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田北俊被撤職是「袋住先」選舉的完美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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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被撤去政協委員一職,結果是意料中事,過程卻兒嬉得近乎有點周星馳「無厘頭」喜劇feel,尤其那位肥大肉厚唯命是從的富豪,以政協委員身份,屢次站台,一時說「田少」沒有緊跟政協三月時力挺特首梁振英依法施政的動議;一時又說田雖被免職,仍是愛國愛港之士。再加上田北俊昨天傍晚六時說辭去職務,可以「暢所欲言」云云,令這場鬧劇,更添可笑元素。

不過,想清楚一點,田北俊被「搣柴」,隱隱然是「袋住先」選舉的最完美示範。假如香港人真的接受這個框死了的2017年特首選舉制度,那麼,只要田北俊之流的建制派,說了一點中央不中聽的話,也會即時中伏,萬箭穿心,永不翻身,落得告老還鄉,弄兒為樂的下場,因為,這場選舉必然容不下一句參選者的由衷之言,例如:如果我將來當選,我會考慮邀請泛民的余若薇擔任我的副手。

不是嘛,田北俊只說了一句「梁振英是否應該考慮辭職」,便被上綱上線至違反了政協的議定,因而被辭退了職務,從政之人,沒有自己的見解,失去了自由意志,更不可以順應民意,說回一句公道話,那麼,與「花瓶」有何分別?這次事件,丟的只是區區一個中共用來統戰香港利益階層的政協職位,任誰都不會放在眼內,可是,將來選的可是香港最高權力的職位呢,中央由現在開始,便已經布下天羅地網,人大甘願受千夫所指,都要下三道「重閘」,為的便是要提高特首選舉的「安全系數」,不想持相反政見的人「入閘」,試問,中央又豈會容許競逐特首寶座的人說三道四呢?候選人既然覬覦寶座,又怎會說出一些中央不想聽見的說話呢?由是觀之,如果我們真的接受這套「袋住先」的選舉方式,我們將不會聽見一些合符民情,或是真情流露的說話,取而代之的,或會是各候選人不斷說出一些顧左右而言他的說話,或會是閃爍其詞,延續前一任特首般,大玩「語言偽術」。如是者,日後的政治生態必然會發展一套如建制中人常掛口邊的「劣質民主」,只徒具民主之形,而行專制之實。

「袋住先」選舉的其中一種論述,便是假設符合資格「入閘」的候選人,他們的票源再不是那1,200人的選委會,而是那500萬合資格選民。只要到時候選名單不會是邵善波、張志剛及梁振英,而是一些開明建制派,那麼,候選人必然要將焦點放回香港市民身上,必然要細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不過,這個假設未免過於理想。因為這次事件,再次揭示中央政府絕對容不下半點異議,將來也定會否定一切反對的聲音。日後,一些觸動中央神經的政治議題,例如「六四」、「七一」,甚或表面上只涉及經濟民生的問題如「自由行」,實質與深層次「中港矛盾」有關,只要在選舉前後,候選人表達對這些問題的立場時,稍微偏離了親中建制論調的主律旋,中央便會由上而下,發動一場輿論口水戰,奴才以其自身風格,輪流接力,不斷炮轟,直至候選人硬生生收回言論,承認說錯了,或至少用花言巧語,說一句「忘記了自己政協分」(田北俊語)此等「補鑊」說話為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們能成為千多個選委的選擇,背後話事的人是誰?試問,這種「袋住先」的選舉,將來選出來的特首,還會是真心為香港市民爭取最大利益的人嗎?到時,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還會有提升嗎?

因此,這次田北俊被褫奪政協資格一事,正正反映了「袋住先」選舉,「有票梗係要」這套論述的虛妄與荒謬。如果有人還以此回應真普選的訴求,更顯得這些人的無知與偽善。


2014年10月23日 星期四

《失蹤罪》(Gone girl):沉迷自戀誘惑的現代愛情關係


入場觀看電影《失蹤罪》(Gone Girl),絕對是因為導演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他擅拍懸疑電影,在營造氣氛和劇情佈局上,都別出心裁。這部電影除了貫徹其一貫風格之外,電影還特意透過人生中最親密的婚姻關係,去探討人性中的險惡,結果是,連導演也不能在電影中告訴大家,究竟這是應然還是必然的人性?

電影圍繞一對結婚五年的夫婦Nick (Ben Affleck飾)和Amy (Rosamund Pike飾)的感情生活為主體。對這夫婦,男的只是消閒雜誌的作家,而女的則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故事講述這對由回流密蘇里的夫婦,五周年結婚紀念日那天,Nick回家後發現家裡妻子失蹤開始,發展成電影中段,警方發現謀殺的證據越來越多,Nick的嫌疑越來越大。

一宗「失蹤女郎」事件,本來是充滿懸疑,滿佈伏線的,這麼好的材料落在大衛芬查手上,絕對能夠拍出緊張氣氛。事實上,電影的前半部,導演確曾施展一貫技法,欲營造失踪的懸念。電影簡省了原著中複雜的敘述,可是吸引力亦減半,只透過夫婦結婚週年的線索,帶著觀眾一起找尋這個失蹤女郎。原本有點沉悶的氣氛,給男主角的婚外情打破,為劇情再加添一堆問號。至此,敘述回到女主角身上。導演敢於創新,竟把懸疑片的一條公式打破,在電影的中段便說出真相,觀眾提早弄清女主角為何失蹤。明顯地,導演志不在拍攝一部因循的懸疑偵探片,而是要突破自己,用懸疑手法去交代人性的黑暗,探討愛情關係背後的種種競爭和計算。

男女主角由結識到結合,本身就是一種競爭過程,往往在於突出自己,表現自己,多於理會別人的感受。女主角Amy一再在婚姻紀念日中故作神秘地給予丈夫一些提示,希望他能猜到是甚麼禮物。過程中,其實就是一種遊戲的競爭方式。至於Amy對丈夫的不滿,從而設計圈套讓丈夫身陷險境,則只是把遊戲的範圍和程度擴大而已。

拉斯奇(Lasch,C.)在《自戀主義文化》一書中,指出自戀的人,對過去及未來都不感興趣,反而沉醉在不斷「誘惑—滿足—誘惑」的吞噬式生活之中。女主角Amy便是一個絕對自戀的人,她彷彿沒有同理心,不理別人的死活,只知道一切要在她的掌握之中。因此,別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她眼中,都只是遊戲的一部份。而遊戲的目的,是因為她難以忍受平凡,要做一些奇特的事去得到別人讚賞,從中找到滿足感。是故她在失踪期間,在電視中看見丈夫的窘態,報道的排山倒海,特別令她感到雀躍。自戀的人,更極其重視他人的評價,因此,她的嫉妒心特強,不容別人向她作惡意批評,會向女房伴的飲品吐口水。

後來,她因為錢給別人搶了,於是投靠她的前度情人。本來,她可以待案件告一段落後,與情人到希臘展開新生活。可是,她的自戀,又令她不自覺地興起念頭,重新投入這種殘酷的競爭遊戲生活裏。電影的關鍵在於末段,女主角坐在情人家中,看着丈夫上電視懺悔的經過,那種緊張和專注的神態(不自覺地吃了情人的布甸),觀眾或會懷疑她是否良心發現,仍然眷戀這段關係。但如以自戀心態分析她的舉動,便發現她這個選擇,其實貫徹了她的自戀心理特徵。這亦解釋了既然她這般憎恨這段婚姻關係,怎麼不早早一刀把丈夫殺死,或乾脆離婚,還要精心設下一個局,讓丈夫一步一步泥足深陷?

21世紀的消費社會,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的出現,讓人彷彿擺脫了群體的單一性,紛紛強調個體的獨特自主,社交網絡軟件如Facebook、Instagram的推出,儘管令人們的溝通更緊密,但亦或多或少出現個人化表現,「攞like」、「unfriend」、「自拍」等行為,某程度上都有點自戀成份,衝擊着現代的人際關係。假如親密關係都如這部電影一般,只剩下自戀誘惑,那麼,我們是否需要重新考慮從傳統中尋回道德的價值?

2014年10月2日 星期四

發揮群眾智慧:以弱勝強




上星期五(926),想不到佔中「去飲」還在考慮穿甚麼「飲衫」之際,一眾學生便以直接行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湧進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並在中央旗桿下緊緊圍攏起來。警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架起鐵馬,把示威人群團團圍住。

翌日,學聯呼籲香港人到政總前集會,抗議警方扣留學生。結果,一呼百應,深夜時份,人群再次塞滿附近空間,這是為抗命時代揭開序幕。可是,料不到這塊幕竟是由學生揭開的。儘管警方一再強調這是「非法集會」(學生是以「非法」之名,行合法之義;警方則反之),可是香港人無所畏懼,仍然魚貫地從港鐵站出發,繞過添馬公園,到達添美道附近麕集。觀察所見,大部份是青年人,他們都穿上雨衣、戴上眼罩,或以保鮮紙包頭,以防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深夜時份,「佔中」三子出現,宣佈提前「去飲」,就地佔領政府總部。消息一傳出,以為人群會不斷增加,可是,結果卻出人意表,竟有學生以「佔中」騎刧活動,選擇離去。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清晨時分的政總少了很多人,亦給予政府藉口清場。不過,社會運動不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928日下午,就是因為警方不准威人士再進入政總,因而導致大量市民在衝破干諾道中的防線,湧進了馬路,正如筆者當時想:既然警方說這是「非法集會」,市民又踏在馬路上影響交通,那麼,此刻便儼然是「佔中」公民抗命了。

接著,必然是對陣雙方的一輪攻防戰,正當形勢處於膠着,六時左右,幾枚催淚彈劃空而破,竟然催生了一部改編了的劇本: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加入,警察越進迫,他們越向前走。與此同時,網絡消息此起彼落,號召市民往其他地方,於是,銅鑼灣、旺角等地分別出現了佔領行動,流動佔中,於焉出現。

不過,出現這種「佔中」活動遍地開花的情況,可以說,全出乎主辦者意料之外,亦是他們所不可能辦得到的。這種敵進我退的做法,當然不會是那些學者可以想出來的,這全是那些手無串鐵的香港人,因着催淚彈的刺激,藉着網絡通訊的聯繫,判斷形勢,發現防暴警察在金鐘與中環交界布防,絕難糾結大量市民到中環「去飲」,於是提出一些「權宜之計」,既然退到銅鑼灣,那就索性佔領了這個香港購物區。接着,由於港鐵過金鐘列車擠迫,人們不能到港島區支援示威,於是,有人索性走出旺角彌敦道,佔領了旺角。這種輕巧智慧,竟令「佔中」的形勢出現轉機。

法國學者De Certeau在他的《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中提到,經計算過的權力關係,是一種「策略」(Strategy)。當擁有意願(will)和權力(power)的主體,如一支軍隊、一座城市、一個科學建制,一旦能獨立出來,這操弄便有可能發生。這些權力假設了一個能界定屬於它們的地方(place)為根據地,從而可管理那些由目標和威嚇靠所組成的對外關係。這種權力計算,會經常會在法律之內肆意以體制暴力,欺壓弱勢一方。因此,他認為弱者如果要戰勝這些強大的對手,必須施以巧妙的一擊,因此,他提到「戰術是弱者的藝術」(A tactic is an art of the weak)。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弱者會利用一些「戰術」(Tatic),去挑戰強權機器的「策略」(Strategy)。日常生活中,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小販「走鬼」時會把「搵食工具」化整為零,以避開小販管理隊的遞補。

928日,香港的防暴警察,裝備先進,頭戴防毒面,手執堅固盾牌,發射的是每罐都價錢昂貴的胡椒噴霧,槍桿子射出來的則是科技結晶的催淚彈。這些裝備要對付的,只是徒手衝前的香港市民。然而,弱者不會坐以待斃,而是挖空心思,用一些小技巧去挑戰警方的大裝備。於是,我們見到市民將一把把雨傘撐開,抵擋胡椒噴霧;以濕毛巾、保鮮紙包裹眼耳口鼻,穿梭催淚彈的白煙之中。防暴警察一到,很多市民走上行人路及天橋,非法集會,頓時變成合法逛街。這些都是De Certeau所說的「弱者的藝術」。還有,市民自發放鐵馬堵路,維持緊急通道暢順,或是以電話作電筒,以紙皮當卧蓆,都是「權宜之計」(Making-do)

De Certeau進一步解釋何謂「弱者的藝術」:「戰術」(tactics)是一種取決於正確場所(proper locus)的缺席、經計算的行動。由於沒有外在的界定,規定了它必須自發的狀況。「戰術」的空間是別人的空間,因此,它必須戲弄一個強加了外在權力的法規和由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這次行動,名為「佔中」,實質並沒有佔據中環要塞,也沒由佔中三子指導,而是由香港市民自發侵佔別人的空間。佔領行動的翌日晚上,有示威者甚至在馬路上放置燒烤爐BBQ,或三五知己在踢球,或集體唱歌,或把示威標語貼滿停放在路上的巴士,這些舉動,皆有意無意顛覆「外在權力的法規所組成的場域」,即在「非法集會」中,再專作一些違法活動。這是De Certeau所說的trickery,種種行為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是戲弄權力機關,挑戰既有規則。

弱者要戰勝強權,他們不只要懂得一些簡單的生存戰術,還要滲進一些藝術成份(artistry)。例如是次活動,市民撐起的一把雨傘,已成為佔領行動的象徵物,有外國傳媒甚至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當中包括手執雨傘擋胡椒噴霧的圖片、幾千人一起撐起雨傘的舉動,雨傘的裝置藝術等,只要不斷在活動中尋找創意,把創意轉化成一些象徵,從而化成一種人們刻骨銘心的印象,這次運動的意義和目的,才可以牢牢地成為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像「鏈帶」一樣承傳下去。

此外,De Certeau又提到「戰術」需要利用和依賴「機會」,在沒有任何能夠積貯勝利的基礎下,建立它自己的地位和計劃突襲。贏到的東西它不能保存。說實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大據點其實都沒有勝利基礎,只是人們利用「機會」,偶然間佔領的,不同的因素的介入,會出現很多變數,隨時糾結,亦會隨時瓦解。「這種無結果的狀況賦予戰術一種流動性;但肯定的是:那種流動性必須接受瞬間機會,匆忙之間,抓著特定時刻所提供的可能性。」佔中行動蘊釀時,已有人提出示威人群「流動性」(mobility)的重要。人群的集結很容易,不過,要在某一根據地出現不穩定狀態前,抓緊機會,拓展地盤,「在特殊接口間開啟的縫隙,來入侵該權力,並在其中製造驚喜。」欣聞學聯警告梁振英不辭職的話,會把行動升級,堵塞政府機關。這就是De Certeau提到的「入侵該權力」,從而製造弱者取勝的機會。

這就是群眾活動的偶然性。我們每一個人,在強大的權力機關的高牆面前,都是一隻隻脆弱的雞蛋,但是只要「弱者」動動腦筋,發揮創意,順手挪用一些民間小智慧,也可以普通人的道德勇氣,戰勝這道看似牢固的高牆。借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的開首幾句作結:「To the ordinary man.  To a common hero, an ubiquitous character, walking in countless thousands on the streets ……」


每個普通的香港人,都能以「弱」勝強,都是時代的英雄。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表態的勇氣

罷課前夕,給家長的公開信















學聯宣佈將於922 日,發起大專院校罷課,抗議人大常委會為政改「落閘」,以喚起市民對政改的關注。而學民思潮將發起中學生於926 罷課一天,並到公眾地方參與集會和舉辦「街頭教室」。《明報》(2014913)

開學至今,學生不只一次問我:我哋可唔可以罷課?罷課為的是甚麼?當然是向人大政改「落閘」表態,整個套路,其實與戴耀廷發起的「佔領中環」有點相似,同樣要承擔後果。佔中的最壞後果是坐牢留案底,而罷課則可能是記過。建制中人,包括學校領導層,大可如特首梁振英般說:守法和犯法之間無中間地帶。佔中就是犯法,學生罷課就是曠課。然而,問題是,究竟香港自詡「公民社會」,那麼,社會能否分清是非黑白,真正懂得公民的責任,甚至公民抗命的真諦?分得出甚麼叫公義不公義嗎?如不,社會只能繼續「玩假」,教育界精英更只會以「救救孩子」或是「學校是學習的地方」這些空洞能指去佔領道德高地,老師面對兩難式問題:罷或不罷,只會繼續和稀泥,就算心裏佩服學生勇於表態,自己卻又為了某些原因而選擇顧左右而言他,甚至顛倒黑白,窩囊廢得很。其實,一句到尾,支持或反對,就是這麼簡單!

教育界如何看罷課?「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認為,中學生大多未滿18 歲,議會既不支持、亦不鼓勵中學生罷課,但假如有學生罷課,學校可以考慮行使酌情權。」至於有25間中學的中華基督教會,則表示:在政治議題上,不鼓勵師生以罷課來表達訴求,但會尊重各人有不同觀感,希望「用愛作為解決辦法」。《明報》(2014913)當然,還有聖公會的強硬立場,決不同意學生罷課,認為學生只有病假和事假,罷課不是理由,可作曠課論,亦不准學生在校內佩帶黃絲帶,口脗如中央政府。

甚麼叫「不支持、亦不鼓勵」?表示中立嗎?「用愛作為解決辦法」更虛妄得很,接近假道學。為甚麼沒有一位校長或老師站出來,撇撇脫脫地說:我支持學生。學生有自由意志,勇於表態,怎會是壞事呢?為甚麼罷課要作「曠課」?他們是躲在家中上網打機嗎?他們是到球場踢波嗎?只要他們是經過思考,知道後果,決定去做公義的事,有甚麼問題?掛上黃絲帶表態支持「真普選」會視為「校服儀容不整」,才是問題,因為這是成年人世界的偽善。如果我是學校領導層,學生如有需要罷課,學校應列出一連串程序和安排,大前提是先得到家長同意,並且考慮以哪種方式支持,其他組別如公民教育組和通識科可舉辦活動,讓學生認識這個課題,作為做與不做的理據資料。

其實,我們成年人應要做個好榜樣,做人做事都要勇於表態。可惜,我們開會時卻總愛曖曖昧昧。例如教育界的會議不比別的界別少,而且,很多時會議時間非常冗長,冗長還不要緊,最怕是既冗長又空洞,十多二十項議程,到頭來,議決的一項也沒有,為開會而開會。會議變得如此務虛,除領導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外,還有,這結果,或多或少是我們這種想說又不敢說,表態又怕承擔的習慣造成的,久而久之,更變成部份同儕的價值觀,做事不上身,說話和稀泥。想不到,中學生罷課一事,又成了一塊照得我們兩面不是人的鏡子。

如果我們把「罷課」這個近日社會經常爭論的焦點,放進會議的議題裏,套用在香港人不想「表態」,慣常中立,模棱兩可的說話邏輯裏,種種「假大空」滑頭說話之下,更顯得學生勇於說真話,大無畏精神的可敬。此外,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學校管理方式的示範,證明哪些是優質學校,哪些是封閉學店,誰才真的能夠培育獨立思考的學生。


2014年9月9日 星期二

從「有票,梗係要」看香港人的「袋住先」價值觀



自從831日,人大正式為普選「落閘」後,香港人奮起反對的聲音彷彿越來越弱,反倒是電視上開始播放新一套政府宣傳政改的廣告片,把之前不斷宣傳的口號:「有票,真係唔要」,隨著人大公佈高門檻提名的特首普選框架後,把口號改為「有票,梗係要!」換句話說,上一套廣告只是以質疑的口脗詢問香港人會否「袋住先」,今次,在人大決定後,已經變為把那個「爛橙」硬推給香港人,塞進我們的袋裏。

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專橫姿態,挾着這句「港式Sales」語調口脗的總結式口號,彷彿在告訴你:「有得買,幾大都買啦,唔買就笨嘞」,企圖把香港人當作樓市股市泡沫爆破前入市的無知「散戶」,希望製造政改「袋住先」,「一鳥在手,勝過兩鳥在林」的現實格局。原以為香港人自從2012 年,兩年來已把某人的「語言偽術」都看通睇透,不會再輕言上當,尤其是不會上政府的當。可惜,上星期六,嶺南大學民意調查,竟仍有45%的香港人促通過政改,「立法會應該通過根據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認為不應通過的佔40.7%。」[1]

當然,數據懂說話,不同的解讀可指向不同的面向。問題是,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千奇百怪的變化,政治人物一個接一個的造假僭建,指鹿為馬,卻仍有近半的香港人選擇政改「袋住先」,究竟他們為何有這個想法?是政府的宣傳策略一浪接一浪,成功令香港人突然「醒覺」嗎?抑或是「幫港出聲」動員817大遊行,令香港人看風駛舵,改變主意嗎?還是香港人懼怕中央政府官員的連番「變臉」,無奈「跪低」,欣然接受嗎?

一切要從這個暑假說起。猶記得香港人在622公投,高呼爭取普選,一邊廂在網上投票,另一邊廂,又甘願排上十多分鐘,作實體投票。正當泛民人士以為爭取普選之路氣勢如虹之際,冷不防「幫港出聲」動員大遊行,與爭取普選,「和平佔中」的聲音作了對沖。在此時此刻,隱隱然接受「袋住先」方案,

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袋住先」這種價值觀,其來有自,從來都植根在香港的文化土壤之中,甚至變成香港人的價值。以往,香港人的「執生」能力特強,而且往往懂得利用「權宜之計」去解決問題。小販便是最佳例子,他們會因應城市環境的變化,改變售賣策略,利用一些街頭小智慧去「頂住檔先」,深信捱得過困境,必然有美好的明天。

本來,香港人擁有這樂觀心態固然是好事,這令香港迅速發展,成了殖民地的經濟奇葩。可是,這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在一些關鍵時刻,往往成了盲目天真的代名詞,尤其當香港人要面對專制強權時,經常本能地作出「袋住先」的決定,務實得裏裏外外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中央便是看穿了香港人的這種「唔理好醜,最緊要就手」的心態,故此,極為放心地為政改落了三道「重閘」,然後開動宣傳機器,把「袋咗好過冇」的訊息散播開去。愚以為這些手法將要一直運用至明年初,方會有點成效,卻慢慢想不到,人大拍板政改框架一個星期後,香港人已準備鳴金收兵,或犬儒、或怯懦,或屈服,或妥協,接受這個「爛橙」。畢竟,殖民地經濟發展底下,我們早已習慣了這一套思考模式了,故只要中央及其爪牙輪番出口術,當初口硬的香港人,現在便開始心軟了。

也許,這要上溯到殖民地時期的香港。70年代起,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各行各業的生產都翻幾翻,資本主義的種子在此遍地開花,令香港這彈丸之地只一味追求效率,強調速度,工作只要能在「死線」前完成,那怕交到手上的是一件不太完美的製成品。久而久之,香港人的心態變成了甚麼都「有總好過冇」,次貨到客人手上,總好過待慢了客人,「頂住先」這句話經常掛在趕限期的香港人口中。他們總期望今次僥倖過關,總會在下次多作準備,準時交出正貨。可惜,香港人這種做事態度已變成內化了的價值,夫婦二人到銀行排隊,會各自「排住先」;我們到酒樓吃飯,朋友親戚未到達,我們會先拿着餐牌「叫住先」;約了大班朋友看戲,其中一人遲到,我們總是大叫「睇住先」。以往,這種做法廣受香港人認同,並且冠以「高效率」、「懂執生」等溢美之詞,殊不知,這種態度說穿了,就只記住自己,卻忘了別人,更顧不了全局。今天,我們面對政改「落閘」,不到半個月,已紛紛贊成「袋住先」,真能把這種香港人一直自以為傲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啊!

還有,殖民地時代,普遍香港人都有一種難民心態,朝搵唔得晚的心態,令我們不想錯失任何機會,那怕這個機會的成功率,只有那0.00001%!我們肯去試,是因為我們知道香港的機會多的是,因此,香港人勇於嘗試,不怕失敗,膽識過人,並且樂觀豁達。結果,造就了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不過,這態度延至今天,我們竟以為接受「袋住先」方案是積極樂觀,擁抱「假普選」政改是把握機會。然而,政治的波雲詭譎又豈是經濟發展的可計可量呢,到頭來,香港人的樂觀只是天真,成竹在胸只變成雍中之鱉,答應了接受方案,香港人最後只會全當了假普選之下,一人一票的「投票機器」,選出一個早已被欽點的傀儡特首。報道中提到「當被問到如果2017年有普選特首,會否去投票時,表示會的受訪者佔59.4%,而表示不會的僅佔25%。」[2]可以預見,幾年之後,一些中間建制派將會參選,而必然獲得那個1200人的提委會的逾半提名,到時,香港人早已忘記人大今天這個荒謬的決定,紛紛把這「袋住先」的一票,投進選票箱了,因為香港人從來都被灌輸做任何事都要把握機會。

有些香港人當然以此自傲,認為接受方案是「權宜之計」,日後還可慢慢改進磋商。可惜,他們一切都是想當然矣,歷史告訴我們,中共當年大力支持民主,強調「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新華日報》社論:《論選舉權》(194422)今天,中國人民有民主嗎?當然沒有,中國人「袋住先」的,只是封建專制的幽靈。那麼,今天,香港人憑甚麼相信政改「袋住先」,明天會更好?

2013年初,「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接受訪問,專研憲法的他,談到他的理念時,侃侃而談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香港社會發展民主的條件。當中細節倒已不甚了了,但是戴教授說了一句,卻如醍醐灌頂,到今天仍印象深刻,他大致說,如果到時只得幾千人,甚至小貓三四隻坐在中環的馬路上,佔中運動將告失敗,而香港人也不配擁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我們不肯付出,所以我們不配。

今天,正當政府不停開動宣傳機器,「有票,梗係要」的聲音不絕於耳之際,香港人「袋住先」的心態又與之配合而在不穩的社會中慢慢發酵。如果香港人最後真的接受政改方案,把「爛橙」放進袋裏,那麼,這幾代人幾十年來,一直走在這條看不見終點的民主路上,至此,亦可以停下腳步了,因為,我們的言行舉止,正好告訴全世界,我們配不起「民主」二字。


[1]「無綫電視委託嶺南大學在831日,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當晚起,一連4晚以真實訪問用電話抽樣訪問逾1,100名市民。」〈45%人促通過政改 稍多於反對港府消息人士:市民認同應前行一步〉《香港經濟日報》(20140906)


[2] 同註1

2014年8月31日 星期日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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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日,人大常委170票「全票」通過普選框架,決議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按照」上屆選委會的組成方法,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候選人23名,每名候選人須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經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後的候選人,亦要由中央政府任命。

這就是一代香港人爭取三十年,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最終結果嗎?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而是一個所謂「大國」再一次在人民面前背信棄義。一個被稱讚為「進步、無私」的政黨,會一而再,再而三推翻自己當天承諾的說話,面不紅而耳不赤。早在一年多前,戴耀廷教授提出「佔中」想法時,正值社會開始討論普選標準,一句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已經荒謬地先為選舉設下框架。當人大通過普選框架的一星期,他們的言論已到了失控的地步,不單只亂搬「龍門」,還要搬出一些表面看似合理,實質經不起邏輯驗証的說話,例如將真普選硬說成影響「國家安全」,甚至連他們一向憎恨的外部勢力也搬過來,說美國人也不會選一個恐怖份子作總統。今天,那位李飛先生還說特首愛黨是「不言而喻」呢,確實已經為了圓謊而無所不用其極,越說越白了。「佔中」仍未發生,卻打開了這個潘朶拉的盒子,把那些政治囈語,惑眾妖言,都全部抖出來了。

其實,所有否定真普選,反佔中的言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抹黑香港人,把爭取普選的聲音,硬生生說成是香港人惹事生非,不安於位,沒有好好當一個愛國愛黨的順民。《基本法》定明2017年可普選特首,卻推說沒有提到「國際標準」,明顯地,說這話的梁特首不當香港是國際都市,這個國家不當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了。一個國家拒絕與世界接軌,公然與民為敵,拒絕踏上文明之路,不惜賠上這顆明珠,寧願捏在手裏,碎成飛灰,也說成是理所當然的所謂「民族大義」,究竟他們還要胡言亂語到何時?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權者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而是一次香港人醒覺的抗爭運動的開始。如果八九年香港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是香港人深刻的集體回憶,那麼,今天,2017年香港普選夢醒,就是把這二十五年來,對這個國家的一些懸念打破:不要再對當權者有任何的幻想了,如果有人向你說了三十年謊言,你還當他是你的朋友嗎?也不要對我們說甚麼「血濃於水」了,親如朋友、兄弟會這樣不斷地以一個謊言掩飾另一個謊言嗎?如果香港人還接受這一套「袋住先」的迫吃屎普選,我們還有尊嚴嗎?人有自尊,有良知,也有道德判斷,豈能把非說成是,把假當成真呢?如果口口聲聲說「一人一票」就是真普選,篩選有其必要性,只提選舉權,不提被選舉權,香港人還要額手稱慶,說這已比中國歷史裏任何一段日子要民主的了,叫這是中央的底線,「有票,點解唔要」,這不是「指鹿為馬」是甚麼呢?要知道以上全是廢話,試圖為不公義的決定作掩飾。香港人只是取回屬於我們的選舉權利,這是公民的權利,不是當權者施予的,人人生而平等,政治權利亦然,有甚麼錯?筆者非常同意戴耀廷所言「今日開始香港將要進入『抗命時代』,香港人要發聲,不會再對不公義視而不見、見而不聞,不會畏懼強權、不再因懶惰而噤聲。」這是一個全民運動,香港人不分老中青,膚色種族,亦不論何時何地何人,更不只是「佔領中環」,而是或部署或偶然或順其自然,在香港出現一切或大或小的不合作活動,務求令中央知道,香港人不只是為了要有真正的普選,而是取回我們的尊嚴和權利。[1]我們眼前面對的是一道築得高高的牆,但是正如陳健民教授在831集會中所說,縱使這是香港民主發展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可能是民主發展的新開始,因為香港人已給喚醒,不會再墮進這個驚世大騙局裏去,只要每人多出一分力,不讓香港沉淪下去,筆者始終相信「岩石碎了化為沙土,雞蛋碎了卻能孵成生命」。

寫於831政總集會之後



[1] 可參考吉恩‧夏普著,直言譯:《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書內有附錄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非暴力行動和不合作的方法介紹。




2014年8月24日 星期日

沒女是大翻身,還是永不翻身?

沒女1

「真人騷」(Reality TV)源於上世紀80、90年代電視台的綜合製作模式,看中了人們好奇心作祟、亦喜歡旁觀別人的痛苦或即時竹反應,結果製作一系列的真人現身的節目,收視率大升。而香港電視製作礙於「慣性收視」,近年創作力不繼,要打破框框,唯有跟從外國「真人騷」,想掀起社會熱話,帶來口碑。

真人騷出現的原因

滿足「偷窺」、「羞辱」的心態:人充滿好奇,加上香港人口密集,生活壓力大,人際關係接觸緊密,往往坊間小事,都能透過攸攸眾口,廣傳出去,尤其是結合互聯網盛行的今天,每天網上都充斥着這些話題片段,而網民都可以躲在背後看過痛快,並且在網上留下片言隻語,當個「花生友」,滿足人性中「偷窺」、「羞辱」的心態。「沒女」真人騷都可作如是觀,例如節目一出街,觀眾首先便會對「沒女」評頭品足,一時嘲笑她們的樣貌;一時月旦她們的性格,其中不乏惡毒、侮辱的說話。可是,電視台不在乎這有違傳媒道德的做法,反將這種效果推給那些以有色眼鏡看「沒女」的家庭觀眾。於是,「沒女」真人騷成了各取所需的節目,最終輸的可能是香港的女性。

資本主義消費來源:無線在「沒女大翻身」的節目簡介上,指出透過挑選七名不同性格的「沒女」,「在專人的幫助下,從內到外、由上至下改頭換面」。而這些所謂改造,無非是聘請「專業人士」,為那些女士設計一系列課程或療程,使她們在半年內「修身」、懂得「扮靚」,也會在專業團隊指導下,改變言行、舉止及心理狀態,學習重拾自信。可是,這些課程其實只是坊間廣告宣傳策略下的產物,說穿了,「真人騷」只是消費主義催生下的另一門搵錢途徑。

傳媒炒作:繼上次「盛女愛作戰」之後,無線製作這個「沒女大翻身」節目,只是延續上次的話題,只是這次去得更盡,更瘋狂而已。「盛女」節目,只是以女士進入適婚年齡,或標梅已過,仍未找到戀愛或結婚對象,而設計出一些噱頭環節,當中夾雜了不少人性中的劣根性,以及男女大不同造成的性格衝突。而這些都已掀起社會談論,更遑論這次標榜的是女性的「七宗罪」呢[1]!電視製作的格言是,有人鬧總好過沒人提,因為電視觀眾的心理是越鬧越要看的。傳媒亦然,全球化底下,資訊爆炸,新聞的討論價值與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只要傳媒找到一些順着社會脈搏的話題,便會想方設計渲染,甚至再創作,自由發揮,而「沒女」正正成了近期的時事熱話。

電視爭取收視:「真人騷」Reality TV這種節目類型在美國早已大行其道,上世紀80年代已出現,經典電影「真人騷」(The Truman show,1988)已探討過這種類型節目的功過。著名男女約會的「真人騷」The Bachelor(《鑽石王老五》)由2002年啟播,至今已有12年歷史要知道,電視業競爭激烈,電視台為求收視,以賺取巨大的廣告利益,編劇導演都挖空心思,務求節目出街後收視大升,既然美國這類節目行之幾十年而不衰,必然有其成功因素,因此,電視台為了盈利,不理後果,都要藉「真人騷」催谷收視。

真人騷的好處和壞處

好處:
1.          增加對議題的關注和探討:姑無論電視台製作這類節目的動機是甚麼,就節目所揭露的主題,已能夠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我們不能否認,香港社會是存在這種階層的人士,而建立「自信」,找到「人生目標」,處世要「積極」等,都是香港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甚至不斷透過其他報道帶出來。既然我們都承認這些元素,那麼,電視台製作這個節目掀起話題,要社會作深入的討論又有何不妥呢?

2.          重新審視社會價值觀的建立:節目受非議之處是內容標榜女性要有「外貌」、「身材」,不可沒教養,有「公主病」等。很多評論謂這些都是侮辱或歧視女性的看法,認為節目宣揚不正確的價值觀。不過,正正如此,讓社會可以充份討論這種風氣和見解為何會早早植根於社會的共同價值之中,明顯地,節目中的這些觀點和立場,並不是電視台率先採用,而是香港早已存在的,因此,節目播出後,正好給予社會空間,重新審視香港出了甚麼問題,或許能夠藉此建立一套正確建康的價值觀。

3.          真實呈現:「真人騷」英文名字叫「Reality TV」,意即「真實」呈現的意思,節目中的人物是否真實,成了節目吸引觀眾的關鍵。假設「沒女」身份及其行為性格皆來自她們的真正本性,那麼,節目便沒有所謂不適合觀看的理由,原因是撇開製作手法和宣傳技倆,這些節目與「實況戲劇」(獅子山下)或時事節目(星期二檔案)無異,節目都是如實反映時弊,其內容甚至比實況劇的戲劇加工,或時事節目的既有立塲,更能呈現真實。

4.          傳媒發展多元化:全世界的傳媒都重視創新,不故步自封,勇於嘗試是創作的首要條件。「沒女」真人騷中的女性,在出鏡之前理應了解節目所造成的效果,而電視台亦給予很大程度的支持,據說每個個案跟進了半年,因此,可見這是電視台有誠意的製作,絕不粗製濫造。如果去年十一月的電視發牌事件,讓人覺得可惜的是不能令有創意的電視台繼續經營下去,那麼,現在電視台製作多元化的節目,而不是一味拍些陳舊口味,只合家庭主婦觀看的劇集,始終是一件好事。

壞處:
1.          歧視/貶低女性:節目中透過旁白,經常以近乎奚落的口脗指出「沒女」她們沒長相、沒身材、沒青春、沒學歷、更有沒錢。然後,專家以「專業手法」,盡情羞辱「沒女」,侮辱愈大,觀眾看得愈開心,把「垃圾」、「廢物」等符號等同這班女性。當觀眾在電視前看見旁白、專家不停強調這些「沒女」的缺點後(這些「缺點」其實你我都有),卻又指出這些缺點如何如何令她們不能融入社會,怎樣怎樣不能取得成功和得到男性認同。於是,這班「沒女」在鏡頭面前被罵得掩面痛哭,如果她們偶爾還擊,會遭到更嚴厲的謾罵。結果,她們不得不和盤託出,說自己的不是,認錯認衰。至此,觀眾透過節目的設計安排,經歷了一次隔空的凌辱,把「沒女」當廢物般被人唾棄。這種「符號暴力」,參加者並沒有詮釋權,要由一些所謂「專家」界定、診斷與治療。而這種專家,以其機制中的知識,去為「沒女」發聲,其實是另一次的凌辱。社會學家傅柯(M.Foucault)認為,「權力、知識與身體」的結合,令一些低下階層或沒才華的女性,不由自主地成為權力機制下,受支配的身體,或是成為以「強者」自居的男性眼中的「他者」(Others)

2.          錯誤價值觀:節目中參加者把自己塑造成「理想對象」的過程亦極有問題。節目製作者扭曲了女性的形象,以為女性一定要有「外貌」,有「青春」,有「學歷」,有「金錢」。可是,這個「成功」的標準是由誰定下的?如果以上條件全不出現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卻獨有自己的個性和天賦,例如寫得一手好字,那麼,他算不算是一個「成功」例子呢?其實,節目的敗北是把一種錯誤意識形態,當作唯一的標準,透過旁白和專家,灌輸在電視前的家庭觀眾,而這種訊息,甚至掩蓋了節目中的善意安排,例如不斷鼓勵主角改變自己的陋習,令節目不能撥亂反正。

3.          真假難分:節目的其中一個主題是要令這班「沒女」重建自信,定出自我形象,不會再在人前自卑,不敢面對挑戰。這個主意本來不錯,但是,問題是,改變後的「沒女」是否就是原本的自己,個人成長中,重視「真我」個性的發展,如果,節目刻意地把女性定型,以此符合社會對女性的美好期望,例如「沒女」要減肥、甚或整容。那麼,儘管最終結果是這班「沒女」變成「美女」,得到觀眾的擊節讚賞,而她們亦能得到自信,但這是否真正的自己呢?既然「真人騷」標榜的是「真」,乃應在原本真我個性中改掉部份如「懶惰」或「不守時」等陋習,但有必要連一些外型或性格都改掉嗎?那是否仍是當初的那個主角呢?

真人騷對青少年及社會帶來的影響

1.          錯誤價值觀:價值觀是每個人內心判斷事情的與錯、好與壞、重要與否的一套準則。價值觀會影響人對客觀事物的看法。有人認為道德價值是先天存的,有人則認為是靠後天的社教化過程而獲得的。如果屬後者的話,「沒女」真人騷帶出的錯誤價值觀如過份強調「外貌」;刻意貶低女性等的手法,便容易令到青少年以為「外在美」比「內在美」重要,或是產生「男尊女卑」的觀感。青少年如對這些看法充份認同的話,會令他們判斷事物的準則與傳統或普遍看法大相迥異,長遠而言,確會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2.          建立自信心活出自我的重要:透過節目的部份情節,帶出活出真我,建立自信的重要。例如一些戶外挑戰訓練,可讓青少年借鏡,令他們懂得努力堅持,完成目標,亦明白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與人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對於成長階段提高自信有很大幫助。

3.          傳媒教育:傳媒作為「第四權力」,擁有很大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假如傳媒只為了商業利益而不顧對社會的道德責任,宣揚一些扭曲了的價值觀,一副商業社會,利益為先,「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心態,把傳媒教育的責任擲回給學校和家庭,這會對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4      社會風氣:節目第一集,就列舉七位「沒女」的七宗罪:懶惰、公主癌、惡死、蝗蟲、黑面、自暴自棄、醜樣,她們因此被嘲笑、被嫌棄,被拋棄,然後節目大義凜然的為七個沒女設計課程,讓「沒女」蛻變成「美女」。節目中不停辱罵主角,並把女性當作「商品」,這種扭曲了的價值觀,為社會帶來很壞的風氣。

問題討論:

1.          在甚麼程度上,「電視真人騷」的出現令市民對社會問題更加關注?
2.          在甚麼程度上,「電視真人騷」的出現為青少年帶來正面的影響?
3.          政府是否應該對「電視真人騷」作出適當的規管?


[1]根據無線節目簡介,所謂「沒女」的「七宗罪」:分別是懶惰、自私、「惡妻」、自暴自棄、品格欠佳、「鄉味」過盛,以及其貌不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