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片由《中央車站》導演華特撤勒斯(Walter Salles)執導,演員艾爾加西亞般奴(Gael García Bernal)飾演古巴革命先驅哲古華拉(El Che Guevara)的青年版。不錯,他就是立法會議員「長毛」胸前那位斜戴着帽子的革命家。
哲古華拉 (El Che
Guevara, 1928 - 1967) 是二十世紀的革命英雄,曾成功協助古巴人民成功革命,及後轉戰玻利維亞,卻不幸被政府軍捕獲,翌日被處決。他對斯壓人民的政府深痛惡絕,他至今仍深受拉丁美洲民眾的愛戴。
這是一部公路電影,1952年,只得22歲的哲古華拉與好朋友艾拔圖(Alberto Granado)駕使一部殘舊的Norton500電單車,跨越南美洲五個國家,包括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路程超過一萬三千公里。如果抽走了哲古華拉人生裏中後期的革命歷史,那麼,這只是一部拍得饒有趣味的公路電影,沒啥特別。但是,電影就如文學,作者的背景事蹟,絕對會影響讀者的觀後感。因此,若將哲古華拉的革命激情,放回這部電影裏比對,便使人看後思索良久,暗嘆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巧妙,如果當初哲古華拉不是與好友浪蕩天涯大半年,沿途發現人世險惡,低下階層的生活如此受壓迫,預計他就如其他中產家庭的兒女一般,醫科畢業之後,好好當一名醫生,懸壺濟世。果真如此,就不會掀起二十世紀席捲拉丁美洲的革命潮,而是另一個平凡故事了。
公路電影的特點是,透過二人拍檔在旅程中碰到的人與事,產生了互動交流,從而推動情節發展,帶出主題。德國導演溫韋達斯(Wim Wenders)的《德洲‧巴黎》(Paris, Texas)和列尼史葛(Ridley Scott)的《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都屬其中佳作。觀眾坐在漆黑的電影院,品嚐那種與主角在旅程中一起領略的人生無常感覺,最為使人刻骨銘深。每每在電影完結時,都帶給觀眾一種洗滌人生的感覺。這部以南美革命英雄為題材的電影也不例外。
電影可粗略地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份,二人騎着那殘舊的Norton500電單車在杳無人跡的公路上任意飛馳,二人遇泥氹掟彎銑呔栽了個大筋斗,落得一身泥塵。日子天天過去,他們身無分文,又會在路上找機會識女孩,吃一大頓。原以電影就這般向前推演,卻忽然宣佈電單車壽終正寢,要徒步走過橫過美洲大地,失去座駕這一段是劇情發展的分水嶺。至此,電影進入下半部,而電影的調子亦由起初的輕鬆愉快,一轉而為現實嚴肅。
電影進入後半部份,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有兩幕,其一,二人在路途上遇到兩夫婦,一起上路,傾談之下,始知道他們是礦工,準備走到石礦場找工作。當哲古華拉看見礦場管工不當工人是人,隨意揀選工人如到市場買雞一樣,即顯得無比憤怒,甚至執起地上石頭,擲向運送工人的貨車。由這剎那開始,這段路程對哲古華拉來說,便變得不一樣了。其後,哲古華拉後來患病,瑟縮在車站裏死去活來,好友省起他袋中應還有女友給他買泳衣的十五元,遂向他提出拿錢醫病,哲回答他,錢已給了那對礦工夫婦。這象徵了哲古華拉將會獻身群眾,把兒女私情都擱在一邊。
另一段令人為之難忘的情節,當然是他們到達麻瘋村的經歷。電影透過幾個符號,去交代主角二人與一班修女對待麻瘋病人的不同。首先,是修女的那對手套。手套代表醫護人員與麻瘋病人之間的隔閡。哲古華拉選擇徒手與病人接觸。這裏暗示了這個世界本無階級之分,愛心的施予是無私的,每一條生命我們都要尊重,戴上手套看似微不足道,卻令病人自尊受損,這種做法,比起不照顧他們還要侮辱。同一道理,革命就是要世界大同,無分階級與國界的,因此,後來哲古華拉選擇到南美洲各國進行武裝革命,卻不會坐享任何革命成果,世界既已大同,成果亦理應屬於大眾的,就正如病人與醫生都是平等一樣。
此外,分隔病人休養之地與醫護人員住所的那條河,是電影中的另一個象徵符號。有一天,哲古華拉和好友對着這條河,說出一句:「這裏根本不應存在這條河!」不錯,若果這條河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那麼,這條河代表了人世間任何一種阻隔人們真誠地交流溝通的事物,可以是名份、是金錢,是階級。到了離開前一天,適逢哲古華拉二十三歲生日,一班修女及醫護人員為他慶祝一番,並順道餞行。正當酒酣耳熱之際,哲古華拉突然走到岸邊,脫下衣服,說了一句:要到對岸慶祝生日!於是,二話不說便跳進水裏,一口氣游到彼岸。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打破了象徵隔閡的「河流」這個符號,亦表達了年青有為的哲古華拉,在這次不平凡的旅程中,已有所感悟,立志將來要為南美洲人民取回屬於他們的東西,這東西叫「尊嚴」。
導演在末段以黑白近乎定鏡的拍攝的手法,加插了大量50年代南美洲庶民茫然的面容,那一副又副無奈的表情,站在鏡頭前一動不動,令我想起了文化研究學者史碧娃克(Spivak)的名句:Can the
subaltern speak?(弱勢者能發言嗎?)
人生真是如此奇妙,一個旅程,改變人的一生;世界改變一個人,一個人卻又改變世界。片首片末,都打出了一句:「這不是一個英雄故事,只是一對好朋友的遊記。」正言若反,電影刻意淡化哲古華拉的革命者形象,突出一個青年人因着世界,找到目標,令片子的調子更清新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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