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任務》(The Martian)：天命不足畏

電影《火星任務》(The Martian)活脫脫是一部計算準確的荷里活一級科幻片。由麥迪文(Matt Damon)飾演的太空人因一次意外，同伴離他而去，只得他一人留在火星。電影分三部份，前三分之一講述主角如何挑戰惡劣環境，種出馬鈴薯來，中段則交代救人的各種方案，其實有點悶塲；結局則又回到如何單憑人類意志戰勝「不合作」的宇宙。至於當中穿插了一條主線，兩條副線的發展，包括麥廸文本人的星空奇遇、太空總署保守與激進的鬥爭，以及戰神四號太空人回程時對營救同伴的掙札，令「一個人在途上」這種單調的故事題材頓時豐富起來。

列尼史葛（Ridley Scott）是著名導演，本片也是他繼《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之後的科幻鉅製。坦白說，前作努力經營留下的種種暗示，令電影意味深遠，而《火星任務》則有點流於俗套及公式化，特別是電影前三分一，寫主角馬克靠着科學頭腦和專業知識，竟在火星寸草不生的土壤上種出馬鈴薯，而且還是溫室出品呢！至於那跡近幻想的製水器，竟可在距離地球幾千萬公里的火星上誕生，更令人嘖嘖稱奇吧！這段仿似中學教育電視的「歷奇之旅」其實拍得平平無奇，好看，但不深刻。

導演真正的功力在電影中段開始顯現。特別是穿插於主線副線的人物的每一句對白，都彷彿在為推動電影情節，為營救男主角馬克而着墨，半句多餘的說話也沒有，可見導演說故事的功力，當中處處透出劇力。例如太空總署(NASA)署長為了不影響回航隊員的心情而刻意不告訴馬克生還的消息，明顯地是一項政治計算。總署的公關要員只關心傳媒的反應，技術人員則關乎隊員的生死。於是，不顧一切奮力拯救，還是小心計算行政行先？太空這場域成了兩派人馬的角力場。

近年，荷里活的太空災難片真的一套比一套精采，而且套套主題明晰。先有《普羅米修斯》探討人類起源、再有《引力邊緣》(Gravity)講述犧牲和救贖，還有《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對時間的精妙見解，都令觀眾目不暇給。這部電影的主題應是標示人定勝天，對抗逆境的精神，說電影俗套便是如此，導演不知有心還是無意，竟隱去主角的感情線，只有寥寥幾句提到健在的父母，也許原意是不欲電影催淚煽情吧，卻令人物描寫變得平板。

宋代的王安石曾豪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幾句最能夠概括本片的主題和內容。若不是主角馬克不認命，不想死在火星；計劃總監Vincent沒有因人廢言，毅然採取創新的拯救方法，而只是一味依循苟且的話，人類最後還是敗在自己手上罷了。

在等一個機會

雨傘運動一周年，各大媒體紛紛刊登回顧特輯，但睥之無甚高論，不外乎是對去年發生的事作個粗淺二分的總結，而所謂展望，也只能把焦點放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而已。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說「去年佔領只是「1.0」，是繼續爭民主的起點，最重要是建立堅韌網絡及機制予民意領袖共同決策，相信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蘋果日報》(2015年9月29日)不錯，他沒有真接說明「雨傘運動」短期失敗，只為運動下了一個「懸念」：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說真點，運動長遠必然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可是，這個「未來」，應不會是「不久的未來」，而是見得到的將來都不會出現如此大型的佔領。因此，他不忘補回一句：「我見唔到有任何嘅迹象顯示再有直接行動嘅機會」。

九月二十八日當天，到達金鐘現場出席活動的人不多，勉強說只有千人，顯然大多數人縱然不忘去年那87枚催淚彈，也選擇不去紀念當天，因為，第一，運動未能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第二，運動仍未完結，公民社會的抗命仍只是開始，何來談紀念呢？反而是「後雨傘」時代，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去撼動這個冥頑不靈的特區政府。

若要仔細分析79天的「雨傘運動」，真的有機會令政府屈服的可能只是首個星期，因為當時輿論大部份一面倒支持市民，而且挾着的民氣頗為旺盛，筆者任教的學校幾乎有一大半學生因催淚彈而感到憤怒。可是政府一招「拖字訣」，令運動陷於僵局，而「拆大台」又令抗爭聲音未能團結。部份香港人反而分不清事件意義了，此所以常有人提到「勿忘初衷」是也。其實，「後雨傘」時代的死寂和迷惘，正正反映了香港社會好像忘記了當初因何「佔領」。其實，香港社會現在正在一點一滴滙聚能量，在等一個機會，只要這個機會來臨，民意將會又一次逆轉，問題是：這個機會何時才來？網絡世代，要累積這種能量不是太難，加上這個政府一向漠視民意，又只懂揣摩上意，近期建制派為「超然論」、「去殖化」護航只是前奏，港大校委否決任命陳文敏或許才是另一波學生運動的開始，「雨傘運動」的肇因正是「公義」未能彰顯，市民自法往聲援困在政總的學生。因此，維護「公義」才是各種抗爭運動的主調，人心的佔領才最重要。

近日，已有兩事與公民社會維護「公義」有關的事。一為女生帶港鐵被禁帶樂器，另一事當然是陳文敏被否決擔任副校一職。前者把港鐵執法不公的現象再次引爆，高潮是有網民在網上號召在大圍車站演奏樂器。面對港鐵有如政府般大耍「語言偽術」，網民便使用「鳩嗚」的手法去抵抗。政府可以動用警察清場，但地鐵不可以。後者則令港大師生或響應罷課罷教，因為以「小學雞」理由否決陳文敏的任命，是不公平不合理，換句話說，這是「不義」的，市民的怒火又再燒一次。社會如再有多幾件事在發酵，難保不會出現又一次的大型群眾運動。但未來的群眾運動將會升級，只能看我們肯為民主付出多少而已。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或許是句老生常談的話，但放在這個既似現代化但又不乏傳統的香港社會則仍然是有用的，更何況「雨傘運動」的本意就是爭取香港人三十多年來一直未竟全功的民主自由。不過，道高一尺，中共不斷的「洗腦」、「利益輸道」，正一步一步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果更多的港人抱有「犬儒」心態，更多的「港豬」對眼前所見視若無睹，那麼，縱然出現更多的機會，我們也不可能轉化成真正的成功的。

《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 ：心靈何處覓歸所？

電影《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是一部心靈救贖的電影，由德國著名導演溫‧韋德斯(Wim Wenders)執導。男主角Tomas (占士法蘭高飾) 是位作家，由於苦無創作靈感，於是撇下妻子，獨自居於雪地，希望找到題材衝破寫作的桎梏。可惜，在一次駕駛途中，意外撞倒了一對玩雪橇的兄弟，兄長Christopher受驚卻無礙，弟弟Nicolas則不幸死亡。冬日茫茫，無垠大地下只剩下插畫家母親Kate的喪子傷痛哀唬，還有Tomas意外後的自責與愧疚。

韋德斯的電影主角都帶點落泊天涯的況味，而且對女人都若即若離。《德州巴黎》(Paris, Texas)的沉默漢子，到《里斯本故事》(Lisbon story)的收音師，心靈都有所缺陷，生活的每一劇都彷彿在問自己應往哪裏去找尋人生的最後歸所。這次，主角Tomas不但在創作路途上陷進了死胡同，還意外輾斃了一名小孩。如果創作是作家的生命，那麼，找不到創作靈感就像生命中沒有了靈魂一樣，而交通意外更令本已找不到一絲動力的心靈再陷進自責的漩渦之中。

於是，主角選擇沉淪……。

作家最擅長就是寫出書中人物的細膩感情，可是偏偏自己卻不知情歸何處。那個旁晚，意外發生的幾分鐘，主角還不敢接聽妻子的電話，可是，當主角以為僥倖逃過慘劇降臨，陡地變得神色安然，還一手把Christopher放在肩膊上，竟對着剛致電的妻子說everything will be fine，前後判若兩人，心靈彷彿一下子找到歸處，也難怪吧，既然死神也以為可幸運地只擦身而過，那夫婦間的感情轇轕又有何大不了？故事的發展當然不盡如人意，一宗車禍，改變了幾個人的一生。

電影發展下去，Tomas未能掃除心魔，放下那份歉疚，結果，一段感情無聲逝去，寫作生涯卻絕處縫生。常言道寫作的人沒有經歷便沒有突破，因此，作家到了中年以後往往便江郎才盡，畫地為牢，走不出自己的創作天地，古往今來的例子俯拾即是。主角亦不例外，正當生命走到最低潮時，恰好給予他創作的無比動力。幾年後，他的小說賣個滿堂紅，又恰好給他遇上知己，而繼女的出現亦令他對小孩的恐懼消除。表面上，他好像藉着創作洗滌心靈，尋找了人生的歸宿，一切是那末順利。然而，他的心靈拼圖仍欠最重要的一塊，就是那孩子Christopher。他心裏明白縱然贏得了全世界，但補償不了孩子成長的缺陷也是徒然。

另一方面，Christopher對藝術創作亦感興趣，於是，也許出於童年創傷或是天賦正正如此，他對像父親身影的Tomas念念不忘。電影的結局是二人坐於餐廳內，Christopher問了Tomas一個問題：「小說中主角舉起孩子的一幕，那孩子是我嗎？」換了是其他電影，這問題會是肯定的。不過，Wim Wenders的戲又怎會如此呢？Tomas顧左右而言他，給了一個創作人口中的標準答案。原來多年以來，Tomas都誤以為自己已經從悲劇中走過來，其實是在逃避，過去就像一面鏡子，映照他無論選擇遺忘過去，還是擁抱記憶，他不敢面對過去，根本就是原地踏步。而更令他驚詫的是，他的逃避令他變得對一切都很理智，甚至跡近麻木。

創作好像就是一切，其實不然。儘管經過這麼多年，Tomas也知道時間是沖不掉這烙印，創作亦彌補不了心靈的失落，對着Christopher扮作關心也是枉然，只有坦然面對，才能釋懷，才可真誠磊落地走下去。電影的諷刺是：末了，Christopher的一泡尿竟然將不能面對的過去修補過來，猶如開首時Tomas因一根吸了一半的香煙而開展了人生的另一局面。

當然，此片水平離Wim Wenders全盛時期的代表作仍有距離，但大師說故事的不落俗套，電影鏡頭的調度，那空氣的中微塵，那蒼茫的雪地，還有人物站在玻璃反射的風景，都令電影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為甚麼暑假要做「暑期作業」？

漫長的暑假將要結束，莘莘學子又要回到學校，重踏學習之路。家長和同學除了要為開學準備上課用品、填寫文件，甚至調整生活作息時間之外，最重要的是，學生還要極速完成可能是他們放暑假的唯一娛樂——暑期作業。

近日，報載有學校要求學生須於暑假前提早回校提交中、英、數三科暑期作業，若未能依時完成，要留校補做，又指「所有未能依期完成作業之同學，須待完成作業後才可回校上課」《明報》(2015年8月28日)。結果，此事在網絡被廣傳，有人笑道是否所有學生都交不出課業，九月一日便只有老師在集隊？

當然，以上所言只純屬說笑而已，而該校老師亦向造訪的記者「承認當中有字眼會令家長和學生誤會，澄清欠交者仍要返學，只係要喺特別室先做好暑期作業，才可回班房上堂」。學生縱然欠交暑期作業，但開學日亦有權回校上課，不過不能進課室而已。這應該也是一貫中學於開學日的如常安排。可是，問題便來了：為甚麼學生放暑假必須要做暑期作業？不做不可以嗎？

若按照正常的解釋是：學生放暑假也不能忘記學習，並且要時刻關注自己的學業，因此，接近兩個月的漫長假期，理應要完成暑期作業，因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萬一放完暑假後渾忘所學的一切，前功盡廢怎麼辦？此外，家長也必然同意該校老師所言：「希望透過呢啲方法幫助學生分階段完成功課，藉此訓練佢哋嘅責任心。」

然而，如果放假仍只是平日學校學習生活的延續，那學生為何需要擁有一個漫長的暑假呢？

正如討論「學習」是甚麼一樣，暑期作業也是甚麼呢？其實學習不只出現在那幾百呎的課室內，施教者並不一定是老師，「學習」可以是人在任何時候，都可坦然面對任何新奇有趣的東西，我們都會自由自在地擁抱它，探索它，這才是學習的真正意義，而不是暑假每天都得預留幾小時，躲在家中處理暑期作業，而每年難得的暑假，正好給予學生藉着新環境去學習新的知識，如果仍然像平日上課下課，回家吃過飯後做功課，那學生們要暑假來作甚？

況且，暑期作業是否必須要一本本都厚得像電話薄，內裏全是大部份學生在假期裏抓破頭也不懂得做的難題，可是，你叫學生在長假期裏可以到哪裏找到老師詢問呢？最後問不得其法底下，有些盡責的學生選擇做自己懂的部份，不懂的留下一大片空白；很大部份學生可能生起歪念，左抄一點，右寫一點，但求蒙混過關。

此外，有學校或是要求學生在坊間購買的一些東併西湊的暑期作業，學生翻到末頁竟發現附上詳細答案，於是機會來了，學生可以在假期前抄個不亦樂乎，開學日可以交差過關。又或是：有些學校的暑期作業美其名是「校本製作」，卻只是某年的製作，之後只不停翻印，直至留級的學生可再次交回去年的習作而老師卻照改如儀……。如是者，每個學年結束前，學校老師派發暑期作業給學生，學生則拿回家用盡一切「方法」在暑期完結前完成，然後準時交給老師。至於老師嘛，當然會批改吧，不過只是「略改」，最重要是派回答案讓學生核對，先行了結開學繁瑣工作的其中一項，不然，老師們恐怕批改整個學期也批改不完。筆者不會說這是集體「玩假」，但顯然是一同「務虛」，因為「暑期作業」這東西只淪為師生可操作的一項相互交差的工作，而不是教育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學習過程。

其實，只有學生才可放暑假，因此做暑期作業也是學生的本份，實無可厚非。然而，暑假期間，既然學生都不需回學校上課，那麼，暑期作業的內容設計可不可以靈活有趣一點？當學習都不需要在課室進行了，暑期作業自不然也不需要是那幾大本厚厚的數學題，閱讀理解和週記了。例如，暑假遊學團的經歷，口頭報告可以是「暑期作業」嗎？學生或是去了當暑期工，他的遭遇可以是「暑期作業」嗎？此外，假期裏學生看了幾齣電影，交回幾篇影評，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甚至乎學生家長都嗜吃的話，也許會經常在家鑽研各種美食，他們的「製成品」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

筆者相信學校不用開緊急會議，以上建議都不會通過。因為學校開學前的工作排山倒海，有誰還會有餘暇去逐件「作品」仔細審視，更不會就作業內容逐項批改，然後派回給學生，因為，從來暑期作業在學校眼中，都必須是一項可操作，可預期，不會增添行政壓力的事情。因此，大部份學校的處理方法會是：九月一日，學生連同其他文件，一併交回給新任班主任，然後，班主任將作業分給科任老師，便貨銀兩訖，各不拖欠了，至於老師如何批改，如何追收，則各科自有應對法門。既然大家只在乎交收，久而久之，師生都不會視此為重點項目，於是，很少有前述學校般高調要求學生暑期完結前必須繳交，某程度上，這反而是體現學校盡責任的表現，而不只是學生。因為老師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

曾經，香港的莘莘學子放暑假是不用打開那些悶得發荒、千篇一律的暑期作業，而是天天相約游水打波，或是趁假期做「暑期工」幫補生活，或上圖書館看長篇武俠小說。可是，今天的學生，暑假前必須完成暑期作業已變成假期的指定動作，而這些作業又往往每科數十頁，如要認真完成每頁，當要花上很長的時間。對於學生而言，到了暑假，以為可以改變一下這種學習生活，躲懶一下，可是偏偏老師要求交回幾吋厚的習作，而他們自己卻可以放下筆桿，停止批改，逍遙快活地往外地旅行。「暑期作業」或許只是教育中微不足道的一點，但見微知著，也許是時候重新檢視一些因襲已久的常規了。

《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小故事也有大道理

動畫電影《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是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電影試圖探討人類各種情感如何影響人在成長階段中作出的種種決定。而人生複雜的地方正是連他自己也渾然不知自己為甚麼會因為內在的情緒反應，而作出一個連他自己莫名其妙的決定。古時有蝸角觸蠻的故事，今天荷里活竟想到以人腦為題，創意十足之餘，還以小小故事，帶出深刻寓意，誠意可嘉，令人感動。

電影寫11歲女孩韋莉本來一家三口住在明尼蘇達州，過着愉快的生活，一家人最愛在結了冰的湖面上玩曲棍球。可是，有一天，父親決定舉家搬到三藩市。面對陌生的環境，女孩子顯得無所適從。以往的快樂時光，彷彿一去不復返。環境的變遷令她由「陌生」感到「疏離」。此時，腦內的5種情緒亦由於阿樂（Joy）和阿愁（Sadness）的走失，變成由阿躁（Anger）、阿憎（Disgust）同阿驚（Fear）掌控。阿樂看見一座又一座由成長的記憶建成的小島，因記憶的消失而逐一崩潰瓦解。惟有想法子回到控制室，企圖扭轉局面。與此同事，阿躁的一個決定，令韋莉決定離家出走，回到故鄉明尼蘇達。

人腦是非常複雜的組織，電影嘗試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令孩子容易明白。那一顆顆仿似保齡球的記憶球，主宰着我們腦中的喜怒哀樂。我們由孩提時代的一顰一笑，原來都不由自主地因面對外在的人和事，而由腦控制室的各種情緒控制的。這正好與近代心理學的分析脗合的，就是人的自我概念的形成，是從別人對我們的讚美和批評中，了解自己為別人所接受。我們模仿周遭的人，並接受家庭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形成自我。因此，記憶是支撐我們繼續生存下去的補充劑，而思考則是我們鞏固記憶的重要方法。每當我們反覆回憶，便會對眼下事物有多一分的認識；反之，如果我們不好好保管記憶，隨便丟進那「記憶球堆填區」內，人是不會進步的，因此，對歷史習慣善忘的人，是註定無知的了。

電影中有兩幕令人難忘。其一是阿樂無意中跌進了那「記憶堆填區」，看着一顆又一顆的記憶球由色彩繽紛，變成一片死灰，一段又一段韋莉的童年回憶慢慢蒙塵。記憶不同歷史，「歷史的意義本來就是作為過去的記憶，記憶卻有別於回到過去，而是不斷把現在這一刻和過去排列一起。」《班雅明》因此，當阿樂舉起韋莉那漸次消失的童年記憶時，畫面一變，回到韋莉的童年，那份蒼涼，那份無奈，令人邊看邊想着：如果童年的記憶真的灰飛煙滅，我們憑甚麼去思考當下？因此，阿樂要設法回到控制室令韋莉不致失去那寶貴的童年記憶。不錯，自從印刷術與攝影術發明以後，「記憶」漸漸地變成固定頁面下的物質性空間，一頁文字，一張照片，已是「記憶」的憑藉。可是，後現代數碼年代，連這些也彷彿不復存在，今天，人們不看書，連相片也不印出來，就如電影的主角般，假如進入了抽象思考區，思想便會變得越來越簡單化。人若繼續善忘，失去記憶便將會萬劫不復。也許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的「對當下的懷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的概念，才能為這個「失憶的年代」找到錨定點。

其二是原來一直被忽視的阿愁才是令人振作的根源。因為只有哀愁才可洗滌人生，該人能親歷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家人朋友的關懷和鼓勵，是人生低谷中的一柄扶手梯。如果沒有妄自菲薄的「阿愁」，韋莉可能全然不知道家庭和朋友對她的重要。而這結局亦符合了人生的本質：人生原本就是有樂有哀的，一面倒的快樂並不代表幸福，人生有喜有跌，才令人更珍惜眼前所有，並且增長勇氣，催我自新。

此片的意象頗多，小孩不易明白當中的寓意，反之，成人一邊看，一邊定然反思：原來一些以往我們珍而重之的「記憶」，如何不常從記憶保存區中取出揩拭，久而久之，這些本應潛藏心內深處的片段，便會送到堆填區，一點一滴地消失殆盡，例如我們的快樂童年，以及父母的一個笑容，一句叮囑。人有七情六慾，乃人之常情，此所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為之和」的儒家中庸思想，其實在某程度上窒礙了情感的宣泄。為人父母看罷此片，定要思考孩子成長中的情緒反應，也不要定下太多的規則去限制孩子的心性發展。

歷史將會怎麼說？

自去年622全民公投開始，香港人點起了爭取普選之火。可是，經歷了831人大「落閘」框架，到928佔領金鐘，87枚催淚彈，79天的佔領，氣勢彷彿一度中斷了，2015年，政府以為一切堵截「政改」的路障真的拆除了，於是「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一方面把仍然保守的政改方案呈交立法會審議，另一方面，則大力宣傳「2017 一定要得」，裏應外合落區宣傳。而另一邊的「泛民」，錯過了「雨傘運動」動員市民的高峰期之後，亦彷彿苦無對策，剩下的目標，只有「否決」一途。縱然「泛民」自知難以扭轉，成功發揮制衡作用，投下反對專制政權的歷史一票。這是一般香港人的理解吧？然而，很多人不以為然，紛紛準備為「政改」來個定調，正如為「雨傘運動」所做的一樣。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心理有數，否決政改的翌日，估計親中媒體將會大肆報道「泛民」扼殺了一人一票普選的機會。這本來就是一般傳媒對這件事的論述，若干日子後，這會變成歷史。人們將來讀歷史，或許只會記得立法會當天的投票結果：反對派議員的27票阻撓政改通過。

正當大家以為「政改」方案表決全無懸念之際，恰恰冥冥中自有天意，立法會的屏幕不是出現43:27的記錄，而是會議記錄寫下：政改議案，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大比數」被否決。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代假如重看這段歷史，將會如何詮釋？歷史的大論述當然不會巨細無遺至描述有議員拉隊離場，缺席投票的種種經過，歷史更不會大書特書，強調這班人應會投「贊成」票的，只是因一時大意，連小學數學題也計不了。歷史到了這裏，只會以另一種論述的方式告訴香港人：香港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

歷史當然不是這樣敘述吧，但人們往往是這樣理解的。因此，1989年6月4日是「六四屠城」或「六四事件」，都比中共的「六四風波」使人更沉重。香港當時有「百萬人大遊行」，讓人感到無比的震撼。至於2003年7月1日是「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取消二十三條立法，已代表了民意的憤怒。還有，2013年香港人普遍強調的是「撤回」國民教育科，而不是官方的「擱置」。為甚麼我們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就是因為我們要取回歷史的話語權！

事實上，這班建制派議員突然離場，客觀上造成28:8的大多數票反對，是不容抹殺的事實。既然如此，歷史將會怎麼說？歷史當然可以說成：他們離場不投票，等如政改一定不能通過，因為他們沒有投下贊成票。當一眾親中傳媒、政黨、市民，乃至政府，準備在政改表決後翌日把政改不能通過這個責任，加諸「泛民」身上，肆意對他們口誅筆伐，任意謾駡時，這班庸碌無能的建制派正好轉移了視線，分擔一下輿論的壓力，至少，他們再高調說政改不通過，責任在「泛民」的論述，便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儘管歷史的論述必然涉及權力的支配和意識形態的爭奪，永遠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是，建制派的愚蠢行為，側面反映了「雨傘」族對於政改的一套論述：經1200人提委會篩選的特首候選人，並非「真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是代表市民拒絕「袋住先」，而大比數反對正好反映了市民意願，這論述在歷史上將更形鞏固。

最明顯的例子是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中試圖以眼淚去爭取支持，或將責任歸究到帶頭離場的林健鋒。可惜，她這套論述顯然未能扭轉劣勢，而且，影響將會延至年底區議會選舉，甚至波及其黨羽。另外，與她一起離場的人都會有此下場，當他們試圖解釋，先以「等埋發叔」打圓場，之後又互相諉過於其他人，凡此種種，不但沒有把論述的話語權重奪回來，反而再給網民或傳媒輕易反駁，予人「蠢上加蠢」的感覺，更加加深了香港人大比數否決政改是理所當然的這套論述。

也許政改歷史的事實將深印在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上。因此，一些親中傳媒特別為建制派說項，甚麼「場外投票」，或歸究「風水唔好」。他們越是這樣解釋，越顯得建制派這次犯錯，是「災難性」錯誤。因為他們將話語權拱手讓予「泛民」，除了中共沒面子不高興之外，還波及了日後的選舉，影響中共治港的影響力。再舉一個例子，事件發生後，「一群支持政改市民 強烈譴責建制派議員用腳否決政改方案」的聲明在網上瘋傳(見上圖)，我們不用深入了解這群市民究竟是「抽水」諷刺建制派，還是真正支持政改通過，要責難建制派不投贊成票。只要這些聲明或論述不斷在媒體出現，泛民則只需藉此論述瞄準建制派，正言若反，久不久拿來一用，對準建制派的歪論，予以重重一擊，或是令他們的論述到最後難以成立，便能叫中立選民將手中的游離選票投向他們了。刻下，泛民或一眾爭取民主之士，應當好好把握這個建制派繳下的槍枝和彈藥，在接著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好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這套建制派雙手送給你們的歷史論述，將議會的話語權重奪過來，扭轉「雨傘運動」後，表面上呈現的敗象吧！

小說《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寫道：「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未來」。不錯，為甚麼歷史重要？除了可以鑑古知今外，歷史其實不是甚麼，「歷史只是為了誰」而已，人們需要各種先例以為目前的自己定位，專制政權尤甚，往往不惜篡改歷史、曲解歷史，去達致他們的目的。中共本來就是要以全體42人投贊成票去完成官方的歷史論述的。這班建制派亦樂於完成這歷史任務，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使他們目前與未來的政治生命獲得正當性，故歷史的記錄對他們極為重要，中共亦要以此完成《基本法》中應允香港人的承諾，藉此向文明世界靠攏。可是，建制派這次不依劇本演出，註定壞了中共的好事，也落了領導人的面子，怪不得他們涕淚連連了，歷史罪人之名他們可擔當不起呢！

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目標當然不會就此告終。原以為「雨傘運動」的一幕幕畫面，已成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歷史印記，劇本可以告終。然而，投票前竟出現此等出人意表的一刻，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這幕建制派自編自導的鬧劇，具體反証了香港人一直嘲笑奴才政治之荒謬，以往，我們只會嘲弄建制派是「橡皮圖章」，卻苦無典型例證。不過，618政改表決的一幕，正正暴露了當權者的專橫與趨炎附勢者的醜態。歷史會記住這一筆賬！

教育只淪為小數點後的數字

近日，社交網站教師專頁紛紛轉發有中學近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招聘0.1 名地理科學位教師，社會輿論譁然，以為學校的廣告內容有誤。於是有傳媒走訪該校校長，查詢此事是否屬實，該校校長確認廣告正確。

他指該校教員編制數目為58.1人，故「希望利用0.1 的空缺，以兼職形式請一名資深教師來分擔課擔，同時傳承經驗予年輕教師。」《明報》(2015年6月9日)如以0.1薪酬聘請老師，該老師的工作量應為正規老師的十分之一。如以老師平均每周30堂計，0.1名教師每周約教3 節課。

該校校長更指出：「若批評者是準教師的話，他感到憂慮，一方面反映他們不了解自己想從事的行業，另一方面未問清楚原由便謾罵，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筆者對該校校長有這想法同樣感到憂慮，因為他既不是「準校長」，應該了解老師這行業，並非僅僅是商業社會把公司員工稱為「人力資源」這麼簡單，學校的師生關係，要有深切的互動交流，除了每天的規定教節外，老師得花大量時間為學生補課，帶領課外活動，處理學生的成長問題等。每天的教學，都是深耕細作，都要由心出發，絕不可以公式化，機械化，行政化，把老師的工作劃分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因此，聘請0.1名老師是制度下催生的產物，儘管合法，卻不合情，也不合理。

該校校長並強調這職位要「分擔課擔」、「傳承經驗」，難道他認為以區區六千元聘請的兼職教師，可以帶來連全職教師或校長都未必能達成的效果嗎？如要達成這個目標，該職位的老師需要花多少時間去完成？難道真的只靠那一星期的三節課嗎？既然不能做到這種效果，那為何把老師這種職業碎片化，切割成一小份一小份，是為方便管理階層盡用資源嗎？假如老師只餘下一堆數字，老師便等同學校課室的一枱一櫈一部冷氣，枱櫈損壞了可叫校工換上一隻新的枱腳櫈腳，冷氣壞了可以拆下來換掉零件，甚或報銷。香港的教育竟淪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

教育界的袞袞諸公，究竟知否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教育局面對學童減少的情況，開源節流的做法。以往，計算後多出的小數點，學校會動用額外資源，補足數當作一位全職老師計算的。今天，教育局眼見學校收生不足，不但沒有補救措施，還進一步收緊給予學校的資源，學校在資源緊絀下，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然而，明知制度有問題，不指出問題所在，卻選擇全盤接受，將問題焦點轉到對方不了解運作云云。要知道，清楚了解制度並不等如制度正確啊！這是常識吧？

報道又說「廣告刊登後，已有人致電學校查詢，相信可覓得理想人選。」在此恭喜他及他的學生，可以在芸芸應徵者當中，覓得本應在他校專心教授學生的優秀老師，親臨該校為學生指點迷津。可是，有想過這班具經驗具資歷的教育先進，為何肯應徵一個0.1薪酬的教席？這全拜教育界近年收生不足所賜，學校又以控制資源為名，把原是實缺名額的老師職位，轉職為「合約老師」，以「學校發展」為名，方便管理。結果，造成近年出現大量的「飄流教師」，不斷因約滿而尋找教席，年輕老師就算在學校表現出眾，青出於藍，可是，在「配合學校發展需要」這塊大牌匾壓下來，也不得不另謀高就，繼續尋找教席。

這個廣告在社交網站引起討論的最大原因是不把老師當人看待，教育這「以人為本」的工作，老師這份工卻動輒以0.1，0.2等數字取代，試問老師的尊嚴還剩多少？如果按該校校長的邏輯，將來是否會因資源問題，出現0.1學生，0.1校工，甚至0.1校長？(有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呂校長便是，但肯定沒有人會叫她「0.1」校長)至於該校校長嘛，如果他日有學生真的叫他0.1校長的話，他有可感受？是欣然接受？還是心中嘀咕，口裏責罵？如是的話，家長也很「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了。

記念「六四」就是為了讓時間靜止

「六四」二十六週年剛過去，主辦單位支聯會公佈有十三萬人出席悼念活動。數字比對上幾年少。當然，集會遊行必講參與人數，可是，既然這統計絕不科學，多人少人出席只是相對的比較，作不得準。說真點，一直以來，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並不是給主辦的支聯會召喚，也不是本於那愛國共同體的認同，更不是為了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虛無夢想，而是一種人道精神，對良知的守護，要求專制政權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堅持。炎炎晚上，坐在那裏的人，只知道再回憶一次1989年6月，發生在古老國度的血腥鎮壓，重新與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壓迫的死難者和難屬們相認。

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西班牙記者提問：「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以免重蹈覆轍，中國甚麼時候才能正視六四事件的歷史？」華春瑩一時語塞反問：「怎麼會有這樣的邏輯？」她又稱，當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國際社會早有公論，指兩件事完全不同性質。」《蘋果日報》(2015年6月5日)

中國政府要日本「正視」歷史，無非是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上，要求日本不要忘記70年前，日本皇軍如何侵略中國，屠殺千萬中國軍民，要日本政府無時或忘這段鐵証如山的暴行。可是，記者提到「六四」，中國政府又忽地換過身份，對於「六四」，歷史早有定論，而這「定論」是中共的官方定調，卻又不准民間搜証、追查真相，甚至追究責任。看吧，兩件歷史事件，兩套論述，兩種態度，這正正切合了華春瑩的反問：「怎麼會有這樣(不對)的邏輯？」

這就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不尊重歷史的做法。何謂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就是讓歷史自己說話，由與被壓迫者相認開始，帶出社會上不同的論述。歷史其實不是同質和線性的，更不只是進步的，而是充滿錯縱複雜的隱喻和暗示。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可是，問題是中國政府只懂叫人正視歷史，自己卻不懂面對「六四」的發生。面對四方八面的追問，她只懂得回敬一句：六四事件已有定論，可是究竟甚麼才叫「定論」？是官方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講法？

班雅明(Benjamin W.)說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Not man or men but the struggling, oppressed class itself is the deposit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後翌日，便充斥着被壓迫者的故事。北京人王維林擋坦克的一幕，歷史彷彿在那一刻凝固了。當時，解放軍的坦克車，從近郊浩浩蕩蕩開入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職務。街上兩旁的市民乾着急，只得乾巴巴看着那些象徵制度權力的坦克蹂躪這片京城重地。突然，王維林越過圍欄，衝到那一列坦克前，擋住去路。面對殺人武器，王完全不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攝影的發明就是要讓時間靜止，給人們從照片了解歷史的真相，世界上多少不同國家的人，看了照片，想起人類的苦難，悲天憫人，關心被壓迫者的遭遇。因此，讓時間靜止，與被壓迫者相認，就是為了抗衡勝利者那套對歷史的陳述。

中國政府在「六四」慘劇發生後，打壓異見者，抹去歷史印記，一邊廂發展經濟，另一邊廂，建立了一套歷史只往前看的論述，企圖將過去發生的一切隱藏起來。這套歷史「進步論」（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只建基於一種看法：將人類文明看成「過去、現在、將來」連成一直線的過程，因此，歷史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現在」比「過去」好，「明天」也一定比「現在」更好。然而，班雅明質疑這看法是將歷史置於空洞的時間裏：「人類歷史會不斷進步的概念和人類歷史是在一種劃一的和空洞的時間領域進行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對時間的簡單看法，忽略了社會出現倒退的可能，「六四」事件發生後，社會正正如此，人心不忿，社會步向衰亡。而中共則在此時叫人向前看，強硬地鎮壓被壓迫者的聲音。結果是經濟成果縱然美滿，政治上卻大倒退，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更是多不勝數，至今仍解決不了。

因此，記念「六四」是為了讓時間靜止。讓時間靜止是為了令歷史停下來，對抗歷史主義那套歷史進步論。中國政府越壓制「六四」，歷史的真相越會按不同的形式滲入人心，並不斷發酵。因為歷史的記意已在一代人的腦海中沉澱。三年前，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湖南民運鬥士李旺陽「被自殺」，令新一代重新認識「六四」，中國政權重新再演譯一次專制暴力如何消滅被壓迫者的聲音。90後的香港青年人從此再一次認識「六四」。歷史的時間也許就停留於此，他們追看報導，知悉李旺陽原來一生為民主抗命不認命，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定然紛紛翻查他的生平事跡，而傳媒亦會追查報道他的種種經歷，這其實是把「六四」再在當下出現多一次而已。青年人縱然義憤填膺，可是對八九年中國人追求民主定不了解，對支聯會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更是一無所知，可是對李旺陽之死卻悲憤莫名，可以說，他們對於「六四」的歷史記憶，是由此刻開始記存下來的。而這種對公義的追求，是任何愛國主義或是本地意識都不能蓋掩的。

這就正如班雅明所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History is the subject of a structure whose site is not homogeneous, empty time, but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ow｛Jetztzeit｝.)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已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結合當刻眼前所見，把「過去」帶到「現在」，歷史才有意義。而「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在於現在這一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1]班雅明更指出「所謂『當下』，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時間的停頓和靜止。」(the notion of a present which is not a transition, but in which time stands still and has come to a stop.)

那麼，究竟甚麼才可以讓時間靜止呢？答案是「回憶」。「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的一剎那，時間也靜止了。」[2]只有回憶，我們才能不斷把現在的一刻和過去的事情排列在一起。也只有讓時間靜止，人類才能被救贖，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這說明了為甚麼「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為甚麼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年年如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如日中天，窮得只剩錢；為甚麼本土派嘲弄紀念六四的人是「大中華膠」；可是集會仍然有十幾萬人參加，人們仍然堅持悼念「六四」，就是因為我們定要不停回憶，把過去的事帶到當下，並好像說故事的人一樣，加進自己的感受，編成一個又一個內容獨特而意義深遠的「六四」故事，與這些年以來，被中共強權壓迫的受難者相認，藉以抗衝中國政府那套「勝利者」的歷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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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國明：《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39。

[2] 同上，頁60。

這齣叫「政改」的戲很爛

4月22日，政府公佈了「2017一定要得」的政改方案，亦即「政改五部曲」的第三部：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由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這個議案，一如所料，是在人大框架底下，密不透風的保守議案，目的只有一個：中央政府要確保當選者是他們所屬意的。

事實上，由人大在8月31日宣佈的政改框架，重重地下了三道大閘，到今天，提出一個不斷「篩選」的政改議案，都令人覺得，「政改」這套戲，果然比「金草莓獎」(Golden Raspberry Awards)的電影更「爛」，更沒新意。

說「政改方案」這部戲很「爛」，一點不錯。首先，是因為這個導演根本(扮)不知道觀眾的口味，處處只為滿足一己之私，硬要把這部叫「政改」的電影，拍成只可以那個只可說一不可說二的專制市場，才能公映。至於一些「自由市場」，他並不在乎觀眾會否進場觀看，因為他認為拍這部戲的資金，全部來自那個背影肥大的老闆，因此，這部戲是拍給他的國度的子民欣賞的，不，甚或只拍給老闆觀賞。

其次，看看這部「爛」戲的選角吧！這個「劇本」規定的「提名委員會」，竟仍由上集「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的「演員」、按同等比例組成，人數仍是那1,200人。須知道這班所謂演員，全部都表情浮誇，連對白也說不好，整日自創成語，亂說英文，有時又會即場「爆肚」，由他們繼續演出續集，只會令這部電影成為「票房毒藥」。

不過，說到電影的內容，更使全港「影評人」或熱愛香港電影的觀眾搖頭嘆息。導演的手法陳腔濫調不在話下，卻又要常賣弄自己僅有的電影知識，告訴觀眾已經考慮到市場需要。在這部「爛片」中，一場又一場，了無新意的「樣板戲」，都加插了「平衡各方觀眾利益」的鏡頭，例如其中一個鏡頭，是對着「提名方法」的。這導演自以為是，竟把鏡頭一時影着「提委推薦」，一時又對著「提委提名」。先由每名俗稱「提委」的「茄喱啡」推薦一人，若那人要成為「參選人」角色，就要得十分一、即120名提委(茄喱啡)的「明票」推薦，最多只有10個人「入鏡」，「參選人」這個角色，可在戲中透過搭建的「論壇」比拼政綱，令一眾演員，無論臨時演員、男女配角、男女主角等，都可在這個帶點超現實的場景一較高下。可是，畢竟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段情節竟然與電影的結局沒有一絲的關連。聽聞導演和編劇都認為無論如何要加插這場戲，因為這樣才可是吸引普羅大眾購票入場，至於是否影響電影結構，他們卻滿不在乎，因為他們認為「片唔怕爛，最緊要賺」喎！

此外，這部片子仍是延續導演的馬虎手法。例如劇本其中一章寫到：「參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提委，即最少601人支持才能「出閘」成為候選人」。結果，這平庸的導演竟然原汁原味，照辦煮碗，照抄劇本的每一段文字，還巧言令色，說是根據原著，精心炮製，符合劇情需要云云。於是，有些影迷不忿，質問他，根據電影《基本法》，那「廣泛代表性」一句去了哪裏？他們還提出了如果「白票」比「當選票」多，如何符合原意？這不是劇情犯駁，邏輯混亂是甚麼？好一個只得票689的導演，片子拍得這麼「爛」，他不但沒有對批評作「深切的反省」，反而還戚起了眉，咀角帶笑：「我係拍得咁『爛』格嘞，如果你地唔睇，我睇唔到我地將來有咩機會再開拍『爛』片喎！」

還有，這部片子的宣傳技倆亦很差，先是打正「有商有量」的口號叫香港人共同參與創作劇本，好了，每一個階段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意見，可是，編劇和導演卻把意見拒諸門外，到頭來，只按老闆的旨意寫成劇本，聽聞老闆的意思是要在電影中加進「腥色煽」情節。於是，這個導演揣摩上意，俾足心機，落足猛料，不足一年，就拍成這部「爛片」。現在，戲將要上映了，宣傳口號又換上「一定要得」。於是，這導演又帶着電影「拷貝」，北上請示「老闆」。正當他準備跪送「拷貝」之際，突然，那個肥大的身影半轉身，粗暴地喊了一句：「這個嘛，這個嘛，一定要得！」

這齣叫「政改」的戲真的很爛，尤其是導演經常四處向人吹噓，他自己將會是香港電影歷史上，率先完成奧斯卡得獎鉅著的人，可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後他呼籲「影評人」投票支持他，卻用「語言偽術」掩蓋了絕大部份入戲院觀看的香港人，那些噓聲四起，大叫「回水」，甚至連座位也割爛的事實。最後，他竟還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的作品縱然不及李安，也媲美王家衛云云。可是，香港觀眾看在眼裏，他只有那個叫「王晶」的水平。

聽聞，他想藉着這部叫「政改」的戲，向老闆推薦，繼續在影壇呼風喚雨，指導他旗下的猛將，執導多齣大製作。可是，香港的電影迷已按不住怒火了，他們說：「追求好戲幾十年，我們寧願以後再沒有電影看，也不想戲院一天五場都是他執導的「爛片」，我們拒絕「睇住先」，要睇，就要睇真正的好戲。」

你知道為何只有五個小孩嗎？

現在才來談《五個小孩的校長》，彷彿有種明日黃花，落於人後之感。可是，好的電影帶出的寓意，就是說一輩子也說不完的。雖然此片的導演明顯地將焦點放在孩子的學習身上，但是這部電影帶出的社會現況亦甚有討論的餘地。正當眾人都把電影的焦點放在哭與不哭之際，電影其實告訴我們：香港的社會問題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這部電影，其實側面反映了香港中產的「離地」，對社會發生的事情一知半解。如果純粹入場大哭一場，為那廉價的情感消費的話，那麼，實在小覷了電影背後帶給人們的訊息。

幼稚園面臨結束，五個小孩的成長經歷蒙上陰影，歸根究柢，是背後的社會情勢造成的。例如其中一個孩子的家庭被地區土豪迫遷，家園不保。電影應是拍於幾個月前，但村屋前面那一大堆泥頭卻異常熟悉，那不正正是上月那單土豪傾倒泥頭，輕判賠償的官司的翻版嗎？這令人不經然驚訝電影情節與現實生活何其相似。表面上，電影描述香港的教育問題，但實際上，某些情節活脫脫在諷刺現實社會的無情，斷不只校長與小孩間的關係這麼簡單，那一滴滴的眼淚，應是為社會的不公義而流下的。

電影中的兩位小孩都是來自少數族裔。少數族裔的融合一直是香港社會的老問題。很多有心人為他們出力，希望改善他們的社經地位。教育當然是一條絕佳的途徑。可是，香港的教育給了他們甚麼？中文讀寫一直是他們未能在升學和就業上一展所長的絆腳石，教育局在這方面只做到有限度支援，從來都看不見願景。你能想像兩個小孩升上小學中學後所面對的問題嗎？

還有不斷在電影中浮現的社會問題，例如獨力撫養小孩的阿姨，終日為口奔馳，「最低工資」也難敵生活重擔，每天只能匆匆接送孩子上學，更別說政府如何通過「標準工時」，讓她們有一刻喘息的時間了。至於中港婚姻，老來得子的情況，在香港社會更比比皆是，當孩子也要為那幾斤「爛銅爛鐵」的價錢，而與老闆講價之際，政府又為全民退休保障做過甚麼呢？

然而，觀眾心中最大的問號仍是置於「教育」這課題之後。那所村校，一直擔起教育村民後代的責任，為甚麼學校收不到學生，卻沒有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幸好因緣際會之下，呂校長不介意月薪酬微薄，學校才能繼續辦下去。關於教育的事，教育局去了哪裏？政府高官說了甚麼？筆者很想知道政府一眾高官有否看過這部電影？如有，他們有何感覺？是欣慰香港仍有如此盡心盡責的好老師，還是任由一所歷經六十年的學校要受時代所淘汰而感到慚愧？

教育不是一盤生意，也不可能只是一種職業，而是育人的事，老套一點，真是「良心事業」，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哲學。如果教育不是一項使命，電影中的校長，又怎會甘願每月只拿取四千五百元，委身在偏僻的村校裏，為了五顆小小的心靈而疲於奔命？老師又怎會努力教好學生，不惜朝八晚十，回家還得備明天的課。星期六日還要不斷帶隊，長假期則在一叠又一叠的課業面前，埋頭苦改？老師絕大部份都不輕易請假，因為曉得請一天假，學生的學習進度便會停滯不前。既然不願如此，唯有小病當沒事，稍病則吃點藥頂硬上，大病才迫不得已卧床休息。

教育更不是一項又一項的「政策」，而是充滿心靈互動，互相關懷。政策由制定到評估，都要有具體數據支持，要強調效率，要不斷增值。可是，教育的事，往往難以找到準確的數字，更絕對欠缺效率。「關愛學生」如何量化？學生行為舉止，離校若干年後才改變，那麼，老師對學生的春風化雨，如何稱得上有效率呢？至於增值，你怎說那五個女孩子沒有增值？戲中所見，校長的介入，連那幾個父母也學懂如何關心自己的子女呢！可是，這些在教育局高官的眼中，都依似微不足道。他們的教育只剩下「權宜之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縮班殺校」是近年教育界的頭等大事，教育當局除了年前定下一些解決方案後，這一年幾乎連提也不想提。近日，傳媒報道當初因學童人數持續下降而製訂的教師「三保政策」，加上「自願減班」及「減派方案」等政策，將於未來一年陸續屆滿，估計會有逾千合約教師被裁，教育局仍未有針對措施去紓緩問題帶來的衝擊。有管理層老師慨嘆：「他們全部都是好老師，校長也覺得可惜，但礙於收生人數大跌的客觀因素，我們亦不能繼續聘用。」〈供求失衡 「三保政策」將期滿 逾千合約教師隨時被炒〉《頭條日報》(2015年5月11日) 教育局的一些「政策」就只講數字、只重效率。學生的學業成績沒有增值，不符政策的目標；學校的業績不夠亮麗，又不符政策的要求；家長的評價不高，又是學校未有跟從政策，與家長建立溝通。一切一切，只要不依從教育局的政策，便只得被「邊緣化」，學校由五百人，減至五十人，最後，只剩下五個小孩，電影中的故事，其實每天都在香港社會發生。

看吧，這就是現實了，未來一年，更多的「五個小孩」將會失去好老師的淳淳善誘。而這些好老師只能接受「被逼轉兼職教師，勉強保住教席」的現實，就好像電影中的呂校長般，在不公平的制度內，接受不正常的待遇。二者的分別只是前者是被迫如此，後者是欣然接受挑戰而已，究竟何者更令人看後垂淚？

電影末段，呂校長說自己的理想是當一位好老師。可惜，現實生活裏，老師連這一點卑微的願望恐怕也難以達成，因為他們連當個老師的機會也許會落空。

《猶太式離婚》(Gett)：宗教倫理以外的人性探討

《猶太式離婚》(Gett) 是3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其中一部作品，模式與《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有點類近。可是，拍攝手法更簡單，全片只有法庭內外的場景，一切戲劇衝突，全發生在那幾十米的空間，和長達五年的時間內。當然，還有人物的精湛演出。

電影開始，女主角Viviane(Ronit Elkabetz)透過律師，申請辦理離婚手續，想與丈夫結束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關係。猶太人的婚姻是神聖的，一切都根據聖經，宗教意味非常濃厚。當然，儘管在宗教國家，視兩性結合是人生頭等大事，可是離婚也是現代社會應有的權利。以色列也有此權利，不過，猶太人的離婚手續非常繁複，法庭亦不是在男女平等的前設底下審判，反而處處以神的律法為依歸。原來，猶太律法明文規定，只有丈夫才有權提出離婚要求。換句話說，就算丈夫失蹤多年，女方也不可以單方面申請中止婚姻。這種現代社會視為落後的做法，卻一直間歇地每天在以色列出現。正如此片的丈夫Elisha(Simon Abkarian)般，一而再，再而三，在宗教法庭三位拉比面前不願接受離婚的要求。

夫婦二人，女的性格特立獨行，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男的則沉默寡言，是眾人眼中的老好人。可是，性格不合，價值觀的不同，導致女主角承擔了二十多年的責任後，毅然分開。起初，拉比着他們二人回去再嘗試相處，希望不用對薄公堂。然而，努力徒然，於事無補。於是，我們在銀幕上看見男女雙方請出一班親朋戚友出庭作證，其中Viviane的妹妹在庭上大數專制婚姻的不是，說到憤怒時，簡直就是衝着面前所有的男性罵的。至於住隔壁的傳統婦人，則在丈夫的監視底下說出甚麼才是婚姻的「幸福」。兩段內容正好互為印證，令觀眾反思究竟真正的幸福到底是甚麼？最諷刺的是Elisha請了他的哥哥Shimon當律師，審訊過程不時公私不分，應了中國人那句俚語：「清官難審家庭事」。

男主角一直不肯答應離婚，除了口說愛他的妻子之外，卻一直不肯說出真正的原因。電影末段，他終於答應跟妻子離婚。但是出席當天，他要在眾人面前宣讀離婚書(gett)中的一句：「你有權接受所有男人的追求」(You are hereby permitted to all men)，卻始終說不出口。結果，引得Viviane在法庭內失控咆哮，把劇情推上高峰。觀眾實在替Viviane感到難受：五年來不斷上庭，除了要忍受丈夫的無理拒絕，偶爾失蹤之外，還要忍受其哥哥的冷嘲熱諷，包括指控她與律師暗生情愫，甚至提到令人尶尬的房事等。不過，最使人嘆息的是，傳統觀念的食古不化，那些行之已久，約定俗成的規矩，一眾法官竟都不覺得不合時宜，仍按着傳統，繼續陪玩，忍不了時卻把責任推在一對當時人身上。

末了，男主角終答應了，條件卻是要妻子離婚後不能與任何男子結合。現代社會強調個體自主，他拋下這句話，簡直就是說笑！五年，他每次拒絕妻子的要求，原來藏在內心的，只是男人拋不開的無謂尊嚴，還有就是人性中的那種妒忌。

撇開宗教倫理的探究，電影原來提出了上下幾千年，縱橫幾千里，普世之下，還是人性的根本問題：嫉妒。究竟愛是否也包含着嫉妒？丈夫口口聲聲說很愛自己的妻子，多次表明因愛她而不欲與她分離，可是，女主角卻又投訴他在家裏處處為難她，挑剔她，令她瀕臨崩潰。這是那門子的愛呢？不過，我們又有何資格嘲笑男主角自私的心態呢？也許，從來男女愛情中便有若干比例的嫉妒存在，不然為何你看見另一半和異性約會或說笑時，會心裏滿不是味兒呢？因此，電影精采之處在於，儘管沒有多變的場景布置，沒有誇張的劇情內容，卻有豐富的主題探究，和演員的精湛演出，將人性的矛盾複雜，描述得淋漓盡至。

這不得不讚女主角兼導演的Ronit Elkabetz拍得簡潔有力，她甚至精要得只透過男女主角的傾談，帶出一班兒女的近況，連半點家庭生活也看不到。全片分三部份，由最初二人未能調解，丈夫愛理不理，出庭時的語調斬釘截鐵，到中段，他們透過彼此律師的針鋒相對，盤問証人時的字字珠璣，將這對夫婦的生活點滴、性格特徵，以及衝突等，立體地呈現在對眾一面前，令觀眾就如置身在小法庭前，與法官一起審理案件。最後，則是男主角出爾反爾，令妻子情緒失控，導演把電影的戲劇張力，矛盾衝突推到極至，令人透不過氣來，主題的控訴亦更為清晰。

《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電影《解碼遊戲》(imitation Game)贏得本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得主Graham Moore上台時說了發人深省的一句：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這裏的「怪異」和「不同」，不是叫人生活上處處標奇立異，而是要我們時刻保持自我，不要隨波逐流，敢於追尋夢想，挑戰俗世想法。這亦正好貫徹了電影的主題：一些表面看似平平凡凡不起眼的人，往往會成就大事。

由班尼迪甘巴則治(Benedict Cumberbatch)飾演的艾倫圖靈(Alan Turing)，是個數學天才，自幼酷愛解謎，但也是個同性戀者。正如另一部電影《愛的方程式》（Theory of everything)的霍金一樣，於一個不容差異，涇渭分明的年代，儘管擁有天賦才華，也只能處處碰壁。電影的主線講述圖靈接受任命，要破解納粹德國獨創，號稱世上最精密的「謎碼」(Enigma)密碼機的加密技術，從而提供最準確的情報，協助盟軍取勝。可惜，礙於政治軍事保密理由，他的英雄事蹟從來沒有人得知，正當戰後英國着手重建國家之際，他反而因為同性戀的身份，而被政府控以公眾猥褻罪。他選擇注射藥物代替坐牢，為的是要繼續研究，最後，卻承受不了壓力，於41歲之齡自殺結束傳奇一生。

圖靈縱然是個天才，可是生於戰亂，本以為一心以所學所得，貢獻國家，可惜到頭來，保守的社會不容他過着正常的研究生活，只得自殺結束生命。片末，特意提到與他相同命運的四萬九千個同性戀者，他們因為「與別不同」，結果難容於保守社會，他們受到的種種不公平的對待，竟要延至二十一世紀的西方文明社會，才得到早應予以的平反。圖寧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進步，當然要依靠各種不同的人才，正如圖靈被稱為「電腦之父」，影響幾代人的想法，後來製造出劃時代的家用電腦，帶領人類走向文明。可是，這種進步，除了依靠科技之外，最重要是有一套公平公正的制度，以及真正包容憐憫的心，容容犯錯，寬恕的土壤才可孕育每一顆種子成才。

圖靈不擅交際，性格直率，只醉心研究。然而生於亂世，不能不隨俗，研究要有成果。幸而得助手兼知己的鼓勵，才衝破藩籬，解開德軍的「謎碼」。事實上，天才多是孤芳自賞的，這不禁令人想起唐代詩人李白，他的詩作被後世奉為圭臬，與杜甫齊名。二人都擁有天賦，卻有着不同的性格，李白不拘俗套，卻是天才橫溢，「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不過，李白天性豪邁，身處官場，卻不諳規矩，常受小人誣陷，士途鬱鬱不得志。然而，杜甫識英雄重英雄，曉得李白性格率直，才有「飄然思不群」的風格。因此，當李白因入永王李璘幕府而獲罪，繫獄潯陽，身陷險境之時，杜甫卻獨排眾議，寫下詩句懷念李白：「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最可貴之處是人們真正懂得尊重任何人的聲音，那怕是一個孩子的意見，亦會細心聆聽，毋須煞有介事落區放「摺櫈」，而且完全包容彼此的差異，不會存在歧視，不會出現「我比你高」的階級觀念。電影其中一幕描述圖靈為了設計經費，找上司海軍上將商量，換回來的是不可胡來，下屬要「強調紀律，重視秩序，要聽命上司指令」，於是圖靈問「上司是誰」？對方答道：「英國首相邱吉爾」。結果，他真的越級寫信向首相申請研究經費並獲得批准。你能想像這種情況會發生在今天的香港嗎？當然不！因為今天管治香港的各級領袖，都沒有邱吉爾的胸襟和才華，不能接受天馬行空的古怪念頭，就算有，制度的僵化也令他要思前想後，害怕承擔責任和後果。久而久之，這個被制度框死了的地方，甚至乎連憐才的杜甫也容不下，只剩下一堆做事和稀泥的應聲蟲。

電影把圖靈一生由童年、青年到壯年的短短一生，三線交待他的心路歷程，脈絡清晰。壯年一幕頗堪玩味，他問警探，你知道如何分辨一部會思考的機器嗎？很有趣的假設，亦是人類不斷盲目追求「人工智能」的其中一個荒誕的目標。坦白說，縱使證實了機器是有思想又如何？是否要說明人類的成就比上帝偉大？就算人類思想複雜，智慧超卓，也有可能被自己建立的制度所蒙蔽，一些當代的規則，往往一整代人都不經思索便照單全收，轉了牛角尖的思想，或因一己偏見，一己私利，為世界帶來災難性結果，二次大戰如是，種族清洗如是，對同性戀者的壓迫亦如是。一代天才，亦因命運如此而星河殞落。

一個社會，如果不尊重各人差異，政治上，只強調「親疏有別」，不接受反對意見；教育上，「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淪為空洞的宣傳口號，考試仍然追求marking scheme；社會上，政府則不停叫青年人去創業，卻又不容許青人年幻想，動不動冠以「廢青」之名。過去一年，部份香港人仍然認為「紀律」、「秩序」和「搵食」，比情感、憐憫和包容更為重要，那麼，這個社會也許注定要埋沒人才，或者把奴才當人才用的了。

政府打壓小販的邏輯謬誤

今年農曆新年，深水埗桂林街、北河街交界的「桂林夜市」，也許隨着食環署的大力打壓而宣告「被消失」。食環署早於2月初已「掛起9 幅黃色橫額，呼籲居民切勿光顧無牌小販，並表明會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云云。(《明報》2015年2月11 日)，看看那些標語，不外乎寫上：「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切勿光顧無牌小販」等等。這些標語掛在熙來攘往的鬧市中，途人正眼也不瞧一下，然則，是否代表「有牌小販」便可以在當區擺賣嗎？那又不然。因為有牌小販還得遵守很多規則才可經營。

家長式的專制決定

有團體本月發出網上問卷，收回兩百多份，「發現有62％人認為桂林夜巿應原址保留但加強管理；只有2％贊成一刀切取締。」《晴報》(2015年2月18日)可惜，這個政府無論由民生事務，乃至經濟發展，民主進程，都不會聽取他們不願聽到的真正民意，因為這些民意全是拂逆的反對聲音，官老爺們覺得這是「搞事」，聽了這聲音就代表向反對派屈服，因此，就算打着「民生無小事」的現屆政府，也不會成立專責小組，好好研究一下小販政策，而只是一刀切，絕無轉圜餘地，以「影響環境衛生」、「傳播病毒」等標語去恐嚇香港人，叫人不要光顧熟食小販。深水埗區議會的決定，絕對是「家長式」的專制決定，試想想，全港最多基層市民居住的地區，竟然不能於農曆新年的幾天假期，品嚐「窮人恩物」的小販食物，不能以十元八塊去「篤幾粒魚蛋」，買一餅「雞蛋仔」，反而要市民去光顧那些大發新年財的酒樓食肆茶餐廳，歡度那「加一加二」，加冰再加三蚊的普天同「慶」的時光嗎？

政府沒有在閒時好好檢討「小販政策」，卻在大時大節，以行政管理手法，粗暴打壓小販，要他們絕跡新界港九，卻又容許更阻街的花墟花檔、茶餐廳枱櫈，甚或私家車等，橫亘在行人路上，令香港人迫得要走在馬路上，這些情景，每個新年都歷歷在目，可是政府又不怎樣用力打壓，為甚麼短短幾天的「桂林夜市」，又不可以因勢利導，像花市般招標登記，然後搞好衛生，齊齊開檔，大吉大利呢？

你看政府一直迴避檢討小販政策，卻捨本逐末，強調光顧小販影響健康，破壞環境，擺佔馬路，破壞「法治」，甚至有「光顧無牌小販，危害健康損市容」這些反智標語。(損市容者，十八區區議會的地標也)影響所及，香港人漸漸地也以為商場店鋪的食物才叫衛生乾淨，街頭食物則全是藏污納垢的東西，有學校竟三令五申，不准學生放學後光顧小販，違者予以重罰等。既然如此，政府自然有恃無恐，一派家長式的專制管治，完全漠視民意，硬是拒絕放寬小販的發牌和管理。

「後佔中」時期的「疑神疑鬼」

「雨傘運動」一役，歷時79天，影響深遠，儘管政府最後也完成「清場」，可是後來出現的旺角「鳩嗚團」，屯門及沙田的「光復行動」等，都使政府成了驚弓之鳥，只要是人多擠迫的地方，政府都會如臨大敵，恐防香港人又會乘時而起。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是「後佔中」時期的必然現象，因此，今時唔同往日，食環署乃至警方，以往真的「隻眼開隻眼閉」，容讓農曆新年那三天假期，大家一起回復正常「秩序」。可是到了今天，政府不能容忍半點混亂，那怕打壓小販是「阻人搵食」，都要將局面控制下來。於是，區議會絕無半點討論餘地，食環署亦一改以往懶懶閒心態，高調地配合執法，把小販看成是佔中三子一樣，誓要奪回道路使用權不可。這種官民矛盾，根本只是政府在疑神疑鬼，心中存在「佔領」的夢魘，可是，卻要基層小販賠上幾天的生計，連那丁點生存空間也封殺了。這種堅壁清野，一網打盡的邏輯，放在政治打壓上還可說是掌權者「風險管理」的一着，可是，小販擺買只是日常民生的事情吧，如果擔心市民吃了不潔食物而影響健康，因此不惜以一整隊食環署職員24小時在現場看守監視，那麼，流感肆虐了整整一個月了，政府做了甚麼？食環署連加強人手清潔街道的訊息也聽不到，局長連叫人上街記得戴口罩也沒提一句，更遑論免費為高危者注射疫苗了，難道禁止小販經營重要得過流感病毒四出傳播嗎？

小販是社區的創意之源

一直以來，撇開「衛生問題」和「阻街」這兩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小販其實是本土文化的創意泉源，幾十年以來，小販活動帶起了多少街頭創意？先不去研究那一輛又一輛精心改裝設計的木頭車，只看那些街頭小吃，例如「炭燒雞蛋仔」、「咖喱魚蛋」、「車仔麵」等等，都是經過小販不斷在街頭叫賣，調整口味改變而來的。儘管小販沒有科學的民調基礎，沒有精良機械製作技術，小販只以香港人的口味，加上一點點民間的小智慧，便調製成一款又一款好味的街頭小吃。例如「雞蛋仔」便因應市場需要，變出數十種不同的口味，結果大受歡迎，歷數十年而不衰。但政府不但不製訂政策，扶助這些基層市民去自力更生，反而一方面將小販「妖魔化」，冠以骯髒之名，另一方面，卻又大肆宣傳那些街頭小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過橋抽板，莫此為甚！試看看「雨傘運動」那些藝術擺置及就地取材的創意，及至年宵花市，年輕人設計的貨品，那些創意和心思，使香港人也不吝花數十元把貨品買下來，你便會發現街頭才是文化創意之源，小市民的生活才最有生氣，而一天到晚在街上擺賣的小販，才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生母」[1]。

我們至少可以列舉十多個理由，去證明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絕對有空間容納小販這門自力更生，肯捱肯幹的職業。可是，當小販這古老職業，碰上這個沒有民意基礎，卻又強調「民生無小事」的虛怯政府，便只有繼續被「妖魔化」，然後，香港人眼睜睜看着這個政府裏的官員假惺惺，一邊廂竭力宣傳照顧弱勢社群，消滅貧窮，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另一邊就將小販視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把基層市民棄如敝屣，還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誤邏輯，去掩飾決定本身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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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見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他對小販素有研究，認為小販代表的是一場流動的街頭盛宴，香港人不論貧富，只要有十元八塊，就可以品嘗特色小食，是香港社會才能「嗅到和感覺到的鄉土情」，頁112。

我一樣在看《明報》，但《明報》已不一樣

上星期，明報記者報道「六四事件」的一些內幕消息，原先編輯會議決定在2月2日以「加國密件記錄學生目擊六四開槍」刊登頭版，總編輯鍾天祥卻在深夜前將頭版臨時換了「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此舉即時引起明報編採員工的不滿，工會隨即發表題為《鍾天祥突改六四密件頭條令人憤怒》的聲明，透露事件始末。

從前，我看的明報不是這樣的。時為上世紀70-80年代，金庸挾武俠小說大家之名，加上求才若渴，多少有識之士都以在明報撰文為榮。而那陣子的作家陣容更是一時無兩，政論有胡菊人、李怡、董橋；文學則有倪匡(衛斯理)、黃霑、蔡瀾，亦舒等，影評則有「石琪影話」，較後期的有陶傑、馬家輝，還有尊子的三格漫畫。那時候，無論左中右，只要有話要說，那管你是梁振英、吳康民，或是「長毛」梁國雄，都可以在筆陣中暢所欲言。當然，代表報紙立場的「社論」，很多時由金庸自己親筆撰寫已不是秘密。整份報紙的風格都貫切了金庸那句名言：「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猶記得1984年中英談判，1989年「六四事件」等，明報都不辱使命，客觀具體地報道當時的局勢，在一個訊息不怎麼流通的年代裏，偶然出現了「李鵬中槍」的頭版標題，儘管未有十足求証消息的真偽，可是正值激盪的一刻，也着實令當時的香港人心裏暗暗盼望報道成真。總之，時代選了這份報章，明報在金庸的主理下，如同南中國的香港經濟發展一樣，成為文化世界裏的一株奇葩。

可是，自從《明報》宣佈由出身大馬傳媒的鍾天祥出任總編輯之後，已多次出現不尋常的決定，先有明報加東版文稿被抽起，再有去年7月2日《明報》頭版標題原為「爭普選大遊行人數十年新高 數百預演佔中警展清場程序」，呂家明凌晨下令停機，把標題改為「數百預演佔中警員抬人清場 7．1大遊行人數十年新高」。今次更改報道的版面性質類同，都是在會議後倉卒更改，卻又事後胡亂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今次鍾天祥的解釋是：「他認為〈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的新聞重要，故決定調頭條，他強調沒改動六四報道的內文，並放在顯要位置。」《蘋果日報》(2015年2月5日)先不論阿里巴巴10億助創業是否對香港青年人有很大影響，我只想說，稱得上是《明報》資深讀者的，都應該理解明報上下員工，乃至讀者群，都有着「六四」情意結，因此，加拿大的一份「六四事件」紀錄，儘管只是化解整件歷史大事的一點新線索，對揭開全部真相，短期內或許沒太大幫助，反之，《明報》編採人員將這報道放在頭版，象徵意義卻很大，是《明報》本身作為一份嚴肅報章，對「六四」真相一直楔而不捨地追尋的一個小結，也是對死難者的一點尊重。君不見每年六四紀念日前後，明報都有很多追踪報道，就是希望讀者不要遺忘這件事情。因此，既然這是報章的傳統習慣，那麼，鍾先生，你憑甚麼在短短上任不到一年，便藉着你擁有的權力，去催毀這份傳統？

最離奇的是當時鍾天祥反問《明報》員工：「你覺得放在頭條或二條，讀者會分辨得出來嗎？」天，這是那門子的邏輯？他除了侮辱了《明報》讀者的閱讀水平之外，亦反映他的專業水平也不高，光是把報道放在頭版的上下部份，重要性和效果已然有別，更何況是頭條和二條？如果效果是一樣的話，為甚麼每份報章的頭版廣告費會這麼昂貴？

《明報》多年印在頭版的「公信力第一」，自去年也已拱手讓予其他報章，儘管這只是宣傳的策略，但不要忽略的是，總編輯動輒以「長官意志」，肆意更改版面，打破報章傳統，實是一步一步地摧毀《明報》員工一直默默耕耘得來的真正「公信力」。這好像在危言聳聽，然而，事實是，今天我還是一樣在看《明報》，可是我選擇不看她的社評，因為我認為總編輯已自己把社評「河蟹」了，社評的內容不是客觀分析，而是要平衡報章內其他報道，這種跡近「精神分裂」的報章風格，令一向拜讀《明報》社評的讀者，感覺極不自然，好像每天見面的再不是老朋友，而是一個陌生人，要上下打量一番才可分辦究竟是友是敵，那種不安的感覺，很令人沮喪。此外，鍾天祥空降《明報》，已先令人懷疑其動機，再繼而有更改標題的習慣，種種帶有政治性的舉動，使讀者不免打開《明報》後，也跟着思量究竟由標題開始，乃至內容報道，是否又表面扮「客觀」，暗地裏「河蟹」？如是者，讀者們也許如我一樣，每天閱讀《明報》，彷彿不是良朋相敘，而是要字字珠璣，處處提防，睇份報紙啫，咁辛苦嚟做乜？

我想說多一次，看了《明報》幾十年，每天打開報紙，就像見到一個個老朋友一樣，可是，自鍾天祥上任後，不停地在搞小動作，一時抽稿，一時換版，一時又改標題，令《明報》那種由金庸遺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風骨，換了一套「假專業，真審查」的奴才揣摩主子的風格。雖然，我一樣在看明報，但明報已不一樣。老讀者只能每天仔細挑選內容，恐防一不小心，中了語言圈套，與報章一同被專制政權閹割。

忠於自己的《飛鳥俠》(Birdman)

電影《飛鳥俠》(Birdman)是一部很古怪的電影，說它是一部「黑色喜劇」，則稍嫌笑位不足；放在勵志類別又激情欠奉；當作新舊世代倫理劇觀之，更非電影表達的原意，因此，網上談論此片的文章雖多，但多從不同主題、技法及內容特色作文本分析，令討論變得百花齊放，各取所需，也是看電影的一大樂趣。

先說電影的男主角是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他曾在1989年擔演蝙蝠俠一角，成家傳戶曉的明星，風頭一時無兩。可是，整個90年代卻仿似消失影壇，彷彿再沒有哪一套使人印象深刻的電影。因此，由他飾演主角「飛鳥俠」，簡直有點「夫子自道」，真情流露的況味。難得的是，他藉着現實生世界裏，活脫脫的黯淡星途，竟演活電影中「飛鳥俠」的窮途末路；卻又由電影中主角鍥而不捨，追求演藝事業的突破，去反照出現實中米高憑此片再闖高峰，已經分不清誰是主體，是「飛鳥俠」影響「蝙蝠俠」，還是「飛鳥俠」影響「蝙蝠俠」了。這就是戲如人生，儘管米高基頓早年憑「蝙蝠俠」一角成為票房保證，後來卻無以為繼，眼看同代的影星都可以在晚年再發放異彩，他也許就如同主角里格(Riggan)一樣，不是味兒。

如此這般，電影彷似走在虛實的世界之間，例如男主角里格面對突破困難時會咆哮，七情上面，隨手拿起雜物亂擲一通。在劇中則又因為劇情的需要，變成悲劇角色，執起手鎗向着自己的頭顱狂轟。而里格這種性格特點又展現在他的精神上的兩種鬥爭上，心裏的一把聲音常叫他不要滿足於過去的商業成就，而應該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

主角不斷要走出商業片的舊有框框，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誓要闖進高手雲集的百老滙區這個藝術殿堂。特別之處是開首提到的荷里活巨星，例如馬龍白蘭度，都曾經踏足那個台板，可是，成名後都一律走到荷里活拍電影了，反之，主角卻選擇由銀幕上回到舞台。這段尋回自我的過程，主因是甚麼？真是要表示自己的演藝實力嗎？如果是，那麼，主角取過真鎗自殺之舉，理應成為他賴以自豪的演藝高峰，為何助手取過新聞頭版給他過目時，他只點點頭，無甚表示呢？

電影中唯一一幕飛翔的畫面，主角伸出雙手，像以往的英雄人物般，扮作騰飛的模樣，說真點，一點也不英武，反而拍得非常滑稽，令人覺得導演是否在反諷銀幕的英雄形象是否不值一哂？不過，事實又非如此，主角在戲中多番因「飛鳥俠」的形象而勾起影迷的記憶。然則，為何主角這樣厭惡昔日的威武形象呢？這就要看看他在電影中發展的心路歷程了。

電影中加插了幾個圍繞主角里格的角色，雖然出場不多，卻直接間接影響里格的決定。首先是他的前妻，只在電影前段和尾段出塲，前段雙方談到女兒，又提到房屋，那所房子是將來留給女兒的。這反映了主角為了一股信念，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側面反映了女兒與理想的抉擇。末段，妻子重臨後台化粧間，正值主角中段落幕後稍事休息，她忽然提到結婚那天的情況，不知是巧合還是甚麼，主角最後下了決定，演出轟天動地的一幕。前妻的兩次出現，都是巧妙的安排，令主角的決定顯得更順理成章。至於，她的女兒Sam，出場亦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幕，她被父親揭穿吸大麻，本要捱一頓臭罵，她卻突然反唇相稽，歸因自幼缺乏照顧，導致誤入歧途，還譏諷父親不諳時代已變，老了還在搞不切實際的藝術，簡直是食古不化。至此，觀眾當然可解讀為兩代的矛盾，但假如再放在整套電影的脈絡發展中細看，尤其是末段，女兒Sam知悉父親在戲劇上的偉大創舉之後，在醫院時甚麼也不說，只伏在父親的胸膛上，說明了主角堅持藝術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了要証明自己，或洗脫商業之名這麼簡單，而是忠於自己認為正確的選擇，當然包括了做一個受到女兒尊重的父親。因此，劇終時，女兒打開窗子的一刻，向下望時先是擔心，再抬頭看時忽然面露驚異表情，象徵着無論主角是人是鳥，都得到女兒的肯定，一個微笑，勝過千萬觀眾的讚許。

說穿了，甚麼對商業片的不滿，對藝術的追求，到演出的着緊，還是對自己能力的肯定，對碌碌無能之輩的鄙視，都只反映一種價值，就是主角忠於自己。「盡己之謂忠」，甚麼叫做忠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完成使命，就是別人眼中的所謂追求「理想」了。這部電影很怪，怪是怪在戲中主題，內容表達儘管還是那些東西，可是導演阿利安卓‧崗寸雷‧伊納利圖卻以種種特別的方式表達，令電影似虛還實，似有還無。其中導演以米高基頓當主角實是不作他人之選，他台前台後的英雄形象，使觀眾不斷墮進電影虛實真假之間的旋渦之中，先是一絕。繼而，再把一個異常普通的故事，加進很多新鮮的元素，更是一絕。例如嶄新的敘述角度，一鏡直落的拍攝手法，簡單但配合劇情的敲擊配樂，還有那幾幕舞台劇情節，「飛鳥俠」的象徵手法，對荷里活商業電影的反諷等，通通都能跳出慣常的說故事框框，姑無論此片在今屆奧斯卡的成績如何，只看導演不囿於常規，忠於自己，追求進步的心態，以及一眾演員的突破演出，便已貫切了全片的主題了。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一剎那便是永恒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特別之處在於導演(Richard Linklater)竟用了十二年時間去追踪一小孩的成長，這種拍攝手法本身已經極具探討性，因為電影不是一部記錄片(documentary)，而是一套講述成長經歷的小品，是否有必要每年只拍幾天，一拍十多年，把演員的神態個性收入鏡頭底下？這在商業世界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更特別的是，導演成功了！電影竟可以衝破種種客觀環境的制肘，十二年後完成了片長兩個多小時的成長傳奇。敢說如果導演沒有這個把時間「拉濶」的意念，電影的涵意不會如此豐富。

電影以小孩明森(Mason)六歲至十八歲的成長經歷為藍本，主線是明森在成長中面對的種種人際關係：與母親的相依為命、與父親的深情短敘、與姊姊的患難與共、與朋友的萍水相逢、與情人的真情邂逅，期間穿插了眾多人物，例如中學老師、酗酒後父、餐廳老闆等，構成了主角的生命劇本。

正如每個人的成長一樣，明森的經歷有悲有喜，有散有聚，生命也是充斥着這些元素。因此，本片劇情也許平淡如開水，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沒有慷慨激昂的對白，可是片中的一些片段，卻勾起每個人難忘的成長經歷。導演不耍花招，放棄了童年回憶片慣常的「朋輩」這個溫情元素，甚至連一貫常用的「倒敘法」和「獨白」都摒棄，改以主角透過深遽的眼神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娓娓道來。導演試圖把主角的內心世界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故手法平實，不加修飾，亦不想有太多的對白為人物作解說。

其實，人的成長必然會遇到「認同」（Identity)的問題，而對自己身份的質疑又與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有關。主體性就是作為人的一種存在狀態，透過思考，對客觀世界生出能動反應，這是一段使人自覺成為獨立個體的過程。主角明森主體性的呈現是電影其中精采的一筆。試看看圍繞在明森身邊的角色，多如走馬燈，每段對話，每次接觸，都影響他建構自己的身份，正正切合霍爾（S. Hall)所說的：自我身份的構成往往要通過與「他者」（others)的互動。主角年幼時眼中帶着好奇；成長時則眼神透着無奈與恐懼，而踏入成年時則變得迷惘。人往往要藉着別人的互動和對生活的投入，才找到生存的目的和價值。因此，明森(Mason)的成長經歷，有時會因不斷搬屋、家庭聚變而失去方向；有時又會因老闆或老師的一席話而顯得迷惘；有時卻又因為找到真愛或目標而確立了自我。種種感受，都遊走於主角的內心世界，時隱時現，像你我的內心世界一樣。電影沒有計算絕妙的橋段，沒有奇特創新的鋪敘技巧，可是，電影的一些旁枝末葉，卻使人產生意想不到的共鳴。

電影另一要探討的主題是「時間」。究竟時間是甚麼？這個永恒主題不僅出現在古往今來的哲學、文學與科學的探索裏，還出現在近期的電影中，此片是一例，其餘的還有《霍金：愛的方程式》(The Theory of Everything)和《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前者探索時間的源頭，事物的因果；後者則試圖走到時間的盡頭，重回記憶的現場。至於本片，十二年的時間，對於人生來說，不長也不短，可是在宇宙之間，卻是微不足道的點滴。然而對主角而言，這可是一段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導演刻意不為電影加上時間的刻度，只以主角及一眾配角的容貌反映歲月的痕跡，目的也是希望擺脫一般人以為時間是空洞同質的世俗看法。

雖然電影沒有刻意表達時間觀，可是主角成長的日子當中，卻加插了很多歌曲，而音樂正是人們回憶的泉源，也是時間的標記，一支老歌勝過一部歷史。而主角酷愛攝影。攝影本身更是一種把「時間」凝固的東西，一幀照片也勝過萬語千言。片中其中一幕是明森生日，主角父親刻意送給明森的生日禮物，是「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拆夥後的四首經典歌曲的特別混合版。歌曲出現的是過去(past)的時間，而明森接受禮物的一刻卻是現在的時間(presence of the now)。假設明森若干年後成為人父，日後(future)重聽此碟，回憶裏浮現的除了美妙的歌聲外，還有車內父親的一番說話，而不純粹是歌曲本身出現的時間。既為人父，這或許會對主角帶來另一番感受。這種時間上的相認，令時間發酵，人們不斷重新體驗失去了的機會、沒兌現的承諾和盼望。哲學家班雅明(W.Benjamin)叫這做「the now of recognizability」。

導演在整部電影中貫徹了「時間」這個主題。正如電影結尾主角明森與大學初相識的同學談到存在，強調「當下」的感覺，當下是否可以永恒？明森的女同學問：為甚麼人們常說要seize the moment？不可以是the moment seizes us嗎？這句話一說出口，電影至此，彷彿為之前情節的鋪述，主角的心裏鬱結和身邊人物的離散聚合，下了一道非常精采的註腳：活在世上，我們每一個人，為甚麼會生於這刻，成長於這個家庭，某時某刻，在某地碰見某人，卻又在某一天與某人在某地分手，彷彿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時候給時間找上，而又在時間的某一點，被時間所遺棄。

我們當中每個人的成長經歷，由出生起到畢業一刻，又何嘗不是被時間選上了？我們有時會將事情做對，有時又會讓事情弄糟，不過這又如何？人生應沒有不可挽回的錯誤的，只要人人生而平等，擁有自由，不受拘束，找會自我，就是seize the moment的最好回應。縱然主角並非來自完整家庭，小小年紀要不斷搬家，又要面對親情愛情的分離，可是，他卻可以在相對自由的空間中尋覓自己的理想，而他亦沒有怨天尤人，面對困局反而樂觀面對，處之泰然，更不曾理怨父母半句，只介意父親沒有兌現承諾而已。全片兩句鐘，六歲的孩子長大成人，導演不只告訴我們，成長正正代表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消失，更暗示我們既然不能抓住時間，為何不可以因為時間抓着我們而感到榮幸，反而要自怨自艾呢？我們縱然犯了錯誤，也應努力遷善改過，才不枉「這個時代選上了我們」。

明森他們二人提出了這個哲學問題後，畫面一黑，時間彷彿在這刻真的凝住了。劇終一刻，使人不禁想起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那兩句詩：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人是渺小的，若人與宇宙比較。然而，人也是偉大的，若人不與外物比較，自得其樂，剎那也可以是永恒。

為何交流只可北上？——談談「姊妹學校計劃」

本年度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到會「推行試辦計劃(姊妹學校計劃)，為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資助及專業支援，在2015/16學年起的3年內，將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的數目倍增至約600所，讓姊妹校之間進一步分享經驗及提升教與學成效，並減輕負責老師的行政工作。」(2015年「施政報告」)此舉真正目的究竟為何必然人言人殊，而政府則強調「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青年人「擴濶視野」。然而，從上文下理推測，則大多不離加強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云云，也許是三年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不果下，特區政府想藉這個計劃「借屍還魂」也說不定。

無可否認，97年後，學校舉辦的交流活動如雨後春筍，尤其以往內地交流的次數最多。「自2004年開始至今，本港共有約300所學校透過本局的協調，與內地學校（包括上海、北京、寧波、廣東省、四川省、浙江省及福建省）締結為四百多對姊妹學校。」(教育局網頁，下文皆引此處，不贅)不過，這些學校可撥出資助的金錢有限，只能資助學生半額或三分之一，這些費用多找校董或社會基金贊助。每年受惠的學生人數不多，而且大多是校內精英。假如「施政報告」真的向學校資助十多萬元，當然可以有助兩地學生增進友誼，亦令學生能了解內地學生的學習情況。

問題是：香港學生走出課室往外地交流，為何只可北上神州大地？

為甚麼這筆撥款不可以用以資助學校的所有交流計劃，而只是獨獨鼓勵學校北上交流？須知道學校選擇交流的地區，都有不同的考慮。有些學校或會到內地山區與農村學童一起上課，如教育局所言「內地學生的勤樸、積極和自律的學習態度，尤其能為香港學生帶來正面啟發，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可是，更多的是到世界各地體驗風土人情，學習當地文化，例如有學校會到歐美等地考察，台灣星馬等亞洲地方也是熱門的交流之地，體驗的亦不只是學生勤於學習，積極進取的精神這般簡單，而是全方位細味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這筆費用加起上都成了學校的負擔，為何政府只資助學生北上到內地學校學習，卻忽視了學生其實有權利走遍全世界，而政府亦理應撥款分擔學校這方面的支出。

因此，政府當刻草草推出這個「姊妹學校計劃」，實在難免令人有諸多揣測。首先，便是聯想到「計劃」有軟性推銷「國民教育」之歉。於是，教育局在其網頁上「此地無銀」，先作出回應：「在近日有關姊妹學校計劃的報道中，有論者指相關工作『有政治含意』，其實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令姊妹學校學之間的學術及文化交流被政治化，我們對此表示遺憾。」(教育局網頁)正如上文所述，如果這筆款項是讓學生拓闊眼界的話，那麼，政府可以資助學校作任何的跨境交流，而不只限定在內地學校。如果教育局只是為了令香港學生可以「反思自己對學習的態度，更明白自己在學習上可更努力，以爭取更佳的表現」的話，卻又無須向外尋求，亦不一定要往中國內地，把學生留在香港，舉辦課程，或參與志願機構的探訪團便可以了。既然如此，政府單單以金錢誘因，吸引兩地學校配對交流，便可能造成人做我又做，一窩蜂申請的心態。此舉除了增加老師的工作負擔之外，亦令香港學校與內地迅速融合，而這種融合不只是在管理、學與教上，「讓青年人透過互訪、生活體驗、文化和服務合作，以至求職交流等活動拓闊視野」(「施政報告」第157段)這麼簡單，而是從文化、意識形態上慢慢互相靠攏起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然，我們也可以推銷自己優勝的一套，但面對強大的權力系統底下，最終被同化也是遲早的事。

在教學層面上，這個「計劃」針對的還有老師。「大部分曾進行交流活動的學校認為姊妹學校有助提升教師專業水平。」(教育局網頁)學與教是學校發展的重要部份，因此，每年政府或坊間機構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課程、工作坊和講座，藉以提升老師的教學水平。「三人行，必有我師」，老師互相觀摩學習本無可厚非，既然學校一直有參與上述活動，幹麼要在「施政報告」中大肆宣揚，還要老師「透過姊妹學校交流深入認識國內近年進行的教育改革，以及體會內地校園的教學設施和教學發展」？說實話，內地的一些教育政策，這十多年已憑藉教育局的推介，一點一滴滲進學校裏，例如各科的「集體備課」、中文科的「單元教學」等，實在沒有必要勞師動眾，每年拉大隊去拜訪內地學校，加上各地的教育發展要求都不同，必需將政策放回當地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才可窺探其成效一二，若「計劃」的目的，只讓學校了解而不用去效法，那便沒需要煞有介事去強迫推行計劃；若既想了解又要效法，那就必先證明中國內地教育比世界其他先進地區優勝，否則，為何只要求學校到內地交流，政府此舉實難洗脫以政治騎劫教育之嫌。

「施政報告」第157段又提到「計劃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筆者不清楚教育局如何詮釋這句說話，假如教育局三申五令要求學校必須為學生安排一次或以上的內地交流，那便有違「自由教育」的要旨。再者，假設與內地學校結盟，或每年派師生往內地交流，對師生的學與教裨益甚大，那麼，倒不如索性來個「交換生」計劃如何？即兩地學生以半年為期，輪流對對方學校學習，那效果不就更明顯嗎？據筆者所知，香港確然有中學參與類似的計劃，不過，交流生多來自英美、法國、意大利，澳洲等地，而本地生亦報名者踴躍，卻鮮有中學辦「中港學生交換計劃」。

此外，「計劃」令人質疑之處，是既然教育局吹噓這個計劃如何令學生成長，怎樣令老師教學進步，可是，數據卻告訴我們，家長寧可送子女到國際學校受教育，甚或到外國升學，都從來沒提及中國內地學校才是莘莘學子學習的下一站。既然如此，政府何不將撥款的用途擴濶至全球先進教育地區，讓香港學校真的「與國際接軌」，讓學生真的擴濶視野，學習效果更昭著，而且，這樣做更可洗脫「國民育」借屍還魂的揣測，做法甚至符合建制中人那一句：「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呢！

2012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香港人大力反對而啟動失敗，梁振英及其政府團隊必然耿耿於懷。硬的不行，現在卻想來個「軟着陸，性質就如通識科刪減課程一樣，「雨傘運動」出現前，官員口說課程內容適中。事件出現後，則強調減去青少年政治參與一節是課程整合的問題。當局自然一貫地矢口否認與政治有關，可是，當此敏感一刻，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個純粹教育的決定。其實，「施政報告」着墨青年人政策的篇幅不少，先是怪責港大學生編寫的《學苑》有「港獨」傾向，後再有「姊妹學校計劃」推動兩地師生學習，加上近日有內地官員談到教育時那種意難平的情態，謂要監察教育局長云云。凡此種種，如不令人聯想政府要重新奪回「政治話語權」的話，也實在使人詫異吧？

政策正面睇〈姊妹學校計劃正面睇〉超連結：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cleartheair/20150113.html

「民情報告」的總結：政府只剩下「畏縮」、「敷衍」與「愚昧」

政府答應學聯撰寫的「民情報告」，終在1月7日刊出，而林鄭月娥隨即在翌日宣讀第二輪政諮詢聲明，如此安排，以往會視之為有「效率」。然而，今天，失信於民的政府，則肯定是「心中有鬼」。兩日之間，先是匆匆公佈報告，不印行派發，只有網上下截，欲令市民不察覺之下，讓「雨傘運動」事件正式落幕；繼而卻在立法會啟動諮詢，好像顯示特區的強政勵治，亦暗示第二輪諮詢已被延誤，不得再拖。可惜，香港人看到的，只是一個欲蓋彌章，外強中乾，毫無承擔，只懂看主子面色的「買辦政府」，繼續站在「人大」那三道重閘去推銷一堆爛橙。

這部政府稱為《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的「民情報告」，「厚達158頁，檢視其主體報告，主要是流水帳式記錄佔領行動79 日以來發生的事態。」報告據稱客觀中立，沒有立場，沒有結論云云，羅范椒芬甚至說：「民情報告『鉅細無遺』涵蓋各方意見，平鋪直敘，無立場無情感無分析無結論，是中立的事件敘述和很好的參考資料。」《明報》(2015年1月7日)。如果政府承認這是一本「無立場無情感無分析無結論」資料冊的話，那麼，縱然這像「中學生做剪報，將一籮事件列出嚟」(岑敖暉語)，至少這還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新聞資料冊」，我們只能可惜政府官員的不學無術。

可是，政府打正旗號叫這做「報告」，那麼，他們應該知道「報告」的一般定義吧？「報告，專指陳述調查本身或由調查得出的結論。報告可以是機關對其內部調查的結果，或由獨立的研究人員進行調查的結果。報告的風格與結構因應各個機構的慣例而有所不同。」(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wiki/報告)也許，政府官員怕得失任何一方，因此，報告內容只以「流水帳」的方式，交代事件的發生經過，但至於誰反對，誰贊成，事件的各種意見，報告中都沒有指出來，他們以為如此方顯出「中立客觀」。還有那幾句資料皆未核實的「免責聲明」，不是敷衍塞責是甚麼？這只顯得政府在此事上重複一貫態度，就是：畏縮恐懼、懶惰苟且，愚昧無知，或以上三者皆是。

輿論普遍都認為報告的內容，至少要交代一下「雨傘運動」(報告稱「非法佔領行動」)的成因分析，或者要帶出結論或提出建議，這才算是一個合格「報告」的粗淺要求。可是，報告不但不回應這些東西，反而，要扮客觀中立，最後卻又露出主觀的尾巴，在「結論」部份，來個「民粹式」的政治修辭：「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這亦是本屆特區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甚麼叫「共同願望」？622民間公投近80萬市民的「共同願望」嗎？可是前提卻又是按人大框架下的普選的意願，那應該是徹頭徹尾的主觀結論吧？

再看看「報告」怎「客觀」記錄9月28日當天情況。(即「報告」第6、7頁，2.09-2.11段)

2.09 段：有敘述了三件事，包括：

一、「9 月28 日凌晨，『和平佔中』宣布提早啟動佔中，促請撤回《決定》並重啓政改。」

二、「當天早上，警方阻止非法集結人士運送音響器材，期間數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因涉嫌阻差辦公被捕。」

三、「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保安局副局長及警務處副處長（行動）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佔領行動。行政長官表示，政府堅決反對佔中的組織者及參與者以違法的方式佔領公共地方。」接着是政務司司長的陳述。

第一、三兩段的報道尚算切合需要，亦是當天的焦點所在。可是，第二件事記錄在此則有點突兀，因這件事並非當天重要事情，至少絕不比第一、三兩事重要。政府是否要以第二件事為例，去突出啟動「佔中」是違法的事，也是梁振英在記者會回應前的証明？

至於第2.10段更是可圈可點。「大批示威人士在金鐘一帶聚集，佔據馬路，衝擊警方防線，並與警察爆發多次大規模衝突。警方在金鐘及中環多次使用催淚煙嘗試驅散人群。」當天身在現場的人士，都知道以上描述完全欠客觀。市民當天只拿着雨傘，帶着眼罩，只是為了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如何才算「衝擊」？至於「大規模衝突」更是談不上。記得當天有三架警車被群眾包圍，但每架都完整無缺，坐在車上的警員還大刺刺涼着冷氣，群眾如何可叫作與警方「大規模衝突」呢？報告內當然不會提及這些點滴，因為假如沒有以上幾句描述，政府不能証明警方使用催淚彈的正當性，從而淡化群眾不滿的原因。政府如此弄虛作假，扮客觀，偽中立，就是要把造成「雨傘運動」的近因：警方投擲了87枚催淚彈，歸結到示威者佔據馬路，衝擊防線，警方無可奈可才施放催淚彈。明顯地，報告把9月28日的整個下午發生的事情，壓縮在幾段沒頭沒腦的段落文字裏，然後造成一個假象，就是形勢危急，不作決定不足以撥亂反正。可是，當天的事，大家也曉得，群眾衝擊的次數其實不多，更多的是走到馬路上聚集。當大家在馬路上稍事休息，以為晚上才是佔領的關鍵時，警方卻突然在旁晚六時在金鐘投擲第一枚催淚彈。但報告就以一段很短的文字抹去時間性，突出了當中的因果關係。

因此，報告有意無意間，淡化當天各方聲明的時間。尤其是到了晚上，基本上消息滿天飛，示威者也是靠手機獲取最新消息，例如報告中提到「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表聯合聲明，要求開放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及添美道予群眾集會」(頁7)，也許是翌日的呼籲。而「多間大專院校呼籲在場的學生保持冷靜，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可能是網絡消息，發放源頭也成疑。反而當晚金鐘、中環一帶的情勢，今天資訊仍然非常混亂。

2.11 一段，大約簡單描述了該晚「非法佔領行動」蔓延至灣仔、旺角及銅鑼灣街道。翌日有團體發起罷教、罷工等聲援佔今行動，其中一方面提到泛民的聯署聲明，另一方面，卻又刻意提到建制派「表示反對違法堵路行為，支持警方執法，恢復社會秩序。」如果按翌日各大報章的報道篇幅，都只是正面報道當天的情況，只有少數報道是提及建制派意見的，印象中更未有強力支持警方的說話，例如羅范便不滿警隊施放催淚彈，其後又極速反口。可見建制派或政府在9月28日前後都或許在揣摩上意，或未敢拂逆民意，皆選擇低調回應。理論上，這一天的派民或支持運動的各方意見的比例應比建制或反對者為多，然而，報告的處理卻只是「兩邊各佔五十」，明顯不是客觀公正了。

說了這麼多當日的情況，是想說明這個「報告」就算真的「客觀」、「中立」，也未能詳細描述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而只是一本中學生的新聞剪貼簿而已。既然是一件香港歷史中最重要的事，為何政府竟然可以輕輕帶過，不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而只交了個所謂「民情報告」，便以為可以瞞天過海？也許這個「民情報告」的結論就是，政府：一、真的害怕香港人再提起，一邊難向港人責難，另一邊又怕中央怪罪，不想糾纏下去，唯有「快刀斬亂麻」，把報告放上網算了。二、政府官員都是懶惰苟且，既然這報告對通過政改，改善民意沒大幫助，報告便活像學生「交功課」交了就算，連記者會也不召開，省得被人追問得啞口無言。三、政府官員大概公私事務皆纏身，大學知識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連撰寫一份像樣的「報告」的能力也失去了，果真如此，也實在貫徹了官員們「缺學無思」(Thoughtless)的殖民性格！

政府撰寫這本所謂「民情報告」，本來是要交代「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即「雨傘運動」)的始末，可惜交代不成，卻反過來印証了政府官員與社會民情脫節的思維和手法，亦由此反証了一件事，就是香港人為甚麼會要求「真普選」，為甚麼會出現了「雨傘運動」，因為，從「政改諮詢」到「民情報告」，政府對着中央便畏首畏尾，退縮恐懼；在行政程序的處理上則懶惰敷衍，苟且塞責；制訂及推動政策時就變得愚昧無知，弄虛作假，在在反映政府官員的心態、手法和說話，都一脈相承，從來都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