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式再婚》(Nahid)：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部電影《伊朗式再婚》(Nahid)， 是繼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兩部描述伊朗社會婚姻狀況的佳作後，電影再次探討一直保守的伊朗社會當前的棘手問題，這次換了新晉導演艾黛潘娜嫻德，一樣令觀眾思考伊朗女性在現代婚姻中的位置。

故事由女主角娜希(Nahid)離婚後開始，當個打字員，日以繼夜，工作再工作，都未能應付生活所需，每天都要為租金張羅。可是，生活再苦，也不夠帶孩子的苦。兒子正值反叛期，對母親的命令，常陽奉陰違。此時，娜希的富有情人希望結婚，如此一來，娜希順理成章解決了生活重擔。然而，伊朗婚姻法規定再婚便有可能失去兒子的撫養權，娜希不願意與兒子分離；更重要者，她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願再把下半生交託任何一個男人，讓他們為自己決定如何走下去。電影中經常出現一疊又一疊的鈔票，這是娜希換取安穩生活的源頭活水吧，只要她願意，情人會替她交屋租，替她付兒子的學費，更不用她打字打得手指頭都痛了，這可是令任何女性都羨慕的幸福吧？可是，她深信只要接受這些援助，她想要活出真正自由的希望便會幻滅。現實社會，男性常以為這樣做才叫讓女性得到幸福，當然，很多女性以此為榮為傲，「嫁個有錢人」成了女性幸福的代名詞。可是，這在女性主義角度看，有這樣的女性，擔任「他者」的角色，才令男性主導的歷史得以再維持數百年。要改變這個現狀，女性必須擺脫依附男性，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也許提升女性的「主體性」，找回自我，才是體現男女平等的要旨。

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可惜，娜希處身的社會仍桎梏一個女性尋找自我，追求自由。電影中的四個男性，對娜希或多或少帶來不由自主的控制。第一個是她的前夫，一個吸毒的混混，縱然戒了毒，卻仍終日吊兒郎當，三更窮五更富。娜希最怕他取回兒子的撫養權，也是她不欲再婚的原因。第二個是她的情人，一個經營旅館生意的伊朗中產。他中年喪妻，帶着女兒，頂着背後的一班姨媽姑姐的嘮叨，跟娜希的相戀是含蓄有禮的，可是，連娜希也搞不清，究竟他想找個女人當女兒的母親，還是真心真意

愛她。第三個是她的兒子。這也是最令娜希牽腸掛肚的男性，她的命運不由她自己掌握的原因，正正是要撫育兒子長大，可是兒子不領情，處處與她作對，反而跟着父親，有種說不清的合拍。不過，她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給撫養兒子的重擔壓過來，不如說是因為離婚女性，要有尊嚴地照顧兒子，不惜每天想方設法，與生活搏奕，從而產生主體性，假若沒有這種體驗，她還以為自己找到了男人給予的「幸福」呢！第四個是她的哥哥。他出場不多，但舊式社會，長兄為父，離婚婦人回到娘家，受盡白眼，哥哥勉強收留她，為的只是保着家庭的名聲，與同情娜希無關。娜希在這些男性眼中，女性是天生的不完善，欠缺男性的某些特質，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這種「他異」是理所當然的女性本質，因此，男性是中心，是「我者」，而女性只是男性視角下的「他者」。

找回女性的主體性

電影中，娜希不斷為生活而張羅，為金錢而頻撲，不惜向好友借錢，甚至把好友金鍊、自己的結婚戒指都全抵押，卻硬是不肯開口向富有的情人借錢，這當然與她的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她刻意與情人劃清界線，是為了保有那女性難得的自主自由。這與其說是娜希的性格使然，倒不如相信這是她主體意識浮現的反映。因為她相信要克服週遭環境，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她拒絕了情人的金錢援助，為的是不想繼續成為男人的附庸。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認為：「每個主體透過對自我的種種構思，具體將自己設立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他只有不斷超越，邁向其他更多的自由時，他的自由才得以完成；只有向無限開放的未來伸展、開拓，才能讓他當前的存在具有正當性。」《第二性》(第一卷) 娜希爭取的「幸福」，不是男性施予的，而是要超越自己，爭取存在的正當性。女人不是男人身上「多餘的肋骨」，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還有，人情與法律，在舊社會彷彿也是為男性度身訂造似的。伊朗的婚姻法中規定，女性要取回兒女的撫養權必須放棄嫁妝。因此，娜希要回兒子，她必須交出嫁妝，致令她離婚後一貧如洗。此外，她的情人急於結婚，於是要求娜希「臨時結婚」，以堵塞親朋友攸攸眾口。伊朗社會仍有「臨時結婚」這回事，須按月續期。結果，這法律的灰色地帶令娜希兩面不是人。一邊廂，要面對來自舊夫家，外家親友的詰問，責難她為甚麼瞞着前夫兒子另結新歡。另一邊廂，新夫家又欲追問為甚麼還拖拖拉拉，不來個了斷？原來法律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不斷製造問題。不過，最後娜希還是將命運交予相對較客觀的法律，打破了舊社會傳統思維，這可不是容易的決定，反映了伊朗新女性的特立獨行。

娜希周旋於這幾個男性之間，處身新舊交替的社會，靠着真誠和勇氣，爭取獨立自主。面對這錯綜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她不得不面對人情與法理、傳統與現代，愛情與親情的挑戰，衍生出的一連串問題，竟要一個伊朗女子承受並作出抉擇。電影客觀地反映女性在新舊夾縫中如何自處，勾勒出一個地地道道的女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