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照出了權貴的「真實謊言」

不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口中的「法治教育」，是否包括「以法限權」？如果是的話，那麼，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收受利益一案，必可以成為他日中學「法治教育」的課程內容。因為此案凸顯了法治不只是政府口中的所謂「依法辦事」這麼簡單，而是以法律去制衡高官權貴的一把尚方寶劍。

案件聆訊歷時133天，處理應訊文件和審訊需時，當中過程繁複，牽涉的人物眾多，當事人揭露的內情則越來越多。例如案中主角許仕仁的奢華的私生活完全曝光，連一筆不知從哪裏來的款項，法庭上也要完全和盤托出。此外，許仕仁亦要如實公開餽贈其上海女友的850萬鉅款，總之，昔日這些傳媒未必得知的事情，今天，當事人都要在法官面前，如實相告，不可以有任何隱瞞。結果，許氏在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收受新地郭氏兄弟的賄款，罪名成立，被囚七年半。至於被形容為「迂迴賄賂」的郭炳江則入獄五年。

案件仍須待各被告的上訴決定才告一段落，但對香港帶來的迴響卻非常深遠。首先，作為香港第二把交椅的心人物，竟接受大筆賄款，事情雖已發生很久，但仍令人質疑政府與商界之間千絲萬縷的閞係。究竟遇有沒有更多未被揭露的勾結事件呢？其次，這件事發生之後，政府有否再新審視現行的申報制度的漏洞？如何防止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最後，誠如法官麥機智所言：「香港為肅貪苦戰多年，政府第二把交椅收賄，必令很多港人失望」《明報》(2014年12月24日)。他更暗示「多年來，香港有一種政府及商人互相取悅對方(cosying up to one another)的文化。」《明報》(2014年12月24日)這種文化，說穿了，這就是「官商勾結」。

毫無疑問，案件審判的結果是，香港以「法治精神」去證明了市民一直以來對「官商勾結」的推測是成立的。

法官的其中一句判詞是「判刑要有阻嚇性」，實在可圈可點。是否暗示今天的判刑，是為了日後阻嚇後來者不要以身試法？不過，假如這種觀念已在政商圈子裏盤根錯節，形成了如中國內地般的固有文化，一些像是合法卻不合理的「送禮」、「酬酢」已成了官場習慣的話，那麼，法治這肅貪的利刃又如何能以一擋十，抵擋癌細胞擴散全身呢？

是次案件還有一點令我們驚訝，就是被告人求情信的數量之多，仿如居屋的申請表格。例如為郭炳江求情的信達百多封，要勞煩律師精心挑選了其中14封由商界人士及市民撰寫的求情信，包括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等，讚揚「郭炳江為人和藹、仁慈、愛家庭，亦對香港社會、政治及經濟作出重大貢獻。」《AM730》(2014年12月23日)至於許仕仁，其律師亦交出了5封信函，包括前特首曾蔭權、前港大校長徐立之，甚或其養女的求情信。這些信件都有一個特點，便是絕大部份人都與被告等人有同一的背景，都是政商界的所謂「成功人士」。這些人的出身和做事方式也許都同出一轍，既然如此，如果被告不是在政商界「犯眾憎」，那麼，以他們的江湖地位，有大班人提筆寫信求情，也非很特別的事。因此，所有人加起來的力量，或許不如「長毛」的一句求情說話。(這事絕沒可能出現)

反而，若仔細看看他們求情的埋由，或被告庭上自辯，更是自行揭穿自己的「真實謊言」。例如說到許仕仁叫養女不要著重物質生活，可是自己卻自打咀巴。他出任政務司司長時處理政改，縱然「失敗」，卻沒有堵路。印象中，政府從來沒有說政改失敗，就算831人大「落閘」，萬人堵路，政府也從未承擔責任，向市民道歉，為何許氏可以把這些說成是一己的功績？抑或他其實是間接說出市民堵路，責在政府，現政府應向市民道歉才是黃道？

至於前特首曾蔭權更押上自己所剩無幾的聲譽，說出了「05年前的50年，我想不到哪位政務司長或布政司，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和挑戰，涵蓋政治、社會和經濟」《明報》(2014年12月23日)這一番溢美之詞。究竟當中有多「水份」，有多少誇張，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代表郭炳江的律師則稱郭「裁決前每周與郭老太用膳」，天啊，這一直是子女侍奉父母的一貫之道吧？至於「案件對家人打擊至深，妻子需接過家庭重擔；而郭老太現年86歲，健康欠佳曾經中風，案件對她影響尤深」等求情理由，更是千篇一律，這種家庭重擔其實一直出現在香港的尋常百姓家，至少，被告一家不用為了「儲錢買樓」、生活開支而發愁吧？以此作為求情理由，普通人犯法還叫適用，可是這些高官權貴還來這一套，反而讓吾等基層市民，再看真一點這班高官權貴平日謊話連篇，法治之下，唯有乖乖隱藏階級權力，再說一番更「真實」的「謊言」，為的可能只是一點減刑的卑微願望。

政府，香港人也「心中有數」了

如果「雨傘運動」是一條追求民主的長河，那麼，集體到旺角、銅纙灣「鳩嗚」，則是「雨傘運動」的一條分支，這支流正當遇上聖誕、新年的購物消費黃金期，會帶來另一波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明顯地，政府面對這種抗爭行動，只能又一次躲在法律的背後，製造一次又一次的白色恐怖。

私人企業申請禁制令，已證明是政府一次不折不扣以法律作掩飾的清場行動，為的是藉着私人公司控告市民阻街，以經濟理由去說服香港人去承認佔領行動違反法律。這種做法，反映了政府黔驢技窮，不得民心，如果律政司袁國強真心相信警察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執法，為何政府要先讓親中團體當爛頭卒？而不是名正言順，選擇好良辰吉日，嚴陣清場，卻要假「禁制令」之名，一併清除金鐘的障礙物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9月28日那87枚催淚彈和無數揮動起來的警棍。如果政府是這樣理直氣壯的，不妨將所有參與了「雨傘運動」的香港市民定性為「暴徒」，然後繼續用催淚彈和警棍，甚至使用傳說中的橡膠子彈，揀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潛入旺角、金鐘現場，以武力清場，重演25年前他的宗主國的好戲。可惜，政府理虧在先，不得不掩飾在後，以經濟數據、法律條文等去為他們的謊言去包裝。於是，我們在這兩個多月以來，受到政府各級官員和建制派人士的「語言偽術」的回應次數，實不下於梁振英這兩年以來對香港人的耍弄。

因此，「鳩嗚」行動，實是運動的延續，透過一百幾十人以購物為名，在行人路上來回流動，舉起標語，高呼口號。踏入12月，更有團體報佳音，或撐起雨傘走入工展會塲地。這重自發行動，完全合法合情合理，可是卻換來那位許姓警司說出一句不應出自一向強調「依法辦事」的紀律團隊的說話：大家在電視鏡頭前已經睇到，警方對「鳩嗚」市民行動的真正意圖心中有數。《852郵報》

許警司兩個多月來或不停使用重複播放功能(例如「不偏不倚」、「光明磊落」)，或使用受特首薰陶的「語言偽術」(例如水砲只是灑水)。到了清場以後，也許是精神一時間鬆懈了，竟然以「心中有數」去作為警方執法的依據，這次他是否真的「技至此矣」？他難道不記得其頂頭上司曾偉雄說過甚麼嗎？我的良心和你的良心是不同的，所以更應該「依法辦事」。許這次是先用其「良心」判斷了才執法，非常危險。法例的規定，就是要執法者遇事時，有一套客觀的準則去判斷是否應該採取行動，而不是唯心的態度去使用市民賦予警察的權力，如果一切全憑主觀的心去應付客觀的事，那麼，作為市民，很可能今天到旺角購物會被捕；明天到銅鑼灣報佳音一樣被捕；後天以為足不出戶沒有事吧？錯了，你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要到警署協助調查。以往，儘管香港人沒有民主，自由卻如呼吸空氣一般自然，到了今天，民主的夢還未實現，自由卻一點一滴被警權一腳踢走。

這說法也許有人會以為我言過其實，那麼，就以數字去說明真相吧。究竟「雨傘運動」以來，警方一共拘捕了多少示威市民？其中又有多少人最後被起訴？政府有這些數字嗎？如果舉証是那樣困難的話，當初警方為甚麼又倉卒以甚麼條例去拘捕示威者呢？假若不起訴即代表示威者犯法的証據不足，根本無須拘捕，即若起訴的罪名比拘捕時輕，也暴露了警方欲藉着較嚴重的法例去打擊示威者，希望以威嚇手段令示威者屈服，當中自然包括拘捕後對示威者所使用的一些下三檻手段。

正如使用催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一樣，目的是要使示威者屈服，但既然政府在這事上理屈辭窮，使用法例去唬嚇香港人，同樣是是使示威者不服。結果，警方面對一班假購物，真「鳩嗚」的示威者，無計可施之下，既不能重演那位朱姓警長亂棍驅趕路上行人；也不能拉上膠帶只叫市民不可越過行人路；只能以查身份証為因，唬嚇人們，希望人們屈服。然而，沒帶身份証卻不能成為被拘捕的理由。於是，警察唯有化身成香港人心裏面的一條蟲，硬說示威者走到旺角的目的是「心中有數」，從而為他們的無理拘捕賦予所謂的「合法性」。

不過，對於政府的所作所為，香港人同樣是「心中有數」了。政府官員、建制派，同說市民出來不是真購物，示威者是假購物之名而行示威之實。不錯，香港人就用一些「技倆」(Tactic)去挑戰強權，有甚麼不對？那要問問是誰首先把假的選舉硬說成是一人一票的「真選舉」？是誰將警方暴打市民說成是「不偏不倚」、「依法辦事」？七十多天以還，政府有哪一次不是刻意地以法律、經濟，社會民生；以數據、以「實例」、以程序，去包裝官員們背後那套顯得蒼白無力的論述？那些例子多如牛毛，在此不贅了，這次，也許再不能以堵路違法，影響經濟等理由，硬推給示威者一些罪名，結果，這次招架不了香港人的自發不合作抗爭，竟然以為用一句「在電視看到情況」(無線新聞的所謂「真實報道」)作為証據，再以一句「心中有數」為總結，便可以「依法辦事」了麼？

雨傘下的「鳩嗚」行動，反映警察的混淆視聽，政府的弄虛作偽，我們都早就「心中有數」了。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抗爭精神

昨天報章的標題是：「65人自首，三子認干犯參與未經批准集會」《蘋果日報》(2014年12月4日)。佔中三子由宣佈啟動佔領運動開始，到走到警署自首，完完全全是本着一個信念出發，就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真正的普選。儘管這個劇本並沒有按戴耀廷原先的安排的情節演出，但是這顯然是他一早已下的決定，現在只是完成當初所定下的目標，沒有違背他們當初的承諾，而且，自首包含的象徵意義，大於行動本身。

猶記得戴耀廷在2013年1月首次提到「公民抗命」時，指出有七項原則必須遵守，其中一項是「承擔罪責」：

「公民抗命的行動屬違法行為，所以參與者必須在誓言書表明會承擔罪責。行動結束後，參與者應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執法部門決定是否對作出起訴。這也是保持此行動的政治感召力的重要部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由此觀之，佔中三子選擇在運動出現兩個月後到警署自首，是理所當然的事，旁人或許批評他們棄絕食學生不顧；或目標未達竟棄甲投降不負責任；甚或砌詞「佔中」從未出現何以自首等等。這些評論，顯然對他們不公平，因為事件的演進絕對不是任何人可以預測的，有誰會曉得政府面對手無寸鐵的市民，會強擲催淚彈和揮動警棍？既然不能預知局勢發展，那末，佔中三子又如何計算下一步是進是退呢？我們可以嘆息三子未有在民意最盛時自首，從而引起更大的迴響。可是，正如大部份香港人的看法，「雨傘運動」出現後，香港已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即是，縱使戴耀廷等人全都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機去自首，但只要這個行動沒有違背當初的意願，則無論決定後有多少人跟隨和響應，都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儘管這65人集體「自首」，警方沒有扣留任何人，只着他們將來有需要時協助調查。表面上，他們沒有達成甚麼實質的目標。不過，假如日後警方真的以「非法集結」，或更高控罪檢控他們，他們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其中有自首者說「前途、個人不是太重要」，亦即政府來真的話，他們便要坐牢。這種犧牲不可謂不小。在此，先不評估結果如何，但凡事作最壞打算也是應該的。因此，這行動絕不如一些人所言「做騷」，而是為了抗命而承擔後果的勇敢決定，原因是他們面對的，可能不是一個開明的政府；所處身的，也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們要有義無反顧的抗爭精神。因此，這次行動，亦是一道很好的測試劑，可以檢視一下香港人是否仍然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是已經按捺不住，要「勇武抗爭」，那要看未來數月的自首數字，如果持續有市民到警署自首，當會以更大的道德力量向政府施壓。不過，前提是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戴耀廷等人所作的行動意義。

同一道理，「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選擇絕食，也是以道德勇氣去迫使政府答應對話。先不論這是否最適切的時機，純粹以事論事，絕食是比佔領、靜坐和遊行，更進一步的抗爭。假如政府可以仍當這是一場show，或只是三幾個「細路仔玩泥沙」，那末，假如到了有三十人，三百人，三千人都參加絕食行動，梁振英等人如何回應？他們仍選擇視若無睹嗎？他們是否又照搬那套重複又重複的論述呢？

「自首」與「絕食」，的確是花開兩朶，各表一枝，是「雨傘運動」的又一次轉變，是公民抗命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果越來越多香港人參與和肯定，兩者帶來的震撼程度，實不亞於9月28日警方施放的87枚催淚彈。可惜，這些決定，也許來得遲了，社會運動的勝敗根本仍是民意，佔領六十多天後，香港人重視經濟，強調秩序的習性或許又再顯露出來了，如要以道德力量再次感召香港人抵抗不公義的制度，難度又比前增加。

這個運動發展下去，陷入了僵局，政府只懂得躲在法院和警察背後，利用他們去對付示威者，卻不正正經經站出來與學生真切對話。於是，有示威者選擇了「武力升級」行動，認為在金鐘坐了兩個月，甚麼也爭取不到，是時候改變抗爭策略了。或曰這打破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初衷」。我們先對此不作是非判斷，只純粹評估效益的話，流血衝突所帶來的成本實在太大了，就算政府真的回應訴求，社會也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況且，社會的氛圍亦不玫到了支持武力抗爭的地步，加上從來對不公義社會的抗爭，都不只有一種方法，更未必需要流血，反之，以道德勇氣作抗爭武器，帶來的效果可能更大。

孟子曾說過：「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自我反省，要是於理不合的話，縱然只是面對穿著粗布粗衣的平民，也會感害怕。相反，自我反省，只要合乎義理，縱然面對千軍萬馬，也一樣勇往直前！今天，「雨傘運動」需要進入新的階段，民意的支持仍是關鍵。不過，抗爭的力量，或許不是人數或物資是否足夠，也不是策略是否得宜，而是要看每個人心中對抗不公義的道德勇氣究竟有多少？

《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天地無垠只有愛

電影的好壞也許只有唯一的一個標準，就是電影能否感動觀眾。因此，電影不論對白語言、無關時間長短，更談不上製作規模的大小，只在乎令觀眾看後能否洗滌心靈，反思生命。當然，這只是筆者看電影的標準，別人或側重官能刺激、或特重內容分析，或緊張情節，認為這才是入場追求的終極目標。

電影《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便是這樣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近月所掀起的討論之多應僅次於「雨傘運動」。究竟觀眾看後討論甚麼？他們多討論電影情節的推進，例如布蘭特老教授為何有此星際計劃，卻又在臨終時推翻說過的一切？或議論當中科學的真確性，如主角墮進五次元空間與女兒接觸的可能？

不過，如果按電影好壞的標準去看，這部電影使人感動的通共不是以上的枝枝節節，而是那永恒不滅的主題：愛。

電影用了很多篇幅，透過戲中不同人物去探討科學的利弊，例如男主角谷栢的妻子死於絕症是因為醫院沒使用「磁力共振」（MRI）。相反，農作物枯死是因為人類發展科技而引致氣候變化，出現超大沙塵暴。說真點，這些地球末日的預言驗証，以往很多荷里活的電影都表述過了，已引不起多少共鳴。可是，當主角決定了升空之後，一段觸動人心的離別之情，漸漸成為了電影的主題。

表面上，電影探討的是時間，可是令時間的同質性變化的是情，因為時間是最無情的。當太空人逗留在別的星球一小時，等如地球的七年。電影中最使人傷感的一幕是男主角坐在看長大的女兒向他說着粗話，已經是幾十年後的事。台灣詩人余光中曾說過：「人的一生有一個半童年。一個童年在自己小時候，而半個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時候。」《日不落家》不過，男主角不僅僅損失半個童年，而是他與女兒的深厚感情，竟隨着他的一次偶然決定而中斷了。女兒面臨與父親的一次「生離」之後，因一次星際意外，再要面對與父親的「死別」。父女在同一個宇宙下生存，卻要經歷幾十年漫長的等待。對於浩瀚的宇宙，幾十年的時間只是一粒微塵；可對於人生來說，這是一段深遽的旅程啊！

時間與回憶就像孿生兒，談到「時間」的變化，不可能不提到「回憶」。電影中，谷柏與布蘭特博士談到女兒：「父母的在世是為了給兒女帶來回憶。」父母與子女相遇世上的時間其實不多，孩子在十二、三歲前多依偎在父母的懷抱，過了這個年紀，孩子思想成熟，處事獨立自主，再不會完全依從父母的意見去做，因此，父母子女共處的美好時光只是短短的十多年，由嬰孩到兒童到青少年的成長變化過程，就這麼濃縮在「回憶」裏。反之亦然，父母的在世亦化成回憶，寄存在子女的心裏，每當夜靜無人時，悄然在腦海翻動。回憶成了在時光飛逝的悵然下，唯一令人欣慰的靈光。然而，假如好像主角谷柏般，離開了地球只短短幾天，對女兒的記憶仍是新簇簇的，可是，女兒對他的回憶卻已是幾十年，凸顯了「時間」與「回憶」的衝突，也帶出了戲中其中一段使觀眾難忘的情節。

常言道時光一去不復返，因此人應看前望，不要回首。然而，回憶是否真的只是一組記憶，只在夜闌人靜時才會令人瞿然自省，之後，又重回現實，不留一點雲彩呢？對回憶有深刻見解的哲學家班雅明(W.Benjamin)卻認為時間是可以停頓的，回憶的意思，是把過去帶到現在。就如我們想起某件事，其實是把過去和現在兩段時間，融會一起。回憶把「過去」帶來「現在」，賦予另一種意義和體會。（Once fully recognized, what have been missed, unfulfilled and dashed can be brought to frui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come fused together. Time comes to a stop.）

此外，導演第二次深刻地描述父女的愛，是他墮進黑洞之中，發現五次元空間該他「看見」過去，發現與女兒的相處時刻，其實正正就是他人生中最寶貴的回憶。不同的是，現實世界裏，回憶突破不了時間的限制，不能回到過去，與回憶的對象重逢，但男主角透過重力理論，突破時空限制，竟然看見過去，感受真切的「回憶」，更甚者，他透過一隻手表與摩斯密碼，道出了重力突破的關鍵，可與女兒在書房裏隔空溝通。觀眾看至此，腦中必然湧起了幾百個關於科學物理的問題，嘗試以科學客觀方式為這段情節解釋。不過，導演顯然志不在此，科學只是整套電影的包裝，導演只想告訴我們，親情和愛，突破了令科學家大惑不解的物理規則，打破了幾十年不見的隔閡。父女不滅的愛才是永恒，而不是科學。

如果沒有愛，天地無垠，男主角可以盡情馳騁，為人類的命運而犧牲打拼，可是，女兒的愛比天還大，他在知悉真相後，決定回程。結果，心中的愛令他改變了主意。末了，他回到未來，探訪老得躺在床上的女兒，沒有催淚對白，只有淡淡的意蘊，然後，他又重踏征途，在無垠宇宙中尋覓另一段遺失了的真愛。

《畢業生》(The Graduate)：上世紀的世代之爭

經典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的金像導演米克尼高斯（Mike Nichols）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83歲。

這套拍於1967年的電影，是米克的成名作，也造就了偉大巨星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的誕生。電影的內容描述年輕小伙子初出茅廬，竟搭上有夫之婦羅賓遜太太，續愛上她的女兒。此片拍於60年代末民風尚未太開放的美國，以當時來說，題材相當大胆新穎，亦具爭議性，要探討的東西很多。

其一，新舊思想的衝突。男主角(德斯汀荷夫曼飾)剛畢業，受制於傳統父母及其叔父輩的權威，未能一展所長。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表面上貌似苦口婆心，實際上只認定後輩只可因循他們成功的路徑走。有位叔父甚至煞有介事地拉住主角叮囑他發展「塑膠」，好讓他能從中分一杯羹。因此，男主角常想擺脫他們的束縛，不想成為他們的傀儡。片中其中一段拍攝方式，巧妙地用了潛水衣與泳褲作對比，暗示自由比甚麼都重要。六十年代開始，美國便已出現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新舊思想的鬥爭。新一代囿於傳統舊有一套的迂腐不合理，極想有自已的獨立自主。於是男主角不理世俗的指罵，竟戀上女朋友的母親。這種做法固然在當時是離經叛道，然而，根本上，這種社會上的男歡女愛在當時已是常態，只是對方碰巧是女朋友的媽媽，而主角又生於愛面子的虛偽上流社會而已。導演諷刺上一代常假傳統禮義之名，壓迫下一代要事事聽命，不得反抗。這種家長式操控是會窒礙社會進步的。那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便是對抗傳統的一股反動力量。而傳統與現代之爭，亦出現在兩代各自對美國參與越戰的立場上。

其二，女權運動的興起。60年代，婦女高舉權益，不再視為男性的附庸，因此，主角其實表面是周旋於兩女之間，實際上是被二女玩弄，先被女朋友母親處處牽制，電影的首二十分鐘，簡直就是暴露了小男人的特性；繼而被羅賓遜太太的女兒牽着鼻子走，無所依傍。這就是女性的重大勝利，雖然最終主角奪得美人歸，但並非主角的主動求勝，而是被做女兒的一步步將心中的原始愛意引發出來。男主角成為女性的凝視(gaze)的對象。他在兩位女性的視線下，叛逆、反抗，像動物園中的老虎。他才是女人眼中的「他者」(others)。

導演米克尼高斯拍攝此片時才三十多歲，導齡尚淺，可是手法卻很不錯，例如泳池和睡房的交替剪接的手法，最後一個鏡頭，男主角由伏在浮床上，突然一變，變成壓在羅賓遜太太身上，明快直接，一絕也！這部分，導演流暢地交代主角的思想的轉變，既含蓄又達意。當然，還有男主角追巴士，以及教堂搶親一幕，皆成為日後的經典情節。導演想藉此帶出年輕一代對長輩再不會唯命是從了，他們要掌握自己的未來，而這個社會未來也必圍繞着青年人走。結果，男主角不理俗世禁忌，化不可能為可能，打破教堂的玻璃，衝進去把新娘子搶過來，然後跳上巴士後。想想40年前，這個結局是多麼驚世駭俗，而我們現在看來卻是如此的理所當然。為甚麼？就是因為社會是進步的，價值觀是會改變的。電影最後一幕，男女主角為何不來個深深一吻？我想：吻了便俗，俗了便平凡，也看不出此片的獨特。電影能成為經典，除了其中心思想帶起討論，掀起了一代人的改變外，以上種種寓意隽永的表達手法也不可忽略。到此，還不得不提保羅‧西門(Paul Simon)的美妙歌聲The sound of silence，不用多說了，也許比此片更經典呢！

這就是美國上世紀的世代之爭，結果，戰後一代穩穩地從父執輩手中接過重任，改造了美國社會，創造了不朽傳奇。今天，香港的「戰後嬰兒」一代做了甚麼？他們有為下一代人想過嗎？他們當然不會是香港的未來，卻把病了的香港交給香港的未來。不知道羅范椒芬的友人是否第二代香港人，假如當年他有看過這套電影，他在想甚麼呢？他今天重看此片，還會為男主角的「勇武抗爭」而歡呼嗎？如果他還有當年看此片時的震撼，幹麼會因為懼怕年輕人而選擇移民呢？為甚麼他們對「雨傘」一代這樣無情？只懂罵他們「廢青」，怨他們堵路是「阻人發達」呢？難道他們年輕時從來沒有一點青春的理想和輕狂嗎？

陳校長，你錯了，還錯得徹底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上週六出席該校畢業禮時，見雨傘如見鬼魅，學生上台展示黃雨傘時，竟遭到無禮對待，「其中一人按校長陳新滋指示即時收遮，但因為拒棄掉雨傘，陳新滋竟惱羞成怒，拒向他頒證書、拒與他握手、拒跟他合照，並趕其下台。」《蘋果日報》(2014年11月16日)

佔領運動已踏入第五十天，舉世皆知，香港人亦在不同地方展示他們的信念，「我要真普選」的標語掛在你我不遠處。擔着雨傘的照片，無論是惡搞的習近平原型紙板，還是彭定康牛津舉傘的從容之態，總之，掛上黃絲帶、貼上「真普選」貼紙及撐起雨傘，都已是政治常態了，難道陳校長剛從火星回來嗎？過去一個多月，亦有不同大學的學生上台表態了，又有何特別？竟因此而掀動你老人家的情緒，還特意在典禮後說「請同學大家要注意，你自己都要自重」。

陳校長，你錯了！同學都非常自重，只帶了一把黃雨傘上台，只輕輕一撐，便又走到台下，於你絲毫沒有損失，他們有當你是防暴警察，張傘向着你「攻擊」嗎？沒有。他們有一邊舉傘，一邊向你吐口水嗎？也沒有。那麼，同學如何不自重了？就是因為他們尊重典禮，尊重自己，尊重你老人家，才帶着傘上台，好為自己日後的難忘回憶，加上一把曾經歷催淚彈和胡椒噴霧洗禮的黃色雨傘。這難道有錯嗎？你可知道他們帶着傘上台要有多少勇氣啊？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反對，他們卻寧願冒被罵被算脹的風險，也要表達自己的信念，而你卻以為用「校長」的權力可以剝奪他們表態的權利，並以不頒証書作威脅，究竟誰才是不自重呢？

陳校長，你又錯了！典禮本來是很莊重的……直至在最高權力座位上的人，以粗暴的方式要無權無勢的學生丟掉雨傘的一刻，典禮便變成一場鬧劇了。因為，這場典禮的主角，不是十年寒窗苦讀的學生，入場的嘉賓，不是見證學生經過三年的大學學習生活後，懂得獨立思考，有承擔有勇氣，而是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在所謂「嚴肅」的典禮前，盡力做好他們那配角的角色，為的是成就一套叫「典禮」的樣板戲，好讓那些權貴可以安穩地坐在台上接受觀眾的歡呼，而閣下則可以以主人家的身份，接受嘉賓的讚賞。可是，時代不同了，學生不是書獃子，正正是大學的教育令他們開竅，他們或許覺得台灣人在球場看台撐起黃色雨傘，大喊「香港加油」的場面「莊嚴而偉大」，卻感到不被尊重的大學畢業禮「虛偽而渺小」呢！

陳校長，你更錯了！據報，你在「上台致辭時引用梁啟超的《自勵》詩，表示為了社會公義不介意遭到攻擊，於是以『獻身甘作萬矢的』作比喻。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學生『十年以後當思我』，自會明白學校的做法。」《852郵報》陳校長是否以為時光倒流了四五十年，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般，赤手空拳去扺住面前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和伸縮警棍嗎？否則怎會以「的」喻己，張開的雨傘又如何能與「萬矢」類比呢？須知道梁啟超是革命人士，他口中的每句詩都與朝廷對着幹，這種身份的錯置，又怎能盲目地引為己用呢？旁人不察，聽後還以為你此刻的心情猶如戴耀廷教授呢，小心小心！至於「十年之後當思我」倒也沒錯吧，經此一役，何止十年，我輩浸會人，定當永誌不忘閣下繼幾年前許諾爭地失敗後辭職，到今天彰顯正義豪氣干雲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皆以「拋物線方式」把浸會的名聲再次帶起來。

最後，你說今天可以帶傘進場，難保他朝帶旗，還要是八旗子弟，便會帶很多很多的旗進場，成何體統云云。先不論何謂「八旗」，陳校長，平庸如我，也知道這種推論是沒意思的，因為每件事的成因與結果，都要放在一種「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作分析的，單單說會如何如何壞下去，只是某些政界人士唬嚇人的技倆，想不到校長你也挪用過來。也許，社會真正和諧，日後不會再有人拿着傘子進場，相反，形勢惡化下去，會有炸(詐)彈出現也說不定，誰可以推測得準確，是吧，陳校長？

這刻，公民的力量比政權還大

「雨傘運動」已發生了超過一個月了，佔領區的學生及市民齊聲否決廣場公投，一起反對「見好就收」，反之，人們不斷強調「勿忘初衷」，重申佔領的必要，而學聯計劃上京表達訴求，政府則仍一貫地按兵不動，如此的膠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佔不到上風。不過，有一股力量，其實，或明或暗，或靜或動，在金鐘秋風颯颯的晚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股力量，來自公民。

近日，重讀《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1]，心有戚戚然。此書成於2006年。當時龍應台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間，每星期為報章專欄留下對香港的觀察。今天，從書架取過重看，對比刻下香港的局勢，更覺龍教授對文化及環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厲害。其中〈誰的添馬艦 ——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一文，更彷彿預視公民之力會在將來奪回金鐘添馬艦附近的權力，扭轉強勢政府，樹立公民社會力量。看看今天，那裏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小社區，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會聚集在政府總部附近，或三五知己蓆地討論，發表意見；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頭閱讀；或索性躲在帳幕中沉思。周遭隨意擺放的創意藝術裝置，牆上貼滿諷刺幽默的標語。政府本想透過眼前這幾座政府建築物，刻意營造公民社會的公共性，還為此地冠以「門常開」的美名，卻自己在「公民廣場」前築起兩米高牆，928當天投擲了87枚催淚彈，還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絕於市民面前，還說甚麼「廣納進言」呢！想不到一場「雨傘運動」，竟催生了金鐘這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政府總部三大樓旁的「添馬公園」(Tamer Park)[2]，佔地17,000米。明顯地，興建的目的，是為了記念此處在殖民地時代，曾是「添馬艦」英國海軍基地及船塢所在地。90年代，這裏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過興建新的政府大樓，取代中環政府山的殖民地風格建築。不過，很多人不知那裏的底蘊，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廈，現在成了駐港解放軍的基地。偶爾，早上可以在特首辦附近，隱約聽到士兵操練時的吆喝聲。其實，那裏一直是權力的象徵，仿似是權掌者宣示權力的指揮棒。如果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的話，那麼，那裏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腦。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強勢領導，興建一座座結合科技與美感的建築物，佇立在維港旁，注視香港九龍兩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麼理所當然的事啊！不過，誠如龍應台所說：「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頁83)

政府總部的新立法會大樓，比以前大是大了許多，但在裏面開會的議員和官員卻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輕一代露宿街頭，用堅決意志告訴他們香港人的訴求。宏偉壯觀的建築，只淪為一群議政水平極低的所謂「議員」的名利場。這班手握權力的高官議員們，在不公平的體制下，繼續在議政時指鹿為馬，與政府合謀通過不公義的政策，離「公僕」之名越走越遠。「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頁84)

英國的國會會議，是一眾黨員擠在一起討論議案，卻從來沒有人說地方不夠寛敞，國家形象低落，甚至連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眾民居的唐寧街十號。我們會說英國不是大國，沒有大國風範嗎？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絕對不是那幾幢直插雲霄的雄偉大廈，而是那濃厚的人文氛圍，是那開放自由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那強調公眾利益，輕視私利的公民社會力量。刻下，金鐘馬路上圍得滿滿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動人的光采。

社會運動絕對與「空間」(space)的生產有關。今天，見諸金鐘、旺角的佔領行動所牽連的政治經濟影響，可見一斑。假如，政府總部不曾座落於這片權力之土地上，當年的設計藍圖沒有標榜「門常開」、「地常綠」，甚或充滿反諷的「公眾的添馬」，政府高官未有高聲疾呼地方不夠用，沒有行使其絕對的權力。相反，謙卑而樸素的小政府，官員的辦公室仍然低調地靠在上亞厘畢道一帶的小山丘上。那麼，9月28日之後在各大小傳媒中看見的浩翰場面，又怎會變成「雨傘」擺動下的難忘一幕？這次運動，成功之處，是壯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廣場」兩米高牆上繫上無數的黃絲帶、「添馬公園」某處標示的「暗角」二字、夏愨道搭起帳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連儂牆」上貼滿數之不盡色彩繽紛的心意紙。還有一二百個貼上「我要真普選」標語和佔領區門牌的七彩帳篷。這些原先應是政府拍板興建政府總部時，開放予市民大眾，創造公共空間的一個承諾，這些畫面，理應本來出現在星期日的「添馬公園」內的，現在竟出現在圍繞政府總部的馬路上。諷刺的是，這種由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從來都是下而上由群眾在偶然的情況底下產生的，例如以往小販或地攤擺賣，與市民生活上的互動，令小社區會漸次形成。這顯然任憑政府如何強勢，都沒可能一蹴而就。結果，這個政府索性拿着權力由自己來規劃空間，可惜，越是壓抑這股力量，佔領區的市民越是透過一種「弱者的技倆」(tactics)，再次呈現這種格局，並帶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總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顯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佔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同時，香港亦蛻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日後，政府再不能擺出強硬姿態，官老爺再不能擺官威，因為社會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發聲，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聽民意，強行推出政策，將會落得灰頭土臉，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漸次擴大，不會再容許政府任意妄為的了。除非，這個政府比殖民地時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與民為敵，否則，經此一役，政府仍需要與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議和制訂上，與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這會犧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的進步。龍教授最後道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樓，而是人民：「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頁84)不知謙抑的特首，不知收斂的政府，是註定要與民為敵的。

也許，正如電影《V煞》(V for Vendetta)結束時，女主角的一句話，正好說中了這種權力的不對等：「國家現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樓，而是希望。」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樓裏面，而在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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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應台：《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香港，天地圖書，2006。

[2] 「添馬公園」平面圖見康文署網頁：http://www.lcsd.gov.hk/tc/parks/tp/layout_ma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