上，香港政府這種做法，好像把這些政治敏感之地，迅速地消滅在歷史當中，尤其是調景嶺，本着發展新市鎮之名，今天已發展成將軍澳的一部份，住了幾十萬人，區內大型屋邨，私人屋苑林立，卻再也找不到往昔「小台灣」的一切遺跡，只餘山上的調景嶺警署（今改作普賢佛院）仍然屹立，見證調景嶺的滄桑。

兩個清拆項目，都發生在臨近九七前，一邊是對外的中英外交角力；另一邊是對內的國共內訌暗爭。兩處地方都掀出了背後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一直相信及接受「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觀念，背後也許是「理性」(rationalization)在作祟，為了的是資本主義的推進，或是政治的實踐。「要是我們追問歷史主義信徒的移情是寄與誰的，我們就能更清晰地認識那種悲哀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與勝利者。一切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後裔。」[3]明顯地，歷史的勝利者都不願提起一些令其面山無光的歷史，最好的方法便是盡快把城寨拆掉。

受壓迫者的回憶與遺忘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提到：「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我們必須具有一個同這一觀察相一致的歷史概念。」[4]九龍城寨的居民，便是香港受殖民統治而被壓迫的一群，只有在他們身上發掘傳統，聽回來一些故事，才真正懂得歷史真義，擺脫以往殖民統治者的論述。

關於九龍城寨的報道，總離不開兩點：一是那裏是罪惡溫床，三山五嶽的人馬在寨內包娼庇賭。二是那裏居民的相處充滿人情味。這種簡約的論述，又賦予九龍城寨多一層的歷史意義。說到九龍城寨的罪惡，必先想到「黃賭毒」。50、60年代的報章常有報道城寨的脫衣舞，很多人慕名而至。然而，那些脫衣舞騷只是宣傳引子，「真正的目的是引導人們進去賭錢、吸毒或吃狗肉。」[5]不過，在寨內經營士多的張先生卻不認為治安太差：「外人覺得城寨好像很亂，住久了便沒所謂，出門認識所有街坊。我未試過有人收陀地，或者我是老街坊無人敢問。」[6]那年代，香港的治安其實也好不到那裏去，吸白粉的「道友」四處皆是，小偷打劫，俗稱「劏死牛」的事情屢見不鮮，九龍城寨以「罪惡」揚名，顯然與其歷史背景有關。

至於說到那裏的人情味，亦並非甚麼新鮮事，那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發展，香港人一窮二白，社會的風氣仍很純樸，「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描述不只是電影對白，而是真的出現在獅子山下的每一角。既然今天政府帶頭歌頌「獅子山下」精神，為何我們不可以讚賞城寨裏守望相助的精神？九龍城寨特別之處源於其封閉，因此，那裏的人際關係較密切也是事實。城寨密集的建築雖令大部份民居不見天日，但反而造就街坊接觸的機會。住在那裏的張太說：「室內永遠要亮燈，望出窗外只見天后廟，晾衫要走到東頭邨。」[7]試想像一下，居民每天揹著一大袋衣服，走到老遠的東頭邨，一大班婦女在路上走著，必然說到寨內的大小故事，而必先加上自己生動的演繹，這些口耳相傳，關於城寨的故事，亦隨着城寨拆掉而灰飛煙滅。又例如城寨內有條「大井街」，居民每天都會在那裏輪候街喉用水，不少故事亦由那裏傳開去。

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中提到說故事是承傳歷史的重要一步。故事的失傳其實代表過去已死。如果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九龍城寨的歷史應包括住在裏面的居民，他們每天在城寨內道聽途說，記住了的事情，聽回來的故事，而又每天不斷地重複地對不同的人再說一次故事，當中更不時因應聽眾的反應而加入或多或少的個人想像元素，令故事內容和風格層出不窮。不過，說故事首要是要記住事情，而不經意地記住的事情，將來就成了回憶，亦是歷史的重要部份，因為說故事的藝術和說歷史的藝術都同樣需要「回憶」(memory)，就正如古代史詩也是講故事而已，都是聽回來的事情。居民之間的軼事亦絕非事前已準備好的，反而是即興隨當時的環境和氣氛而把故事說出來。因此，九龍城寨的歷史，絕不應該只由中英兩國的外交說起，當中只剩下政治的謀算和權力的關係，全然不提那裏居民的生活體驗。

說到九龍城寨是罪惡溫床，曾為「道友」的衛宗說出對城寨的印象：「事實上，我覺得 九龍城寨 不是完全不好的，它讓一些好窮的人，冇希望的人，都可以躲到裏面，在城寨生活的人有些沒有香港身分證，有些沒錢，但城寨養活了他們，而城寨也提供犯罪方法，讓他們賺取生活，再養活其他人，香港其他地方沒法容納這些人。」[8]他道出了城寨那些被壓迫者的聲音，即使城寨不見天日，但也令「好窮的人」，能看得見希望，可躲在裏面，過他們獨有的生活，有種抗拒社會殖民主義的心態。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提到，「每一件文明史的文獻也同時是殘暴不仁的統治的明證。而文獻從一個擁有者傳到另一個擁有者的過程也是充滿血腥的，因此，一個歷史唯物論者也就儘可能避免接觸文獻了。」歷史必然進步的嗎？歷史進步論的不足在於那套歷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歷史唯物論者首先是從被壓迫者當中找出甚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材料，然後才可以在歷史主義那套貌似客觀，卻是同質、空洞的時間前設中找到人煩的真正幸福。九龍城寨的歷史意義，不是文明大國下的歷史論述，或是後殖民的話語，亦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其麼事情，而是現在這一刻，如何容納「往昔世代受壓迫者的映像的知識。」

有待相認的香港故事

1997年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歷史上正式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往，研究九龍城寨的歷史，多從中英兩國的外交關係着墨，把九龍城寨置於歷史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方式去看，於是，這個地方便被描述成中英之間百年的角力場所，住在圍城內的居民，被描繪成民族的英雄。1949年之後，九龍城寨又被描繪成一個藏污納垢的「三不管」地帶，更多的是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記述。就正如香港本身一樣，在主權移交前後，赫然發現對香港的論述只有定在「小漁村」與「大都會」之間。這種過分省略而又各居所需的大論述，誠如班雅明所言，「歷史主義心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9]這種歷史的概念，假設是一種進步的線性歷史觀，以為今天比昨天進步，未來亦會比今天美好，於是，歷史便只在這種空洞和同質的狀態下發展，內容中只有殖民和反殖民；只有愛國和不愛國；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卻從來沒有發現被壓迫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過去更是充滿着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諾。沒有寫入香港史冊內的東西是否就不值得記載下來呢？隨著近日沙中線工程發現宋代文物，於是一片追尋九龍城歷史的聲音又再響起，更有學者重新倡議設九龍城文物徑[10]，然而，假如仍用以往的一套保育古跡的方式，或是梳理歷史的概念，來處理這一段重新發現的香港歷史，那麼，香港故事仍將會是有待相認，而歷史的意義仍不能被辨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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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日風景：城寨復刻　撿一瞬被遺忘時光〉，《蘋果日報》(2014年4月13日)

[2] 「九龍寨城公園」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總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儀式。資料見網頁：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3]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8。

[4]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9。

[5]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105

[6]〈城寨消失20年　墮落又快樂〉。《蘋果日報》(2013年12月16日)

[7] 同上。

[8] 〈九龍城寨三兄弟〉，《明報》(2014年4月22日)

[9]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37。

[10] 〈九龍城設文物徑諮詢後無下文〉，《明報》(2014年4月10日)

誰出現了「佔中」症候群？

6月22日普選方案公投的日子益發接近，三個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得票多少，會是日後「佔中」會否出現的前提。香港市民對提名方案大多不甚了了，然而社會不同人士對「佔中」的意見卻越來越多，「佔中」二字出現在香港傳媒的次數也越趨頻密。本來香港常有這種炒作現象，早已見怪不怪。不過，這件事對於部份香港人，卻生出了一些反應，姑且名之曰「佔領中環」症候群現象。

借「違法」之名，行打壓之實

香港人一直強調「法治」，認為這是香港足以自豪的核心價值。於是，有幫人如「幫港出聲」、「愛港力」等不斷指出「佔中」是違法行為，任何人參與「佔中」都會前途盡毀。接着，政府高官開始接力，不斷「因法之名」，叫香港人不要做出損害香港社會秩序的事。前有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叫老師不要參與，否則「必會、必須承擔職業前途的後果」；後有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撰文，引用戴耀庭教授的觀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重點都是「佔中」是破壞「法治」的事。這些人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斷章取義，把「法治」和「佔中」放在對立面上，卻不知道原來通識科課程中「政治和社會參與」一章中，已詳細提及「公民抗命」的定義與「法治」之間的關係。一個連中學生都曉得的觀點，他們卻為了一些政治利益而集體反智，他們的「佔中」症候群不可謂不嚴重也。

裝睡的人繼續裝睡

自從戴耀庭教授在2013年初於《信報》刊出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之後，引起了大大小小的漣漪。「佔領中環」這四個字，與「普選」和「公民提命」等字詞，這兩年來一直成了小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可是，近月，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建制派人士，甚或中央政府重要人物，不約而同對「佔中」發出極嚴厲的警告，部份人士的說法更迹近恐嚇。於是，出現了一個連鎖現象，就是一些團體都紛紛高調回應這「主旋律」，有些直接表態反對；有些則曲線以「違法」之名反對「佔中」。這些團體的做法，可能是：一、向權力表忠，「埋堆」後令團體日後不被排斥；二，製造壓力，令想開口討論「佔中」的人也噤若寒蟬。

結果，一向標榜言論自由的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班在裝睡的香港人。他們在「佔中」二字之下，保持緘默，無論別人如何在他們旁高談濶論「佔中」，他們都在假裝睡着了，不聞不問，置若罔聞，生怕工作環境附近裝了偷聽器；或是偶然搭訕了半句，會給人拿着作把柄，工作不保。可是，他們不知道，掌權者不會因為你永遠沉默而放過你，反之，權力的魔爪只會越伸越遠，直至令你不是不敢發聲，而是不懂發聲為止。既然如此，他們還要裝着睡覺多久？原來「佔中」症候群之一，是「裝睡」。其實，面對不公而仍保持沉默，本身已是不義的幫兇。

犬儒心態

身邊很多人既不想沉默，但又怕發聲，於是，他們選擇了一種犬儒的表述，「有咩用？大陸點會咁容易俾你威脅到吖！」他們從「六四事件」、「維權運動」、中國民主」到「佔領中環」等一連串事件，都會攤開兩手，高八度說出這幾句，然後，他們必然會以「搞咁多嘢做乜？盞激嬲大陸，一拍兩散，你越激進就越唔俾你。」他們這種犬儒心態可能已病入膏育，彷彿成了「佔中」症候群的棘手癥結之一。而有這種心態的香港人，很大程度上與實用主義掛勾，覺得香港人若走得太前，中央收緊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繼而打擊經濟發展，搞得香港人「飯碗」不保，到時仍是一無所有，卻賠上了香港的未來。然而，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2003年的71上街遊行23條、2012年「反國家」事件，當初有誰會想到局面會這麼峰迴路轉呢？就算退一步想，目標不能達到，也要盡點綿力，保有香港人的尊嚴，敢於向權力說不。因此，622佔中公投是表態的最低消費，71遊行是另一次的抗爭，也許「佔中」是我們的最後選擇。

政治無知是種病

2017年特首普選諮詢展開，各方人馬的論述鋪天蓋地，有人奇怪問：面對這件重大事情，怎麼沉默不語呀？他們總是睡眼惺忪，佯道：「好嘈呀，都唔知你地講乜！」又或是：「政治嘅嘢，我唔熟喎，講咩即？」可是，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難道不是「政治」麼？他們怎麼卻可以滔滔不絕，大談何謂「洗腦教育」？想那年，他們明明携同子女一起遊行到政府總部，大叫「撤回」？強調為了下一代的未來？難道爭取真正的普選不是為了下一代的未來麼？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說：「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如果到今日這個局面，香港人還把爭取真普選視為「反中亂港」；把「佔中」定義為「暴亂」，有朝一日，市建局要收樓賠償，不用與居民拉鋸經年，不用談搬遷補貼，不用理會社區發展，只要在立法會通過修訂一些條例，傳媒在旁推波助瀾，工程便可以上馬了，因為原來社會充斥了「政治無知」，「政治文盲」，他們不知道原來程序正義、三權分立，新聞自由等核心價值，都一下子消失了。

90年代，周星馳的代表作《賭聖》乃香港電影經典。電影中寫周飾演一名有特異功能的賭徒。戲中吳孟達飾演的「三叔」，利用初出茅廬的周星馳，在賭桌上大賺特賺。然而，只要周星馳叫他「三叔」，他全身上下便會不對勁，身體不自覺地抽搐，像是羊癲症發作一般。想不到越接近6•22普選方案投票，我們一提起「佔中」，便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引發了一連串的反智、犬儒、政治無知和裝睡等「佔中」症候群現象。他們都變成了吳孟達飾演的「三叔」，聽到「佔中」二字便像被篤中了死穴般，渾身不自在起來。香港人不妨好像周星馳一樣，不停在這些人的身邊輕聲、小聲甚或大聲說出四個字：佔領中環，或乾脆在6月22日上網或實體投下我們的一票，讓一座座票山橫亘在他們的面前，那麼，他們便會像吳孟達聽到別人叫他「三叔」那樣，手震震，口窒窒，在「公義」面前，顯得齪齷、狼狽和渺小。

錢買得 / 不到的「足球」

不知從哪一屆世界盃開始，在電視上觀看賽事不再免費。我們要拿出真金白銀申請收費電視，簽下為期兩年或以上的合約，為的是看那只有一個多月的世界盃決賽周。無論有線電視或Now TV，只答應揀選開幕戰或最後幾場作直播賽事，以饗球迷，其餘一律收費。表面上，這一屆世界盃由免費電視台無線奪得，他們卻只把22場賽事作免費直播，其餘40多場賽事只放在收費電視頻道播放。

站在商業角度，轉播費是天文數字，收一點費用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世界盃不同其他體育節目，它不只是普世同歡的體壇大事那麼簡單。有時候，足球是激勵民族鬥志的催化劑，或是掃取社會陰霾的特效藥。例如1990年世界盃，於德國人而言，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因為這是東西德合併前的最後一屆世界盃。於香港人而言，這屆賽事所帶來的愉悅，亦令港人算是暫時忘卻「八九六四」的傷痛。因此，世界盃絕非只是商業活動這麼簡單，如果純以商業經營的角度而將基層市民排拒在這個「全球人類大派對」之外，人民的怨氣、對政府的不滿之聲，如何透過其他途徑得到宣泄？

縱然香港是已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可是仍不至於不能觀看世界盃的直播賽事吧？區區二百多元的月費，對很多中產家庭說，仍是綽綽有餘，無奈那種「肉隨砧板上」的厭惡，對「商業」壓倒一切的不滿，或令一些中產人士也站起來，參與世界盃的「公民抗命」——索性選擇以違法方式，在網上觀看世界盃決賽週賽事。

至於往日那些閒坐球場，收聽「阿叔」講波的阿伯，既付不起月費收看直播賽事，又搞不清如何上網觀看賽事，便只得乖乖地按時到商場，與其他基層球迷一同站在電視大屏幕前，引頸以待——待得哨子一響，站在尺許之地，與其他陌生人一同歡呼，一同喝采，兩小時的「罰企」，為的只是看一場精采的球賽。

其實，足球運動早已成了商品化社會的另一位受害者，而得益的，只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跨國商業品牌。足球已經剩得只能以金錢為衡量的唯一標準。21世紀，金錢對事物的影響力很深，可以推動很多事情向前發展，但未必進步，足球是其中之一。

首先，說說球會吧。以往，要經營一支班霸球隊，必須從傳統的青訓做起。就以荷蘭球隊阿積士(AFC Ajax)為例。那裏的小孩子很早便進入其足球學校，身體得到充份照顧之餘，教練團隊還灌輸了阿積士的足球理念，戰術套路，甚至是體育風格，競技精神。學員從小已接受整套足球文化，隨着他不斷長大，球技與日俱增，終於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青訓力量，帶來了阿積士足球隊的傳承，亦為球隊帶來了榮譽。

可惜，21世紀的足球與金錢走得太近，這些小將在球場上嶄露頭角，還未為一隊出賽，便已經被大球會高價搶走。於是，這條傳統的鏈帶斷裂了，球隊的固有風格未能維繫，看看近年阿積士連歐聯分組賽都未能出線，影響可見一斑。以往，球隊的青年球員一批又一批攀上一隊，大家建立了很好的默契，勝利便靠着這種團隊士氣奪回來。可是，那些超新星一個又一個溜走，這些歐洲中型球會想再如以往般染指歐洲錦標，更是難上加難。他們本已缺乏大量資金購買星級球員，現在連一直賴以自豪的青訓系統也受到列強覬覦，未來只能成為「商業足球」的犧牲品。

接着，說說球員。全球化之下的足球發展，只以「實力」界定球隊的地位，因為擁有雄厚實力，才能吸引一批追求榮耀的glory hunters球迷，而這批球迷又是最肯花錢購買球隊商品的人，幾百元一件的主客球衣，買時面不改容。於是，球會投其所好，努力打好這副「商業牌」。先為球會找來財力雄厚的贊助商，繼而生產一切與球會有關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為他們賺夠了，收手吧？絕不！最後，連球員的肖像權也出賣了。球會將賺來的商品、廣告收入，巨額電視轉播費等，又悉數花在高價收購球星上。如是者，循環往複，這越滾越大的商業雪球，令球會市值儼如大公司[1]，而球星的身價亦不成比例地暴增，一些剛冒起的小將，身價都動輒過千萬元，全球身價最高的C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更達幾億港元，這是用錢堆砌出來的運動。1987年利物浦以破英格蘭聯賽轉會費羅致比士利(Peter Beardsley)，花了190萬英磅。2011年，利物浦買入安祖卡路爾(Andrew Carroll)，破球會紀錄3,500萬英磅加盟，當年買入比士利的價錢連最高轉會費的「零頭」也及不上。

這種鉅款購球星的商業策略始於西班牙班霸皇家馬德里(Real Madrid)，當年購入施丹(Zinedine Zidane)，加上朗拿度(Ronaldo)等球星，組成「銀河艦隊」，結果勇奪歐聯冠軍。這條「商業方程式」之後由車路士、曼城等跟從，他們每年投入數以億計的轉會費去加強實力，尤以曼城為甚，班主是石油大亨文素爾酋長，坐擁200億身家，根本不介意斥資鉅款，為的只是要打破球隊40年以來的錦標荒，擠身足球「豪門」之列。不過，這樣買賣球員，亦即意味着國籍再不代表球員本身的實力，球會為求奪冠，從四方八面購入適合的球員，以今年英超冠軍曼城為例，球員來自15個國家，名副其實是「聯合國」部隊。今年，西班牙勁旅馬德里體育會(Atletico Madrid)打敗兩支國內班霸，奪得聯賽冠軍，其球員己給富豪球隊盯上，球隊有被「解體」之虞。

不過，足球商業化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其利是給予足球實力較次的國家，可以透過在頂級聯賽效力的球員的實力和經驗，協助國家隊在世界盃爭取佳績。例如非洲國家科特廸瓦(Côte d'Ivoire)，至少有四名著名球員在頂級歐洲聯賽效力，包括，杜奧巴(Didier Drogba)、耶耶托尼(Yaya Toure)、高路托尼(Kolo Toure)和沙洛文卡勞(Salomon Kalou)。縱然他們有的已過了高峰期，但球隊實力仍足以與一線球隊匹敵。如果足球沒有出現全球化，球員買賣不如今天般自由，這班球員可能仍只在國內球會或歐洲二、三線球會効力，那像現在可以代表國家與列強一鬥呢？

由是觀之，現今的足球，給予我們的樂趣已經不只是足球本身，而是背後那些政治、經濟與文化交互相交叠的微妙關係。政治上，美國是超級大國，可是，世界盃的歷史中，美國是陪跑份子，未嘗打入8強。1998年世界盃，美國對伊朗，更被對方殺敗呢！相反，歐洲小國荷蘭、比利時，非洲的咯麥隆等，卻屢屢給人驚喜，又例如本屆主辦國巴西的全年經濟收入比不上歐美大國，卻能5奪世界盃，全球人類認識巴西，都是從足球開始，那裏的人一談起足球，都會挺起胸膛說個不休，在在說明了一個事實：有些東西是金錢不能買的。而這些東西，就叫做「尊嚴」。

走筆至此，看見電視新聞報道阿里巴巴掌舵人馬雲決定斥資12 億元人民幣（約1.92 億美元），向廣州恒大足球買下50% 股權。足球世界裏，這只是很小的數目，但不期然令人聯想到此舉與世界盃的「稀客」中國隊有否關連呢？中國經濟實力強勁，足球壇根本不缺資金，但金錢是否就能堆砌出一條通往世界盃決賽週的金光大道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本屆歐聯冠軍皇家馬德里陣中星光熠熠，都要到完場前才僥倖迫和馬體會，然後在加時反勝，十二年後才再奪錦標。證明有錢絕對不是萬能，還要多方面的配合，才能成就國家在足球上的豐功偉績。

「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2]我相信足球同樣是生命中的美好事物，甚至反過來影響人生。如果足球是人生一些信守的東西，如同其他信念一樣的話，那末，足球是否應與市場保持一點距離，少談一點經濟效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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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布斯》（Forbes）在上月公布的2014年全球球會市值排名，高居榜首的是皇家馬德里（市值34.4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是巴塞隆拿（32億美元），曼聯第三（28.1億美元）。

[2] Michael J. Sandel著；吳四明，姬健梅譯：《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頁27。

六四的回憶與遺忘

今年是「六四事件」廿五週年紀念，這場中國近代史上波瀾壯濶的民主運動，已發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可是，歷史的真相仍然有待相認，被壓迫者仍然只能

透過回憶，把過去帶到現在，讓廿五年前的親身經歷再次發酵。當然，還有一些人，選擇了把這段人生中重要的經歷遺忘。不過，歷史描述的過去不會「按它本來的樣子」(當權者想的樣子)發展，「而是意味着捕獲一種記憶，意味着當記憶在危險的關頭閃現出來時將其把握。」[1]

歷史不是老生常談

人是善忘的動物，就是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若埋在心田太久，不常取出來拭抹，終有一天，我們都會把前事忘得一乾二淨，更何況六四事件距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權力的統攝下，很多人被迫遺忘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因為只要在夜闌人靜時想起這件事，在鍵盤上打下「六四」二字，然後說出真心話，便有可能挨上一點牢獄之苦。每年6月4日這個敏感日子臨近，中共便如臨大敵，不准「天安門母親」死難者家屬拜祭亡靈；不准異見人士接受訪問；不准外國傳媒接近天安門廣場，顯然是要人民忘記這一天。再看遠一點，每年數以億計的維穩費，目的就是要那些腦中刻上六四記憶的人民繼續沉默，絕口不提「六四」二字。

不過，使人為之氣結的是，更多人卻主動地遺忘歷史，因為在權力之下，利益當前，這個國家經濟每年有8%的增長，一桶又一桶的金子就放在他們面前，歷史發生了甚麼事又與我何干呢？而且，不是說過歷史要客觀分析的嗎？政府沒說一句話，你說出來的故事便是歷史「真相」嗎？記得當年教育局某高官出席學校畢業禮，說「在中國歷史長河上，六四事件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沙石。」不錯，政府不想提，做官的自然選擇遺忘，於是將中國近代頭等大事，說成如沙石掉進歷史長河般不值一提。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過：「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人有良知，才敢於回憶這段歷史，把過去喚回來，記在心裏，宣之於口，形成力量，用以抵抗權力。相反，懼怕人民的政權亦最懼怕歷史、他們要人民聽命權力，惟有把歷史消失，要人民遺忘。一個慣了把過去遺忘的地方，必然是一處冷漠無情的地方，冷漠與遺忘是擁有權力的人的最佳夥伴。

我們常有一句話：「都過咗去啦！仲提嚟做咩呢？」這句話應有兩層意思：一、事情已成歷史；二、過去了即消失了。表達前面意思的人心中還有事情的梗概，而後者則彷彿當事情不存在。其實，過去並不等如消失。可惜在現代社會，過去卻被人視之為消失。因為人們認為時間是一分一秒地消失。過去不見了便是不見了，六四事件過去了二十五年，有些人開始說：「過去了，提來作甚？」每年都把事情提一次，就是要告訴世界，回憶一直存在每個見證者心中，任憑科技審查如何先進，經濟實力如何雄厚，都不能把回憶像電腦記憶體般「格式化」。如果一件影響當代每個中國人這麼深遠的事情，都可以在二十多年後以上述說話作結，那麼，人類文明將只剩一個廢墟。況且，如果過去了的事便不用提，我們便甚麼事也不用提了，因為「現在」這概念很抽象，我們當下說的「現在」，下一秒便已成為「過去」。若「過去」等如「完了」，那麼，「現在」亦將會消失。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某年，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曾經引出這句口號，這很能道出親歷悲劇的人的心裏感受。可是，如果我們不想回憶這件事，接着下來，便會有更多人選擇遺忘。因為既然絕大部份人都不當這是歷史，不去回憶的話，過去便不能帶到現在。只有不停回憶這件事，我們才能從那些片段中，當下重新建構歷史，解開一切疑團，方能啟發我們前進。其實，無論「不想」還是「不敢」，六四仍是埋藏你我內心深處，隨時想起來而又永遠忘不了。因為真正的回憶是不用去強記着的，當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是回憶的觸發點，而「六四」是很多人一生的難忘回憶，既然如此，每年到了春夏之間，我們又會不期然再走進記憶的國度，思索這段歷史，從而得到了新的啟發。「回憶是衡量人生最精確的尺度，因為回憶有如電光一樣，剎那間就可以從人生的終端返到人生的起點。但回憶卻不是回到過去，因為回憶必然是現在的回憶；回憶也就是把過去帶到現在，這也是救贖的標記。」[2]

被壓迫者的歷史

六四事件，甚或其他事情，都會因政治的壓迫而突然消失了。儘管很多歷史學家透過史實去建立史觀，但史實很多時被當權者壓制，而不能盡見事實真相，抑或見到的資料只是鳳毛麟閣。在人們眼中，歷史是要客觀分析的，既然找不到歷史事實的「真相」，因此，六四事件不能評論，更不能下結論，只能拋下一句：歷史自有公論。權力面前，歷史只能有一種說法，因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撰寫的。班雅明說過：「過去已向我們反復證明，要是敵人獲勝，即使死者也會失去安全。」[3]觀乎中國歷史尤甚，往往是成王敗寇，被壓迫者最後連申辯的權利也沒有。不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4]六四事件過去了廿五年，事實上，六四的歷史不應由當權者書寫(不書寫)，而是應該由被壓迫者書寫的。正如二次大戰的歷史應由被納粹壓迫的人書寫才是。

傳統若消失，過去便死亡

傳統是甚麼？傳統是由一連串刻骨銘心的回憶構成。因此，傳統與過去的關係是密切的。如果傳統的鏈帶斷裂了，過去亦將會死亡，而當中的關鍵是「記憶」。「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帶，從而把一件事情一代一代的傳下去。」[5]如果過去發生的事與當下身處的一刻被切斷了，我們還能怎樣走下去？我們能寄望未來嗎？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在中國的土地上，不能寫在書本，不能放在互聯網，更不能出現在媒體，六月四日當天，人民奪魄驚心的經歷，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離世，正一點一滴消弭殆盡，與當下這一刻的我們越走越遠。過去是充滿着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諾。只有活在「當下」(now-time)，只要我們還能記憶，還能說出來，口耳相傳下去，這個傳統的鏈帶便不會被切斷，而且還能不斷去豐富它，充實它，令這段歷史立體地呈現在中國人的面前。這就叫做「薪火相傳」……。

歷史不只是進步

如果歷史是為了調解過去和現在，那麼，歷史又怎麼可能一直進步下去呢？人們認為歷史是向前進的觀念，很可能沿自人類歷史的整體發展而言。從三皇五帝到資訊科技時代，人類文明確然向前進步的，不過，既然歷史是一直進步，現代史裏又為何會發生「納粹屠殺猶太人」、「南京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令文明倒退的事？八九六四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只是經濟的進步，政治卻裹足不前，文明更可能倒退了。此外，很多人認為沒有六四鎮壓，中國便沒有今天的成就。因此歷史是向前發展和進歩的。其實，這是對歷史一種誤解，因為歷史絕不是因果聯繫的線性發展，不是甲的出現，必然導致乙的結果，這種直線發展的歷史觀，會使人們誤以為過去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於是，六四事件後，某些人為了把「過去」消失，常強調我們要往前看，明天會更好，歷史終有一天會有結論云云。當然，以上只是一些人跟着官方口脗，鸚鵡學舌而已。不過，這也揭示出原來人們看待歷史，只有這個看法，把歷史置於空洞、同質的時間之中。

歷史是調和過去與現在

六四事件發生了二十五年了，香港人每年都在維園足球場上舉起燭光，高喊「平反六四」，這是對中共最起碼的要求吧？如果我們身在自由之地，卻放棄了悼念的機會，還認為這只是中國的政治問題，與香港人無關，那麼，終有一天，中國的政治會登門找你，你不用躲了，因為這是你態度冷漠的代價。如果每年這一天，我們不曾回憶那年那夕發生的事，那還用談甚麼人民要堅持，直至政權公開對死難家屬道歉，並為當時下決定開槍負責等重大要求呢？時間上，儘管二十五年過去了，但是回憶卻歷久常新。不錯，只要我們能夠回憶，便能夠將過去帶回來，將歷史帶回現在，把六四的回憶，透過悠悠眾口，不斷地說出去，一代傳一代，把傳統的鏈帶連繫上過去與現在。那麼，歷史的創傷才有可能痊癒，歷史才能夠真正做到調和過去與現在。

2014年6月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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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出版社，2012)，頁327。

[2]馬國明著：《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9)，頁67。

[3]同註1。

[4]馬國明著：《班雅明》，頁30。

[5]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