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本地報章報道了1993年出版的經典九龍城寨攝影集《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ked City》將重新出版，掀起了香港人再檢視這個已清拆了二十一年的歷史重地。作者在報道中談到「復刻」原因：「為城寨平反，用嶄新的角度看黃賭毒以外的城寨風情和人情，彌補前書不足。記錄城寨從一片荒地發展成為有逾三萬人聚居的社區，到被清拆的戲劇性建築演化過程（dramatic evolution），當中涉及歷史和政治因素也是我們昔日未觸及的。」[1]
九龍寨城，是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位於現今九龍城內的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1987年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1987年和1989年首季分兩期進行調遷，1993年被拆除，1995年8月於寨城遺址建成九龍寨城公園。可是，這個公園內，隻字不提那段幾萬人迫在一起居住的日子。
九龍城寨：勝利者的歷史
於香港政府介紹「九龍寨城公園」的網頁中只有這段文字的描述是比較貼近當時居民的生活：
「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2]
清拆九龍城寨的意義，在於把上述的人文記憶，一下子抹掉，而旨在若干年後，把這種過去，濃縮為不足一百字的文字介紹。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也同樣地複製在1995年清拆調景嶺舊區的事件上，香港政府這種做法，好像把這些政治敏感之地，迅速地消滅在歷史當中，尤其是調景嶺，本着發展新市鎮之名，今天已發展成將軍澳的一部份，住了幾十萬人，區內大型屋邨，私人屋苑林立，卻再也找不到往昔「小台灣」的一切遺跡，只餘山上的調景嶺警署（今改作普賢佛院）仍然屹立，見證調景嶺的滄桑。
兩個清拆項目，都發生在臨近九七前，一邊是對外的中英外交角力；另一邊是對內的國共內訌暗爭。兩處地方都掀出了背後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一直相信及接受「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觀念，背後也許是「理性」(rationalization)在作祟，為了的是資本主義的推進，或是政治的實踐。「要是我們追問歷史主義信徒的移情是寄與誰的，我們就能更清晰地認識那種悲哀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與勝利者。一切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後裔。」[3]明顯地，歷史的勝利者都不願提起一些令其面山無光的歷史，最好的方法便是盡快把城寨拆掉。
受壓迫者的回憶與遺忘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提到：「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我們必須具有一個同這一觀察相一致的歷史概念。」[4]九龍城寨的居民，便是香港受殖民統治而被壓迫的一群，只有在他們身上發掘傳統，聽回來一些故事，才真正懂得歷史真義，擺脫以往殖民統治者的論述。
關於九龍城寨的報道，總離不開兩點：一是那裏是罪惡溫床，三山五嶽的人馬在寨內包娼庇賭。二是那裏居民的相處充滿人情味。這種簡約的論述，又賦予九龍城寨多一層的歷史意義。說到九龍城寨的罪惡，必先想到「黃賭毒」。50、60年代的報章常有報道城寨的脫衣舞，很多人慕名而至。然而，那些脫衣舞騷只是宣傳引子，「真正的目的是引導人們進去賭錢、吸毒或吃狗肉。」[5]不過，在寨內經營士多的張先生卻不認為治安太差：「外人覺得城寨好像很亂，住久了便沒所謂，出門認識所有街坊。我未試過有人收陀地，或者我是老街坊無人敢問。」[6]那年代，香港的治安其實也好不到那裏去，吸白粉的「道友」四處皆是，小偷打劫，俗稱「劏死牛」的事情屢見不鮮，九龍城寨以「罪惡」揚名，顯然與其歷史背景有關。
至於說到那裏的人情味，亦並非甚麼新鮮事，那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發展，香港人一窮二白，社會的風氣仍很純樸，「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描述不只是電影對白，而是真的出現在獅子山下的每一角。既然今天政府帶頭歌頌「獅子山下」精神，為何我們不可以讚賞城寨裏守望相助的精神？九龍城寨特別之處源於其封閉，因此，那裏的人際關係較密切也是事實。城寨密集的建築雖令大部份民居不見天日，但反而造就街坊接觸的機會。住在那裏的張太說：「室內永遠要亮燈，望出窗外只見天后廟，晾衫要走到東頭邨。」[7]試想像一下，居民每天揹著一大袋衣服，走到老遠的東頭邨，一大班婦女在路上走著，必然說到寨內的大小故事，而必先加上自己生動的演繹，這些口耳相傳，關於城寨的故事，亦隨着城寨拆掉而灰飛煙滅。又例如城寨內有條「大井街」，居民每天都會在那裏輪候街喉用水，不少故事亦由那裏傳開去。
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中提到說故事是承傳歷史的重要一步。故事的失傳其實代表過去已死。如果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九龍城寨的歷史應包括住在裏面的居民，他們每天在城寨內道聽途說，記住了的事情，聽回來的故事，而又每天不斷地重複地對不同的人再說一次故事，當中更不時因應聽眾的反應而加入或多或少的個人想像元素，令故事內容和風格層出不窮。不過，說故事首要是要記住事情，而不經意地記住的事情，將來就成了回憶，亦是歷史的重要部份，因為說故事的藝術和說歷史的藝術都同樣需要「回憶」(memory)，就正如古代史詩也是講故事而已，都是聽回來的事情。居民之間的軼事亦絕非事前已準備好的，反而是即興隨當時的環境和氣氛而把故事說出來。因此，九龍城寨的歷史，絕不應該只由中英兩國的外交說起，當中只剩下政治的謀算和權力的關係，全然不提那裏居民的生活體驗。
說到九龍城寨是罪惡溫床，曾為「道友」的衛宗說出對城寨的印象：「事實上，我覺得 九龍城寨 不是完全不好的，它讓一些好窮的人，冇希望的人，都可以躲到裏面，在城寨生活的人有些沒有香港身分證，有些沒錢，但城寨養活了他們，而城寨也提供犯罪方法，讓他們賺取生活，再養活其他人，香港其他地方沒法容納這些人。」[8]他道出了城寨那些被壓迫者的聲音，即使城寨不見天日，但也令「好窮的人」，能看得見希望，可躲在裏面，過他們獨有的生活，有種抗拒社會殖民主義的心態。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提到，「每一件文明史的文獻也同時是殘暴不仁的統治的明證。而文獻從一個擁有者傳到另一個擁有者的過程也是充滿血腥的，因此，一個歷史唯物論者也就儘可能避免接觸文獻了。」歷史必然進步的嗎？歷史進步論的不足在於那套歷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歷史唯物論者首先是從被壓迫者當中找出甚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材料，然後才可以在歷史主義那套貌似客觀，卻是同質、空洞的時間前設中找到人煩的真正幸福。九龍城寨的歷史意義，不是文明大國下的歷史論述，或是後殖民的話語，亦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其麼事情，而是現在這一刻，如何容納「往昔世代受壓迫者的映像的知識。」
有待相認的香港故事
1997年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歷史上正式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往，研究九龍城寨的歷史，多從中英兩國的外交關係着墨，把九龍城寨置於歷史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方式去看，於是，這個地方便被描述成中英之間百年的角力場所，住在圍城內的居民，被描繪成民族的英雄。1949年之後，九龍城寨又被描繪成一個藏污納垢的「三不管」地帶，更多的是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記述。就正如香港本身一樣，在主權移交前後，赫然發現對香港的論述只有定在「小漁村」與「大都會」之間。這種過分省略而又各居所需的大論述，誠如班雅明所言，「歷史主義心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9]這種歷史的概念，假設是一種進步的線性歷史觀，以為今天比昨天進步，未來亦會比今天美好，於是，歷史便只在這種空洞和同質的狀態下發展，內容中只有殖民和反殖民；只有愛國和不愛國；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卻從來沒有發現被壓迫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過去更是充滿着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諾。沒有寫入香港史冊內的東西是否就不值得記載下來呢？隨著近日沙中線工程發現宋代文物，於是一片追尋九龍城歷史的聲音又再響起，更有學者重新倡議設九龍城文物徑[10]，然而，假如仍用以往的一套保育古跡的方式，或是梳理歷史的概念，來處理這一段重新發現的香港歷史，那麼，香港故事仍將會是有待相認，而歷史的意義仍不能被辨認出來。
[2] 「九龍寨城公園」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總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儀式。資料見網頁：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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