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 星期日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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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日,人大常委170票「全票」通過普選框架,決議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按照」上屆選委會的組成方法,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候選人23名,每名候選人須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經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後的候選人,亦要由中央政府任命。

這就是一代香港人爭取三十年,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最終結果嗎?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而是一個所謂「大國」再一次在人民面前背信棄義。一個被稱讚為「進步、無私」的政黨,會一而再,再而三推翻自己當天承諾的說話,面不紅而耳不赤。早在一年多前,戴耀廷教授提出「佔中」想法時,正值社會開始討論普選標準,一句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已經荒謬地先為選舉設下框架。當人大通過普選框架的一星期,他們的言論已到了失控的地步,不單只亂搬「龍門」,還要搬出一些表面看似合理,實質經不起邏輯驗証的說話,例如將真普選硬說成影響「國家安全」,甚至連他們一向憎恨的外部勢力也搬過來,說美國人也不會選一個恐怖份子作總統。今天,那位李飛先生還說特首愛黨是「不言而喻」呢,確實已經為了圓謊而無所不用其極,越說越白了。「佔中」仍未發生,卻打開了這個潘朶拉的盒子,把那些政治囈語,惑眾妖言,都全部抖出來了。

其實,所有否定真普選,反佔中的言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抹黑香港人,把爭取普選的聲音,硬生生說成是香港人惹事生非,不安於位,沒有好好當一個愛國愛黨的順民。《基本法》定明2017年可普選特首,卻推說沒有提到「國際標準」,明顯地,說這話的梁特首不當香港是國際都市,這個國家不當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了。一個國家拒絕與世界接軌,公然與民為敵,拒絕踏上文明之路,不惜賠上這顆明珠,寧願捏在手裏,碎成飛灰,也說成是理所當然的所謂「民族大義」,究竟他們還要胡言亂語到何時?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權者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

這已不只是普選的事,而是一次香港人醒覺的抗爭運動的開始。如果八九年香港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是香港人深刻的集體回憶,那麼,今天,2017年香港普選夢醒,就是把這二十五年來,對這個國家的一些懸念打破:不要再對當權者有任何的幻想了,如果有人向你說了三十年謊言,你還當他是你的朋友嗎?也不要對我們說甚麼「血濃於水」了,親如朋友、兄弟會這樣不斷地以一個謊言掩飾另一個謊言嗎?如果香港人還接受這一套「袋住先」的迫吃屎普選,我們還有尊嚴嗎?人有自尊,有良知,也有道德判斷,豈能把非說成是,把假當成真呢?如果口口聲聲說「一人一票」就是真普選,篩選有其必要性,只提選舉權,不提被選舉權,香港人還要額手稱慶,說這已比中國歷史裏任何一段日子要民主的了,叫這是中央的底線,「有票,點解唔要」,這不是「指鹿為馬」是甚麼呢?要知道以上全是廢話,試圖為不公義的決定作掩飾。香港人只是取回屬於我們的選舉權利,這是公民的權利,不是當權者施予的,人人生而平等,政治權利亦然,有甚麼錯?筆者非常同意戴耀廷所言「今日開始香港將要進入『抗命時代』,香港人要發聲,不會再對不公義視而不見、見而不聞,不會畏懼強權、不再因懶惰而噤聲。」這是一個全民運動,香港人不分老中青,膚色種族,亦不論何時何地何人,更不只是「佔領中環」,而是或部署或偶然或順其自然,在香港出現一切或大或小的不合作活動,務求令中央知道,香港人不只是為了要有真正的普選,而是取回我們的尊嚴和權利。[1]我們眼前面對的是一道築得高高的牆,但是正如陳健民教授在831集會中所說,縱使這是香港民主發展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可能是民主發展的新開始,因為香港人已給喚醒,不會再墮進這個驚世大騙局裏去,只要每人多出一分力,不讓香港沉淪下去,筆者始終相信「岩石碎了化為沙土,雞蛋碎了卻能孵成生命」。

寫於831政總集會之後



[1] 可參考吉恩‧夏普著,直言譯:《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書內有附錄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非暴力行動和不合作的方法介紹。




2014年8月24日 星期日

沒女是大翻身,還是永不翻身?

沒女1

「真人騷」(Reality TV)源於上世紀80、90年代電視台的綜合製作模式,看中了人們好奇心作祟、亦喜歡旁觀別人的痛苦或即時竹反應,結果製作一系列的真人現身的節目,收視率大升。而香港電視製作礙於「慣性收視」,近年創作力不繼,要打破框框,唯有跟從外國「真人騷」,想掀起社會熱話,帶來口碑。

真人騷出現的原因

滿足「偷窺」、「羞辱」的心態:人充滿好奇,加上香港人口密集,生活壓力大,人際關係接觸緊密,往往坊間小事,都能透過攸攸眾口,廣傳出去,尤其是結合互聯網盛行的今天,每天網上都充斥着這些話題片段,而網民都可以躲在背後看過痛快,並且在網上留下片言隻語,當個「花生友」,滿足人性中「偷窺」、「羞辱」的心態。「沒女」真人騷都可作如是觀,例如節目一出街,觀眾首先便會對「沒女」評頭品足,一時嘲笑她們的樣貌;一時月旦她們的性格,其中不乏惡毒、侮辱的說話。可是,電視台不在乎這有違傳媒道德的做法,反將這種效果推給那些以有色眼鏡看「沒女」的家庭觀眾。於是,「沒女」真人騷成了各取所需的節目,最終輸的可能是香港的女性。

資本主義消費來源:無線在「沒女大翻身」的節目簡介上,指出透過挑選七名不同性格的「沒女」,「在專人的幫助下,從內到外、由上至下改頭換面」。而這些所謂改造,無非是聘請「專業人士」,為那些女士設計一系列課程或療程,使她們在半年內「修身」、懂得「扮靚」,也會在專業團隊指導下,改變言行、舉止及心理狀態,學習重拾自信。可是,這些課程其實只是坊間廣告宣傳策略下的產物,說穿了,「真人騷」只是消費主義催生下的另一門搵錢途徑。

傳媒炒作:繼上次「盛女愛作戰」之後,無線製作這個「沒女大翻身」節目,只是延續上次的話題,只是這次去得更盡,更瘋狂而已。「盛女」節目,只是以女士進入適婚年齡,或標梅已過,仍未找到戀愛或結婚對象,而設計出一些噱頭環節,當中夾雜了不少人性中的劣根性,以及男女大不同造成的性格衝突。而這些都已掀起社會談論,更遑論這次標榜的是女性的「七宗罪」呢[1]!電視製作的格言是,有人鬧總好過沒人提,因為電視觀眾的心理是越鬧越要看的。傳媒亦然,全球化底下,資訊爆炸,新聞的討論價值與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只要傳媒找到一些順着社會脈搏的話題,便會想方設計渲染,甚至再創作,自由發揮,而「沒女」正正成了近期的時事熱話。

電視爭取收視:「真人騷」Reality TV這種節目類型在美國早已大行其道,上世紀80年代已出現,經典電影「真人騷」(The Truman show,1988)已探討過這種類型節目的功過。著名男女約會的「真人騷」The Bachelor(《鑽石王老五》)由2002年啟播,至今已有12年歷史要知道,電視業競爭激烈,電視台為求收視,以賺取巨大的廣告利益,編劇導演都挖空心思,務求節目出街後收視大升,既然美國這類節目行之幾十年而不衰,必然有其成功因素,因此,電視台為了盈利,不理後果,都要藉「真人騷」催谷收視。

真人騷的好處和壞處

好處:
1.          增加對議題的關注和探討:姑無論電視台製作這類節目的動機是甚麼,就節目所揭露的主題,已能夠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我們不能否認,香港社會是存在這種階層的人士,而建立「自信」,找到「人生目標」,處世要「積極」等,都是香港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甚至不斷透過其他報道帶出來。既然我們都承認這些元素,那麼,電視台製作這個節目掀起話題,要社會作深入的討論又有何不妥呢?

2.          重新審視社會價值觀的建立:節目受非議之處是內容標榜女性要有「外貌」、「身材」,不可沒教養,有「公主病」等。很多評論謂這些都是侮辱或歧視女性的看法,認為節目宣揚不正確的價值觀。不過,正正如此,讓社會可以充份討論這種風氣和見解為何會早早植根於社會的共同價值之中,明顯地,節目中的這些觀點和立場,並不是電視台率先採用,而是香港早已存在的,因此,節目播出後,正好給予社會空間,重新審視香港出了甚麼問題,或許能夠藉此建立一套正確建康的價值觀。

3.          真實呈現:「真人騷」英文名字叫「Reality TV」,意即「真實」呈現的意思,節目中的人物是否真實,成了節目吸引觀眾的關鍵。假設「沒女」身份及其行為性格皆來自她們的真正本性,那麼,節目便沒有所謂不適合觀看的理由,原因是撇開製作手法和宣傳技倆,這些節目與「實況戲劇」(獅子山下)或時事節目(星期二檔案)無異,節目都是如實反映時弊,其內容甚至比實況劇的戲劇加工,或時事節目的既有立塲,更能呈現真實。

4.          傳媒發展多元化:全世界的傳媒都重視創新,不故步自封,勇於嘗試是創作的首要條件。「沒女」真人騷中的女性,在出鏡之前理應了解節目所造成的效果,而電視台亦給予很大程度的支持,據說每個個案跟進了半年,因此,可見這是電視台有誠意的製作,絕不粗製濫造。如果去年十一月的電視發牌事件,讓人覺得可惜的是不能令有創意的電視台繼續經營下去,那麼,現在電視台製作多元化的節目,而不是一味拍些陳舊口味,只合家庭主婦觀看的劇集,始終是一件好事。

壞處:
1.          歧視/貶低女性:節目中透過旁白,經常以近乎奚落的口脗指出「沒女」她們沒長相、沒身材、沒青春、沒學歷、更有沒錢。然後,專家以「專業手法」,盡情羞辱「沒女」,侮辱愈大,觀眾看得愈開心,把「垃圾」、「廢物」等符號等同這班女性。當觀眾在電視前看見旁白、專家不停強調這些「沒女」的缺點後(這些「缺點」其實你我都有),卻又指出這些缺點如何如何令她們不能融入社會,怎樣怎樣不能取得成功和得到男性認同。於是,這班「沒女」在鏡頭面前被罵得掩面痛哭,如果她們偶爾還擊,會遭到更嚴厲的謾罵。結果,她們不得不和盤託出,說自己的不是,認錯認衰。至此,觀眾透過節目的設計安排,經歷了一次隔空的凌辱,把「沒女」當廢物般被人唾棄。這種「符號暴力」,參加者並沒有詮釋權,要由一些所謂「專家」界定、診斷與治療。而這種專家,以其機制中的知識,去為「沒女」發聲,其實是另一次的凌辱。社會學家傅柯(M.Foucault)認為,「權力、知識與身體」的結合,令一些低下階層或沒才華的女性,不由自主地成為權力機制下,受支配的身體,或是成為以「強者」自居的男性眼中的「他者」(Others)

2.          錯誤價值觀:節目中參加者把自己塑造成「理想對象」的過程亦極有問題。節目製作者扭曲了女性的形象,以為女性一定要有「外貌」,有「青春」,有「學歷」,有「金錢」。可是,這個「成功」的標準是由誰定下的?如果以上條件全不出現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卻獨有自己的個性和天賦,例如寫得一手好字,那麼,他算不算是一個「成功」例子呢?其實,節目的敗北是把一種錯誤意識形態,當作唯一的標準,透過旁白和專家,灌輸在電視前的家庭觀眾,而這種訊息,甚至掩蓋了節目中的善意安排,例如不斷鼓勵主角改變自己的陋習,令節目不能撥亂反正。

3.          真假難分:節目的其中一個主題是要令這班「沒女」重建自信,定出自我形象,不會再在人前自卑,不敢面對挑戰。這個主意本來不錯,但是,問題是,改變後的「沒女」是否就是原本的自己,個人成長中,重視「真我」個性的發展,如果,節目刻意地把女性定型,以此符合社會對女性的美好期望,例如「沒女」要減肥、甚或整容。那麼,儘管最終結果是這班「沒女」變成「美女」,得到觀眾的擊節讚賞,而她們亦能得到自信,但這是否真正的自己呢?既然「真人騷」標榜的是「真」,乃應在原本真我個性中改掉部份如「懶惰」或「不守時」等陋習,但有必要連一些外型或性格都改掉嗎?那是否仍是當初的那個主角呢?

真人騷對青少年及社會帶來的影響

1.          錯誤價值觀:價值觀是每個人內心判斷事情的與錯、好與壞、重要與否的一套準則。價值觀會影響人對客觀事物的看法。有人認為道德價值是先天存的,有人則認為是靠後天的社教化過程而獲得的。如果屬後者的話,「沒女」真人騷帶出的錯誤價值觀如過份強調「外貌」;刻意貶低女性等的手法,便容易令到青少年以為「外在美」比「內在美」重要,或是產生「男尊女卑」的觀感。青少年如對這些看法充份認同的話,會令他們判斷事物的準則與傳統或普遍看法大相迥異,長遠而言,確會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2.          建立自信心活出自我的重要:透過節目的部份情節,帶出活出真我,建立自信的重要。例如一些戶外挑戰訓練,可讓青少年借鏡,令他們懂得努力堅持,完成目標,亦明白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與人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對於成長階段提高自信有很大幫助。

3.          傳媒教育:傳媒作為「第四權力」,擁有很大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假如傳媒只為了商業利益而不顧對社會的道德責任,宣揚一些扭曲了的價值觀,一副商業社會,利益為先,「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心態,把傳媒教育的責任擲回給學校和家庭,這會對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4      社會風氣:節目第一集,就列舉七位「沒女」的七宗罪:懶惰、公主癌、惡死、蝗蟲、黑面、自暴自棄、醜樣,她們因此被嘲笑、被嫌棄,被拋棄,然後節目大義凜然的為七個沒女設計課程,讓「沒女」蛻變成「美女」。節目中不停辱罵主角,並把女性當作「商品」,這種扭曲了的價值觀,為社會帶來很壞的風氣。

問題討論:

1.          在甚麼程度上,「電視真人騷」的出現令市民對社會問題更加關注?
2.          在甚麼程度上,「電視真人騷」的出現為青少年帶來正面的影響?
3.          政府是否應該對「電視真人騷」作出適當的規管?


[1]根據無線節目簡介,所謂「沒女」的「七宗罪」:分別是懶惰、自私、「惡妻」、自暴自棄、品格欠佳、「鄉味」過盛,以及其貌不揚。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活出真我:我就嚟是歌手(Twenty feet from stardom)


去年的《尋找隱世巨星》(Searching for sugar man),除了主角美妙的歌聲之外,還有電影掀示的主題和清新的拍攝手法,都使觀眾看後印象難忘,奧斯卡金像獎實至名歸。今年暑假,再有相同題材的一部電影公映:《我就嚟是歌手》(20 Feet from Stardom)

電影以一班和唱歌手(Backup Singers)的發展為主題,電影背景橫跨幾十年,她們的每一段說話,除了道出她們的感受之外,也是一段段精采絕倫的近代音樂史話。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便是擁有一把天生的美妙嗓子,以清音襯托歌曲,站在巨星背後,成為歌星最有力的支持者。電影內容圍繞幾名和唱高手,包括Darlene LoveMerry ClaytonLisa FischerJudith Hill等的奮鬥事跡,並夾雜巨星們對她們的評價和對樂壇的分析。看畢電影,令人再次醒覺人才是自己的主人,沒有甚麼比人自己更能決定命運。

天生我材必有用

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其天賦才華,有些人運動出眾;有些人繪畫出色;有些人則聲線特佳。電影中的一班和唱歌手,聲音悅耳,唱功出眾,天賦異稟,常常想透過聲音,與知音人分享。其中Darlene LoveMerry ClaytonLisa Fischer都是黑人,上天似乎對她們情有獨鐘,每個人都有一副好嗓子,電影中提到「黑人和唱歌手,不用看樂譜,走在一起便能唱出美妙的歌聲,但白人和音團卻像朗讀會」,原因是她們必須對着樂譜才能準確唱出音調。因此,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都有其價值,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發揮自己的潛質,才是真正的人生。

人生際遇,各有不同

喜愛唱歌的人,有誰不想站在舞台上施展渾身解數?問題是台上的焦點只得一個,不是你有天賦便能當得成歌手,還要看運氣、際遇和性格,就是給你真的當上歌手,出版個人專輯,甚至一炮而紅,成為超級巨星,可以站在台上接受歌迷的歡呼,卻又要面對人際關係,或其他壓力,到時候,又會後悔如果當初沒有當紅那多好。因此,人的際遇,各有不同,並不是紅了當了歌手,便是一切,正如電影中Lisa Fischer說過:「如果我成了歌手,我現不是站在這裏和唱,而是在嗑藥。」當然,和唱歌手也要生活,當有一天不能再以興趣維持生計,她們唯有轉行或兼職,Darlene Love便要當鐘點女傭,卻在工作期間聽到自己的歌聲。不過,只要唱歌的興趣仍舊在,便代表人的尊嚴得到重視,又何須介意受那一點點委屈呢?

究竟怎樣才算成功?

電影中出現了很多樂壇的超級巨星,包括Bruce Springsteen, Sting, Mick jagger Steve Wonder。毫無疑問,他們是成功人士。而這班樂壇猛人,幾乎從開始到結尾,都異口同聲地稱讚Darlene Love等人的聲音美妙如天籟,甚至Mick jagger認為有她們的,令歌曲演繹得更和諧悅耳。她們當中儘管沒多少個推出過個人專輯,更不能成為音樂巨匠,可是,從一眾巨星口中,她們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都得到巨星們由衷的頌讚,那她們應該算是成功吧?不過,成功又是由誰來介定呢?看看這些巨星吧!他們在音樂上成就斐然,奪獎無數,可是他們自己心底或許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成名後要處理的問題必然在音樂之上,亦要顧及市場而失去自己。此外,忙於工作之餘,賺來豐厚回報,私生活卻一塌糊塗。剛逝世的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生前便說:「可卡因是上帝警戒你賺太多錢的方式。」他因抑鬱而自縊身亡,成功的喜劇泰斗卻找到失敗的喳子,那麼,究竟誰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呢?

人應活出真我


人有尊嚴,有自我,才能得到別人認同,才能認同自己。假如人受環境影響,受他人意見左右,人云亦云,失去方向,甚或刻意改變自己,迎合他人,糟蹋自己的天賦,埋沒自己的良知,這才是人生最大的失敗,而不是測驗低分,或是考試失利。因此,人應做回自己,活出真我,「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O Captain my Captain


荷里活演員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於八月十一日自殺身亡,終年63歲。有人說,一代笑匠竟選擇一個悲劇結局,為他的電影人生落幕,實在令人惋惜。他的喜劇巨星地位,緣於他的天賦與後天努力。他自幼沉默靦腆,卻充滿天份,曾替家中二千個玩具士兵配音,每個士兵的聲調語氣都不同。年長一點,他接觸了戲劇,培養自信之餘,他的演藝細胞得到充份的發揮。

他成名很早,上世紀70年代,他先投身電視演出。此外,他亦演出「楝篤笑」(stand-up comedy)。多年的磨練,造就了他對唸白的節奏速度和語調感情的掌握,而且,他更練就一身「爆肚」的上乘功夫,仿如他在《早安越南》Good Morning, Vietnam (1987)的精湛演出一樣。因此,他在電影中一站出來,便有種喜劇感,而這種喜劇感,卻多了幾分幽默。他特別擅長演出一些富幽默感的角色,因為他唸白技巧出眾,掌握一段幾分鐘的獨白徐疾有致,故電影中往往飾演老師、教授及醫生等專業角色,要經常透過幽默表達說話內容,加上他的外表親切可愛,令人印象深刻,故此給人「笑匠」的感覺。

其實,他又豈止於只是帶給別人歡笑的喜劇演員而已?他的戲路縱橫,從演的角色亦莊亦諧,除了天生的幽默感之外,還有那份飽歷蒼桑卻又不滿現狀的客觀睿智。他飾演的角色,盡是對不平事、不公義、權威,世俗和平庸表示不滿,而對弱勢社群、年輕人、美好的事情和價值觀流露關心和盼望。他在《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中飾演的教授,便以過來人的身份,對邊緣少年淳淳善誘。在《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中,他演一位醫生,演活了對病人的悉心照顧,展現了無私的人文關懷。不過,論對權威的挑戰,對觀眾的啟發,首推《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

這部影片描述60年代的保守英國寄宿男校,一天,來了一個中年男老師,他以新穎的方式教導學生如何欣賞文學,並鼓勵學生創新,打破傳統。學生於是結黨結社,成立「死詩人協會」,將傳統的束縛解開。這種大膽行為,自然容不下當時保守的學校領導層。後來,不幸的事發生了,班中有學生抵受不了家庭傳統和追求理想的衝擊下,憤而自殺。羅賓威廉斯飾演的基庭老師(John Keating)因此成了眾矢之的,上下受壓。

電影中的最後一幕,講不守常規的基庭老師因這件悲劇而被迫與學生告別離去,羅賓演得自然,觀眾看得傷感。今天重溫羅賓在課室授課一段,幾分鐘內一人獨白,卻無冷場。他站在桌上一幕,經典中的經典,廿幾年來仍歷歷在目。想像一下,廿幾年前,我們作學生的課堂生活,真的悶得發慌,老師只是坐在老師桌前照本宣科,只有知識的傳授,幾曾見過這麼活潑有趣的上課氣氛呢?而這部電影中忽然展示了一種全新的老師形象,你說怎不令一個八十年代的中學生看後印象難忘?

原來一部主題明晰,內容豐富,還有演員如羅賓威廉斯般出色的電影,是可以啟發觀眾,在人生中找到一條清晰路向的。也許,真正啟發筆者為人師的不是甚麼「有教無類」,「靈魂工程師」之類永遠不能證實的說話,而是這套電影一段又一段發人深省的情節。

他把歡樂送給觀眾,把悲傷留給自己。O Captain my captain!

YouTube 上觀看「O'Captain my Captain - O'Captain my Captainhttp://youtu.be/vdXhWS7lLvs


YouTube 上觀看「Dead Poets Society-3 - Dead Poets Society-3http://youtu.be/2EdWgsTUhmI

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是主場,也是作客



是主場,也是作客

上星期六(26/7),突從whatsapp收到「主場新聞」要即時結束營業的消息,極為震驚,也感氣餒。我的震驚是因為連高度標示新聞自由的網上新聞媒體都敵不過政治低氣壓,要即時離開主場,更遑論其他完全仰仗廣告收益的傳統媒體,幾乎完全無力捍衛新聞自由了。至於,香港號稱國際都市,卻連這樣一個小本經營,格調清新高雅的另類網上新聞媒體都容納不了,叫我們這些想深入了解時局的讀者群,着實感到氣餒。

據蔡東豪說,他想「為香港做點事」,做一點正當的事,可是環境不許可。究竟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環境,他沒有說,只強調不是陌生,而是恐懼。原來香港已成了一處令他,甚或其他「正常公民」都感到不安的地方。筆者去年暑假正正有此感覺,當時特首梁振英老遠走到天水圍接見市民,社區會堂外,卻有一班黑勢力與示威人士對着幹,那場面令筆者這個「正常公民」很是恐懼。不幸地,這一年下來,社會不但沒有消弭這種不安感覺,反之一連串打擊新聞自由的事件,如劉進圖遇襲,李慧玲調職,報章被抽廣告,「佔中」被輿論不斷打壓等,加上「主場新聞」夭折,都令社會的這種恐懼氣氛蔓延下去。不需多久,恐怖將代替恐懼,白色恐怖的氛圍將會滲透到香港人的生活裏去。我城昔日的自由將一點一滴溜走,主場的優勢將會漸次消失,作客的陌生感覺會如影隨形。

又據蔡東豪所說,「主場新聞上月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Unique Visitor)30萬人。雖說這些數據與瀏覽讀者人數不同,但亦揭示了一點,就是「主場新聞」的網站,結合了智能電話,成了一部份香港人每天茶餘飯後,行街搭車的瀏覽習慣。須知道改變讀者的閱讀習慣是極為困難的的一件事,從以往傳統紙媒,過渡到網上媒體,都要藉智能電話的普及,才真正改變一代人的習慣。更何況是踏前一大步,再把這一代人,由每天早上在互聯網上看報的習慣,改為每天任何時刻,包括等車、等人,等食飯;坐車、坐船,坐厠所,都在看「主場新聞」。可見兩年來,「主場」對一眾網民影響之深。

其實,「主場新聞」之所以這麼吸引,原因是其內容不純是社會時事,而是時而政治,時而文化,時而藝術,熱門新聞固然每天更新,冷門新聞如北歐一個藝術展也有介紹,內容之寛濶,實非傳統報章要照顧市場需要可比。而作者亦來自五湖四海,有博客群的文章,也有轉載文字,更有讀者投稿,果真是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這形式類似一些清談節目的「網上文字版」,不同的博客,不同的讀者,不同的視點,不同的表達方式,總之,內容五花八門,豐富熱鬧,而且,沒有了傳統報章的字數和版面的限制,作者可以在此暢所欲言,而看的人又不用像以往般,要定時追看專欄和評論,大家隨心所欲,幾時愛看,便登入看過夠,看完還可以加些評論,甚或如筆者般,手癢難熬,也投他一兩篇稿,滿足一下發表慾。最重要是這是無償投稿,沒太多顧慮,文章只要有可觀性,「主場」便照登如儀。不用太多計算底下,任何人都可以寫,都可以看,寫的看的都過癮,是自由自在的一個文字平台。因此,「主場」封場後,這星期很多讀者如我都悵然若失,拿着手機仿似找不到焦點,像作客一般陌生。另一方面,作者如我亦不是味兒,不知手上的文章完成後可放在哪一個值得信賴的主場上發表,而不會瞎寫亂投,把好好一篇文章,變成一個作客的人,躲在暗角無人知曉。

夢裏不知身是客,原來香港不是我們的主場,從來都是一個借來的地方,我們都是過客,沒得話事,不但選電視台,沒得選擇,現在連選新聞媒體都不可以,將來選特首,都可作如是觀。






2014年7月2日 星期三

《逆權大狀》(The Attorney):雞蛋與高牆之間



電影《逆權大狀》(The Attorney)內容以前總統盧武鉉的事跡改編,講述這個「人權總統」前半生為公義而奮鬥的曲折經歷,電影中「岩石碎了化為沙土,雞蛋碎了卻能孵成生命」兩句,簡直道盡了下香港人的心聲和期盼。

《逆權大狀》的宋宇碩出身貧窮,憑着堅毅的性格,努力不懈,由一個窮小子,苦讀之下,躍升成為執業律師。不過,由於出身背景不好,他仍難以出人頭地,於是,他靈機一觸,人棄我取,專注房地產和稅務工作,結果賺得第一桶金。電影以倒敘手法,描述了他一邊兼職苦讀,一邊為家庭而奔波的事,亦帶出他對相識微時的食店老闆娘的感恩。

電影用了差不多三分一的篇幅交代了主角宋宇碩的發跡史,本以為又是另一個南韓「離地中產」,隨着着南韓80年代經濟起飛而飛黃騰達的故事。電影中段,劇情卻因為老闆娘的兒子朴振宇捲入了一宗國家安全的案件而急轉直下。也許是出身寒微,常被人看不起,加上內藏一顆感恩之心,宋宇碩決定為老闆娘純樸的兒子出頭,毅然擔起他的辯護律師。

辯護的過程固然高潮迭起,精采萬分,但對比起結局的描寫,結局更能夠扣人心弦。可惜,結果不由得導演編寫,因為這是歷史,審訊最後是公義未能得到彰顯。電影中的首席辯方律師亦對主角「曉以大義」,斥責他破壞規矩,要求他代朴振宇接受「認罪」,再談刑期,好讓案件能從中間落墨,國家能殺一儆百,人權律師也可完成使命。就正如近日香港某些人士,呼籲香港人對中央給予的普選安排「袋住先」,總好過原地踏步。這種「好過冇」的心態當然不是宋的做人宗旨。好一個宋宇碩不向現實低頭,拒絕做國家機器的傀儡,誓要為公義與堅硬的高牆鬥到底。他知道面對言而無信的強權,他有義務維護人民的尊嚴。

鏡頭一轉,幾年後,他坐在遊行示威的大隊前面,頂着催淚彈,抵抗強大國家機器,甘願為了公義被捕。法庭上,釜山的144位律師,有94位冒着得罪獨裁軍人政府的危險,為了這位人權鬥士而加入成為辯護律師團一員。最後一幕,法官逐一宣讀他們的名字,他們一個又一個站起來為了公義,目光堅定,儘管只是一隻隻脆弱不堪的雞蛋,但面向前面這堵黑暗醜惡高牆,仍義無反顧,奮力一擊。

電影中那位甘願為專制政權服務,打壓無辜青年人的軍官,看後使人有無限的聯想。他在法庭時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像不像香港人近年在電視常看到的畫面?他聽到國歌會停止毆打,肅然起敬跟着歌唱,亦印証了一句話:天下烏鴉一樣黑,只要社會一日沒有民主,掌權的人對法治胡來,這些人,這副嘴臉,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那管這是80年代南韓,還是今天的香港。

還有那助紂為虐的法官,幾幕法庭戲,盡情解釋了為甚麼主角當初不慣做官,除了金錢原因,還有官場那事事聽命主子的奴才氛圍。當下香港政局不就是充斥着這些顛倒是非黑白,指鹿為馬之徒嗎?新界東北計劃前期撥款一幕,吳亮星蒼白無力的解說,處理議會程序的粗暴,不正正就如電影中那個法官般窩囊嗎?

也許,觀眾遺忘了戲中只出了三次的企業太子爺,那位公子哥兒,像洞悉時事,掌握大局,客觀又貌似理性,說穿了,還不是為了一己的利益,叫律師主角妥協,跟大隊有錢齊齊搵,當下的香港,也有很多人開口「經濟」,埋口「數字」,向市民分析「佔中」的損失,痛陳利害得失,他們把經濟看得比任何一樣東西都重要,包括尊嚴。

其實,80年代,南韓反政府示威全球矚目,軍政府為了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大學生,無所不用其極,大學生面對強大的政府軍,只能投擲汽油彈以卵擊石。1980年發生的「光洲事件」就是雞蛋挑戰高牆的例子,儘管這次民主運動失敗了,可是後來南韓漸次推動國家民主改革,擺脫軍人干政的陰影。1987年新任總統盧武鉉死難者家屬致公開信,更認同這是民主化過程的一部份,應了電影中「岩石碎了化為沙土,雞蛋碎了卻能孵成生命」這句預言


如果一些「離地中產」還不了解這幾年香港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筆者在此極力推薦他們觀看這齣電影,原因是:不要以為有些事情不會發生,622全民公投,71大遊行之後,中央與特區政府遙遙相應,合跳政治探戈,跟前香港的情況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電影中昨天的南韓景況,已經出現在今天的中國,也許,還會發生在明天的香港。

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今年4月,本地報章報道了1993年出版的經典九龍城寨攝影集《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ked City》將重新出版,掀起了香港人再檢視這個已清拆了二十一年的歷史重地。作者在報道中談到「復刻」原因:「為城寨平反,用嶄新的角度看黃賭毒以外的城寨風情和人情,彌補前書不足。記錄城寨從一片荒地發展成為有逾三萬人聚居的社區,到被清拆的戲劇性建築演化過程(dramatic evolution),當中涉及歷史和政治因素也是我們昔日未觸及的。」[1]

九龍寨城,是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位於現今九龍城內的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1987年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1987年和1989年首季分兩期進行調遷,1993年被拆除,19958月於寨城遺址建成九龍寨城公園。可是,這個公園內,隻字不提那段幾萬人迫在一起居住的日子。

九龍城寨:勝利者的歷史

於香港政府介紹「九龍寨城公園」的網頁中只有這段文字的描述是比較貼近當時居民的生活:

「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2]

清拆九龍城寨的意義,在於把上述的人文記憶,一下子抹掉,而旨在若干年後,把這種過去,濃縮為不足一百字的文字介紹。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也同樣地複製在1995年清拆調景嶺舊區的事件上,香港政府這種做法,好像把這些政治敏感之地,迅速地消滅在歷史當中,尤其是調景嶺,本着發展新市鎮之名,今天已發展成將軍澳的一部份,住了幾十萬人,區內大型屋邨,私人屋苑林立,卻再也找不到往昔「小台灣」的一切遺跡,只餘山上的調景嶺警署(今改作普賢佛院)仍然屹立,見證調景嶺的滄桑。

兩個清拆項目,都發生在臨近九七前,一邊是對外的中英外交角力;另一邊是對內的國共內訌暗爭。兩處地方都掀出了背後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一直相信及接受「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觀念,背後也許是「理性」(rationalization)在作祟,為了的是資本主義的推進,或是政治的實踐。「要是我們追問歷史主義信徒的移情是寄與誰的,我們就能更清晰地認識那種悲哀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與勝利者。一切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後裔。」[3]明顯地,歷史的勝利者都不願提起一些令其面山無光的歷史,最好的方法便是盡快把城寨拆掉。

受壓迫者的回憶與遺忘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提到:「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我們必須具有一個同這一觀察相一致的歷史概念。」[4]九龍城寨的居民,便是香港受殖民統治而被壓迫的一群,只有在他們身上發掘傳統,聽回來一些故事,才真正懂得歷史真義,擺脫以往殖民統治者的論述。

關於九龍城寨的報道,總離不開兩點:一是那裏是罪惡溫床,三山五嶽的人馬在寨內包娼庇賭。二是那裏居民的相處充滿人情味。這種簡約的論述,又賦予九龍城寨多一層的歷史意義。說到九龍城寨的罪惡,必先想到「黃賭毒」。5060年代的報章常有報道城寨的脫衣舞,很多人慕名而至。然而,那些脫衣舞騷只是宣傳引子,「真正的目的是引導人們進去賭錢、吸毒或吃狗肉。」[5]不過,在寨內經營士多的張先生卻不認為治安太差:「外人覺得城寨好像很亂,住久了便沒所謂,出門認識所有街坊。我未試過有人收陀地,或者我是老街坊無人敢問。」[6]那年代,香港的治安其實也好不到那裏去,吸白粉的「道友」四處皆是,小偷打劫,俗稱「劏死牛」的事情屢見不鮮,九龍城寨以「罪惡」揚名,顯然與其歷史背景有關。

至於說到那裏的人情味,亦並非甚麼新鮮事,那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發展,香港人一窮二白,社會的風氣仍很純樸,「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描述不只是電影對白,而是真的出現在獅子山下的每一角。既然今天政府帶頭歌頌「獅子山下」精神,為何我們不可以讚賞城寨裏守望相助的精神?九龍城寨特別之處源於其封閉,因此,那裏的人際關係較密切也是事實。城寨密集的建築雖令大部份民居不見天日,但反而造就街坊接觸的機會。住在那裏的張太說:「室內永遠要亮燈,望出窗外只見天后廟,晾衫要走到東頭邨。」[7]試想像一下,居民每天揹著一大袋衣服,走到老遠的東頭邨,一大班婦女在路上走著,必然說到寨內的大小故事,而必先加上自己生動的演繹,這些口耳相傳,關於城寨的故事,亦隨着城寨拆掉而灰飛煙滅。又例如城寨內有條「大井街」,居民每天都會在那裏輪候街喉用水,不少故事亦由那裏傳開去。

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中提到說故事是承傳歷史的重要一步。故事的失傳其實代表過去已死。如果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九龍城寨的歷史應包括住在裏面的居民,他們每天在城寨內道聽途說,記住了的事情,聽回來的故事,而又每天不斷地重複地對不同的人再說一次故事,當中更不時因應聽眾的反應而加入或多或少的個人想像元素,令故事內容和風格層出不窮。不過,說故事首要是要記住事情,而不經意地記住的事情,將來就成了回憶,亦是歷史的重要部份,因為說故事的藝術和說歷史的藝術都同樣需要「回憶」(memory),就正如古代史詩也是講故事而已,都是聽回來的事情。居民之間的軼事亦絕非事前已準備好的,反而是即興隨當時的環境和氣氛而把故事說出來。因此,九龍城寨的歷史,絕不應該只由中英兩國的外交說起,當中只剩下政治的謀算和權力的關係,全然不提那裏居民的生活體驗。

說到九龍城寨是罪惡溫床,曾為「道友」的衛宗說出對城寨的印象:「事實上,我覺得 九龍城寨 不是完全不好的,它讓一些好窮的人,冇希望的人,都可以躲到裏面,在城寨生活的人有些沒有香港身分證,有些沒錢,但城寨養活了他們,而城寨也提供犯罪方法,讓他們賺取生活,再養活其他人,香港其他地方沒法容納這些人。」[8]他道出了城寨那些被壓迫者的聲音,即使城寨不見天日,但也令「好窮的人」,能看得見希望,可躲在裏面,過他們獨有的生活,有種抗拒社會殖民主義的心態。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提到,「每一件文明史的文獻也同時是殘暴不仁的統治的明證。而文獻從一個擁有者傳到另一個擁有者的過程也是充滿血腥的,因此,一個歷史唯物論者也就儘可能避免接觸文獻了。」歷史必然進步的嗎?歷史進步論的不足在於那套歷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歷史唯物論者首先是從被壓迫者當中找出甚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材料,然後才可以在歷史主義那套貌似客觀,卻是同質、空洞的時間前設中找到人煩的真正幸福。九龍城寨的歷史意義,不是文明大國下的歷史論述,或是後殖民的話語,亦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其麼事情,而是現在這一刻,如何容納「往昔世代受壓迫者的映像的知識。」

有待相認的香港故事
1997年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歷史上正式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往,研究九龍城寨的歷史,多從中英兩國的外交關係着墨,把九龍城寨置於歷史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方式去看,於是,這個地方便被描述成中英之間百年的角力場所,住在圍城內的居民,被描繪成民族的英雄。1949年之後,九龍城寨又被描繪成一個藏污納垢的「三不管」地帶,更多的是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記述。就正如香港本身一樣,在主權移交前後,赫然發現對香港的論述只有定在「小漁村」與「大都會」之間。這種過分省略而又各居所需的大論述,誠如班雅明所言,「歷史主義心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9]這種歷史的概念,假設是一種進步的線性歷史觀,以為今天比昨天進步,未來亦會比今天美好,於是,歷史便只在這種空洞和同質的狀態下發展,內容中只有殖民和反殖民;只有愛國和不愛國;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卻從來沒有發現被壓迫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過去更是充滿着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諾。沒有寫入香港史冊內的東西是否就不值得記載下來呢?隨著近日沙中線工程發現宋代文物,於是一片追尋九龍城歷史的聲音又再響起,更有學者重新倡議設九龍城文物徑[10],然而,假如仍用以往的一套保育古跡的方式,或是梳理歷史的概念,來處理這一段重新發現的香港歷史,那麼,香港故事仍將會是有待相認,而歷史的意義仍不能被辨認出來。





[1] 〈周日風景:城寨復刻 撿一瞬被遺忘時光〉,《蘋果日報》(2014413)
[2] 「九龍寨城公園」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總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儀式。資料見網頁: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3]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8
[4]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9
[5]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105
[6]〈城寨消失20年 墮落又快樂〉。《蘋果日報》(20131216)
[7] 同上。
[8] 〈九龍城寨三兄弟〉,《明報》(2014422)
[9]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37
[10] 〈九龍城設文物徑諮詢後無下文〉,《明報》(201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