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者之歌》（Dheepan）：此心安處是吾鄉

電影《流離者之歌》（Dheepan）的故事背景是斯里蘭卡內戰，反政府軍「泰米爾之虎」與政府對抗，兩敗俱傷，組織的成員Dheepan戰友陣亡，心生厭戰，遂決意出走，遠離戰爭。主角迪盼Dheepan找來單身女子耶妮莉及九歲的孤兒妮亞，湊合成一家三口，以難民身分逃離斯里蘭卡前往法國尋求政治庇護。

迪盼找到一份看更的職業，並獲分配不錯的居所。他以為從此可以在這個文明城市安穩地生活，偏偏又遇上比祖國更複雜的問題。他的國家或許簡單得多，只是政治派系鬥爭，權力的赤裸裸交替而已。可是，當他處身多元種族的法國社會，便衍生了一連串的問題。首先是語言問題。迪盼和耶妮莉都不黯法語，只得靠「女兒」譒譯，令他們對陌生地更不了解。不過，戲中一幕說到耶妮莉初來報到，認識主人的姪兒，一個說法語，一個說泰米爾語，本應溝通不到，但彼此憑對方的眼神，彷彿知曉對方在說甚麼一樣。導演想在此帶出文化共融能超越語言的隔閡。除言語不通外，價值觀的差異才是致命傷。為甚麼同一句說話，同一個動作，我們在故鄉不覺異樣，到了這裏卻引來訕笑？耶妮莉問。也許文化的差異只有尊重，沒有絕對的融合，更沒有一面倒的包容。

如果迪盼是因為厭倦祖國的內戰而選擇漂洋過海，開展新生活的話，那麼正如普天之下的難民一樣，面對一個新的國度，新的文化的衝擊，很難不令他感到徬徨，加上他只能活於城市的最底層，人性的那些惡，黑暗與犯罪仍然纏繞着他，令他猶如重新踏進戰場一樣，本應只是生活的問題，竟然又變回一個生存的問題。另一邊廂，人性的善令他內心不斷掙扎。他的所謂「家庭」，其實是假戲真做，目的只是為了脫離苦海，卻盲打誤撞令他投入了感情，視之為真正的家。此心安處是吾鄉。漸漸地，他關心「女兒」的學習，對「妻子」情愫漸生，感到原來令他自由安心的並不是外在的物質環境，而是人與人之間內在的交流和溝通。

戲中寫迪盼的「妻子」耶妮莉到鄰舍打住家工，結識了主人的侄兒，對他心生好感，他卻是一名釋囚。當她看見其腳上的電子腳鐐而感到好奇後，真的感同身受，原來一個人就算處身自由國度，仍然可以失去自由，更何況自由並不止於肉體上，更重要是在於精神上。因此，就算踏在自由的土壤上，如果自己選擇故步自封，那麼，與身處專制幽黑之地又有何分別？結果只可能走回頭路，繼續活在恐懼之中。

台灣作家柏楊說過：「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迪盼離鄉別井的目的就是為了自由，但是兩派的鬥爭猶如戰爭重臨，令他甚為不安。於是，他揚手以一己之力，希望改變現狀。他獨力劃出「No war zone」，冀能撫平兩派的衝突，可惜命運的戰場在每個人的心坎裏。歷史告訴我們，甚麼休戰區、封鎖線，全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衝突區。爭取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自由地生活如是，自由地愛也如是。主角惟有重新踏入戰場，「以自己的方式」解除他思想上的枷鎖，為的只是尋回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絕地反擊竟喚回了迪盼的殺戮本能，也道出了身為難民，要過安穩生活着實困難。

電影結局有點俗套，應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現實生活裏，歐洲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難民潮」困擾，部份國家已收緊了移民政策，大城市的大型犯罪事件亦有人與難民牽上關係。從四方八面湧至的難民縱使歷盡艱辛，進入文明的社會，可是，這個現實的世界又是否容許他們追求正常的生活呢？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

近年來，每逢到了假期，週遭很多朋友、同事，都到台灣旅行，由聖誕到除夕，一去便是數天，可以暫時放下工作的重擔，鬆弛一下神經，倒是一樂也。然而，為甚麼他們會一窩蜂選擇台灣？因為那裏除了街頭小吃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之外，還有那裏的公民社會法治下所帶來的自由。到了那裏，我們不怕突然「被失縱」，突然被扣留，突然失去那天賦的自由。

可是，上世紀蔣氏父子的台灣政權是以「白色恐怖」名揚海外的，1949年通過《懲治叛亂條例》，本是針對彼岸的共產黨，卻動輒用來對付異見份子，藉以維護台灣政權。那是一個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年代，任何一個平民老百姓，只要在工作和學習時說了一些國民黨聽不慣的話，翌日，他們便會消失在時空中。柏陽的「大力水手事件」惹怒蔣介石，令他坐了十年牢獄，作家江南甚至因撰寫《蔣經國傳》而招殺身之禍。80年代，輪到龍應台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令領導人生氣，差點「被消失」。那時候，台灣人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今天說錯一句話，明天便被消失。香港人，假如今天的台灣仍當年模樣，你們還會把她當作度假勝地嗎？

今天，香港卻像倒退回五、六十年代台灣那不講規矩，不談法治，只唯蔣氏王朝馬首是瞻的日子，銅纙灣書店五子先後失蹤的可怖之處是：儘管你只是一介平民，努力工作，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會因不知某年某日所做的一件合法的事，而被人帶到某處「安全的」地方，由此與香港的家人失去聯絡，直至永遠。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說今次事件的嚴重程度比廿三條立法更甚，因為廿三條立法，還勉強說叫做有法可依，可是「李波事件」，赤裸裸是無法無天，視一國兩制如無物，令人不期然想起明清兩代令文人聞風喪膽的「文字獄」。

反觀台灣，自從1996年首次一人一票總統選舉後，敢於用自己手上的一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這除了是民主的勝利之外，也還是自由的體現：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去選擇自己的路，而不受政治、暴力的恐嚇。儘管「黑金政治」沒完沒了，台灣人也沒有選擇放棄投票，而是每一個人做好投自己的票的準備，不讓這神聖的權利從自己手中一點一滴溜走。台灣總統選舉在即，民進黨蔡英文有望以大熱姿態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女總統，儘管有評論質疑其當選後，兩岸關係會轉差。這也許是過慮了，台灣人可以用選票告訴世界：這是我們幸福的抉擇！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已是幸福了，至於彼岸的反應，管他呢？經濟的利益當然有助台灣人過美好的生活，但是有飽飯吃難道就代表幸福嗎？顯淺的道理此處不贅了。可以說，沒有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不畏懼，不怕「被消失」，鍥而不捨地爭取民主，便沒有今日公民覺醒的台灣。

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說過的這兩句話：「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經過二十年真正民主選舉洗禮的的台灣，顯然已經印証了前一句的內容；而香港人嘛，「銅鑼灣書局」失蹤事件出現後，是否能夠身體力行地體現後一句的意思，則還要看我們面對強大政權的壓迫下，能拿出多少勇氣來捍衛我們的天賦權利和自由。畢竟，幸福並不是必然的，民主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如果野蠻的魔爪伸進文明的襯衣下任意妄為，我們也不挺身抵抗，也就不要怪那極權國度動輒派那「強力部門」繼續肆意蹂躪這片自由之地了。

每人心中都應有個小王子

法國動畫電影《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主題正好讓一眾帶同孩子進塲的父母反省究竟怎樣才是培養孩子成材的最好方法。

電影的內容大致跟1943年的同名著作拍成，只補充了小女孩和媽媽的現實生活作對比，令主題更為明晰。於是，電影就以這位「虎媽」為了9歳女兒進入名校而四處張羅開始。正如許多港孩的父母一樣，「虎媽」為女兒前途刻意搬入名校區，又為女兒度身訂造一套只有她自己才能遵守的「生涯規劃」。然而，小女孩總被隔壁的老人那些古怪的玩意和有趣的經歷所吸引着，尤其是當老人說到年輕時在沙漠遇到突然出現的小王子。

小王子奇怪地出現在沙漠成了老人一生奇妙的經歷，甚至象徵着他老來追夢的目標，亦恰好是年輕飛行員墜機後仍心繫理想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映。老人說，「成長不是問題，遺忘才是問題」。為甚麼成人常以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孩子身上呢？說穿了，就是人們在成長中已經早就忘記了如何感知這個世界，對人對事的直率感覺在殘酷的世界也早已遺忘得一乾二淨，換來的是樣樣計算，處處提防，成長時種種美好的記憶，早已隨着成人的世故而拋進歷史的廢墟裏。因此，媽媽不能不為女兒規劃她自己想像中的「人生」。畢竟，社會是現實的，讀書成績就是一切，因為這可以助你順利升學及就業，甚至為你找到歸宿，建立家庭和人際網絡，成就美滿人生。可是，這種理想生活，這樣子的人生，其實是別人強加給你的，不是由理想塑造而成。電影中，媽媽掛在牆上的「生涯規劃」，只是她一直實踐得到/不到的人生，卻不是由女兒自身探索的人生。

結果，成長真的成了一個大問題。電影的楔子，老人回憶那幅蛇吞象的畫，成人連想也不去想，便皆以為是頂帽子，這主題正好諷刺香港父母對兒女那種嚴厲的管束，事事都循規導矩，令下一代長大後看見的那幅畫必然會是一頂平平無奇的帽子，而不是隱含自我的出色想像。

每人心中都應該有個小王子，小王子代表理想，代表願望。老人為了尋找小王子，渴望再次高飛，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女孩為了一圓老人尋找小王子的願望，鼓起勇氣，飛上太空，在星宿裏漫遊；長大了的小王子為了理想，反抗無理的上司，衝擊榨壓人性的制度。他們看見夜空上每顆星星，彷彿看見每人心中的夢想一樣。

近年，政府常說青年人要好好規劃人生，於是，無端白事生出了一個名詞，叫作「生涯規劃」。根據教育局網頁指出，所謂的「生涯規劃」，單計求學階段，是「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以及認識銜接各升學就業途徑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換句話說，生涯規劃不只是認識升學就業這麼簡單，而是要學生在面對資訊紛陳，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培養出一種獨立自主自理的能力。可是，當理念化成政策，政策滲入政治，那一大筆津貼到了學校，又變成了介紹給學生的無數個升學及就業講座和工作坊而已。至於，莘莘學子心目中的小王子，也就隨瞬息萬變的社會而湮沒在深遽的夜空裏。

《火星任務》(The Martian)：天命不足畏

電影《火星任務》(The Martian)活脫脫是一部計算準確的荷里活一級科幻片。由麥迪文(Matt Damon)飾演的太空人因一次意外，同伴離他而去，只得他一人留在火星。電影分三部份，前三分之一講述主角如何挑戰惡劣環境，種出馬鈴薯來，中段則交代救人的各種方案，其實有點悶塲；結局則又回到如何單憑人類意志戰勝「不合作」的宇宙。至於當中穿插了一條主線，兩條副線的發展，包括麥廸文本人的星空奇遇、太空總署保守與激進的鬥爭，以及戰神四號太空人回程時對營救同伴的掙札，令「一個人在途上」這種單調的故事題材頓時豐富起來。

列尼史葛（Ridley Scott）是著名導演，本片也是他繼《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之後的科幻鉅製。坦白說，前作努力經營留下的種種暗示，令電影意味深遠，而《火星任務》則有點流於俗套及公式化，特別是電影前三分一，寫主角馬克靠着科學頭腦和專業知識，竟在火星寸草不生的土壤上種出馬鈴薯，而且還是溫室出品呢！至於那跡近幻想的製水器，竟可在距離地球幾千萬公里的火星上誕生，更令人嘖嘖稱奇吧！這段仿似中學教育電視的「歷奇之旅」其實拍得平平無奇，好看，但不深刻。

導演真正的功力在電影中段開始顯現。特別是穿插於主線副線的人物的每一句對白，都彷彿在為推動電影情節，為營救男主角馬克而着墨，半句多餘的說話也沒有，可見導演說故事的功力，當中處處透出劇力。例如太空總署(NASA)署長為了不影響回航隊員的心情而刻意不告訴馬克生還的消息，明顯地是一項政治計算。總署的公關要員只關心傳媒的反應，技術人員則關乎隊員的生死。於是，不顧一切奮力拯救，還是小心計算行政行先？太空這場域成了兩派人馬的角力場。

近年，荷里活的太空災難片真的一套比一套精采，而且套套主題明晰。先有《普羅米修斯》探討人類起源、再有《引力邊緣》(Gravity)講述犧牲和救贖，還有《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對時間的精妙見解，都令觀眾目不暇給。這部電影的主題應是標示人定勝天，對抗逆境的精神，說電影俗套便是如此，導演不知有心還是無意，竟隱去主角的感情線，只有寥寥幾句提到健在的父母，也許原意是不欲電影催淚煽情吧，卻令人物描寫變得平板。

宋代的王安石曾豪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幾句最能夠概括本片的主題和內容。若不是主角馬克不認命，不想死在火星；計劃總監Vincent沒有因人廢言，毅然採取創新的拯救方法，而只是一味依循苟且的話，人類最後還是敗在自己手上罷了。

在等一個機會

雨傘運動一周年，各大媒體紛紛刊登回顧特輯，但睥之無甚高論，不外乎是對去年發生的事作個粗淺二分的總結，而所謂展望，也只能把焦點放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而已。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說「去年佔領只是「1.0」，是繼續爭民主的起點，最重要是建立堅韌網絡及機制予民意領袖共同決策，相信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蘋果日報》(2015年9月29日)不錯，他沒有真接說明「雨傘運動」短期失敗，只為運動下了一個「懸念」：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說真點，運動長遠必然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可是，這個「未來」，應不會是「不久的未來」，而是見得到的將來都不會出現如此大型的佔領。因此，他不忘補回一句：「我見唔到有任何嘅迹象顯示再有直接行動嘅機會」。

九月二十八日當天，到達金鐘現場出席活動的人不多，勉強說只有千人，顯然大多數人縱然不忘去年那87枚催淚彈，也選擇不去紀念當天，因為，第一，運動未能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第二，運動仍未完結，公民社會的抗命仍只是開始，何來談紀念呢？反而是「後雨傘」時代，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去撼動這個冥頑不靈的特區政府。

若要仔細分析79天的「雨傘運動」，真的有機會令政府屈服的可能只是首個星期，因為當時輿論大部份一面倒支持市民，而且挾着的民氣頗為旺盛，筆者任教的學校幾乎有一大半學生因催淚彈而感到憤怒。可是政府一招「拖字訣」，令運動陷於僵局，而「拆大台」又令抗爭聲音未能團結。部份香港人反而分不清事件意義了，此所以常有人提到「勿忘初衷」是也。其實，「後雨傘」時代的死寂和迷惘，正正反映了香港社會好像忘記了當初因何「佔領」。其實，香港社會現在正在一點一滴滙聚能量，在等一個機會，只要這個機會來臨，民意將會又一次逆轉，問題是：這個機會何時才來？網絡世代，要累積這種能量不是太難，加上這個政府一向漠視民意，又只懂揣摩上意，近期建制派為「超然論」、「去殖化」護航只是前奏，港大校委否決任命陳文敏或許才是另一波學生運動的開始，「雨傘運動」的肇因正是「公義」未能彰顯，市民自法往聲援困在政總的學生。因此，維護「公義」才是各種抗爭運動的主調，人心的佔領才最重要。

近日，已有兩事與公民社會維護「公義」有關的事。一為女生帶港鐵被禁帶樂器，另一事當然是陳文敏被否決擔任副校一職。前者把港鐵執法不公的現象再次引爆，高潮是有網民在網上號召在大圍車站演奏樂器。面對港鐵有如政府般大耍「語言偽術」，網民便使用「鳩嗚」的手法去抵抗。政府可以動用警察清場，但地鐵不可以。後者則令港大師生或響應罷課罷教，因為以「小學雞」理由否決陳文敏的任命，是不公平不合理，換句話說，這是「不義」的，市民的怒火又再燒一次。社會如再有多幾件事在發酵，難保不會出現又一次的大型群眾運動。但未來的群眾運動將會升級，只能看我們肯為民主付出多少而已。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或許是句老生常談的話，但放在這個既似現代化但又不乏傳統的香港社會則仍然是有用的，更何況「雨傘運動」的本意就是爭取香港人三十多年來一直未竟全功的民主自由。不過，道高一尺，中共不斷的「洗腦」、「利益輸道」，正一步一步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果更多的港人抱有「犬儒」心態，更多的「港豬」對眼前所見視若無睹，那麼，縱然出現更多的機會，我們也不可能轉化成真正的成功的。

《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 ：心靈何處覓歸所？

電影《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是一部心靈救贖的電影，由德國著名導演溫‧韋德斯(Wim Wenders)執導。男主角Tomas (占士法蘭高飾) 是位作家，由於苦無創作靈感，於是撇下妻子，獨自居於雪地，希望找到題材衝破寫作的桎梏。可惜，在一次駕駛途中，意外撞倒了一對玩雪橇的兄弟，兄長Christopher受驚卻無礙，弟弟Nicolas則不幸死亡。冬日茫茫，無垠大地下只剩下插畫家母親Kate的喪子傷痛哀唬，還有Tomas意外後的自責與愧疚。

韋德斯的電影主角都帶點落泊天涯的況味，而且對女人都若即若離。《德州巴黎》(Paris, Texas)的沉默漢子，到《里斯本故事》(Lisbon story)的收音師，心靈都有所缺陷，生活的每一劇都彷彿在問自己應往哪裏去找尋人生的最後歸所。這次，主角Tomas不但在創作路途上陷進了死胡同，還意外輾斃了一名小孩。如果創作是作家的生命，那麼，找不到創作靈感就像生命中沒有了靈魂一樣，而交通意外更令本已找不到一絲動力的心靈再陷進自責的漩渦之中。

於是，主角選擇沉淪……。

作家最擅長就是寫出書中人物的細膩感情，可是偏偏自己卻不知情歸何處。那個旁晚，意外發生的幾分鐘，主角還不敢接聽妻子的電話，可是，當主角以為僥倖逃過慘劇降臨，陡地變得神色安然，還一手把Christopher放在肩膊上，竟對着剛致電的妻子說everything will be fine，前後判若兩人，心靈彷彿一下子找到歸處，也難怪吧，既然死神也以為可幸運地只擦身而過，那夫婦間的感情轇轕又有何大不了？故事的發展當然不盡如人意，一宗車禍，改變了幾個人的一生。

電影發展下去，Tomas未能掃除心魔，放下那份歉疚，結果，一段感情無聲逝去，寫作生涯卻絕處縫生。常言道寫作的人沒有經歷便沒有突破，因此，作家到了中年以後往往便江郎才盡，畫地為牢，走不出自己的創作天地，古往今來的例子俯拾即是。主角亦不例外，正當生命走到最低潮時，恰好給予他創作的無比動力。幾年後，他的小說賣個滿堂紅，又恰好給他遇上知己，而繼女的出現亦令他對小孩的恐懼消除。表面上，他好像藉着創作洗滌心靈，尋找了人生的歸宿，一切是那末順利。然而，他的心靈拼圖仍欠最重要的一塊，就是那孩子Christopher。他心裏明白縱然贏得了全世界，但補償不了孩子成長的缺陷也是徒然。

另一方面，Christopher對藝術創作亦感興趣，於是，也許出於童年創傷或是天賦正正如此，他對像父親身影的Tomas念念不忘。電影的結局是二人坐於餐廳內，Christopher問了Tomas一個問題：「小說中主角舉起孩子的一幕，那孩子是我嗎？」換了是其他電影，這問題會是肯定的。不過，Wim Wenders的戲又怎會如此呢？Tomas顧左右而言他，給了一個創作人口中的標準答案。原來多年以來，Tomas都誤以為自己已經從悲劇中走過來，其實是在逃避，過去就像一面鏡子，映照他無論選擇遺忘過去，還是擁抱記憶，他不敢面對過去，根本就是原地踏步。而更令他驚詫的是，他的逃避令他變得對一切都很理智，甚至跡近麻木。

創作好像就是一切，其實不然。儘管經過這麼多年，Tomas也知道時間是沖不掉這烙印，創作亦彌補不了心靈的失落，對着Christopher扮作關心也是枉然，只有坦然面對，才能釋懷，才可真誠磊落地走下去。電影的諷刺是：末了，Christopher的一泡尿竟然將不能面對的過去修補過來，猶如開首時Tomas因一根吸了一半的香煙而開展了人生的另一局面。

當然，此片水平離Wim Wenders全盛時期的代表作仍有距離，但大師說故事的不落俗套，電影鏡頭的調度，那空氣的中微塵，那蒼茫的雪地，還有人物站在玻璃反射的風景，都令電影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為甚麼暑假要做「暑期作業」？

漫長的暑假將要結束，莘莘學子又要回到學校，重踏學習之路。家長和同學除了要為開學準備上課用品、填寫文件，甚至調整生活作息時間之外，最重要的是，學生還要極速完成可能是他們放暑假的唯一娛樂——暑期作業。

近日，報載有學校要求學生須於暑假前提早回校提交中、英、數三科暑期作業，若未能依時完成，要留校補做，又指「所有未能依期完成作業之同學，須待完成作業後才可回校上課」《明報》(2015年8月28日)。結果，此事在網絡被廣傳，有人笑道是否所有學生都交不出課業，九月一日便只有老師在集隊？

當然，以上所言只純屬說笑而已，而該校老師亦向造訪的記者「承認當中有字眼會令家長和學生誤會，澄清欠交者仍要返學，只係要喺特別室先做好暑期作業，才可回班房上堂」。學生縱然欠交暑期作業，但開學日亦有權回校上課，不過不能進課室而已。這應該也是一貫中學於開學日的如常安排。可是，問題便來了：為甚麼學生放暑假必須要做暑期作業？不做不可以嗎？

若按照正常的解釋是：學生放暑假也不能忘記學習，並且要時刻關注自己的學業，因此，接近兩個月的漫長假期，理應要完成暑期作業，因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萬一放完暑假後渾忘所學的一切，前功盡廢怎麼辦？此外，家長也必然同意該校老師所言：「希望透過呢啲方法幫助學生分階段完成功課，藉此訓練佢哋嘅責任心。」

然而，如果放假仍只是平日學校學習生活的延續，那學生為何需要擁有一個漫長的暑假呢？

正如討論「學習」是甚麼一樣，暑期作業也是甚麼呢？其實學習不只出現在那幾百呎的課室內，施教者並不一定是老師，「學習」可以是人在任何時候，都可坦然面對任何新奇有趣的東西，我們都會自由自在地擁抱它，探索它，這才是學習的真正意義，而不是暑假每天都得預留幾小時，躲在家中處理暑期作業，而每年難得的暑假，正好給予學生藉着新環境去學習新的知識，如果仍然像平日上課下課，回家吃過飯後做功課，那學生們要暑假來作甚？

況且，暑期作業是否必須要一本本都厚得像電話薄，內裏全是大部份學生在假期裏抓破頭也不懂得做的難題，可是，你叫學生在長假期裏可以到哪裏找到老師詢問呢？最後問不得其法底下，有些盡責的學生選擇做自己懂的部份，不懂的留下一大片空白；很大部份學生可能生起歪念，左抄一點，右寫一點，但求蒙混過關。

此外，有學校或是要求學生在坊間購買的一些東併西湊的暑期作業，學生翻到末頁竟發現附上詳細答案，於是機會來了，學生可以在假期前抄個不亦樂乎，開學日可以交差過關。又或是：有些學校的暑期作業美其名是「校本製作」，卻只是某年的製作，之後只不停翻印，直至留級的學生可再次交回去年的習作而老師卻照改如儀……。如是者，每個學年結束前，學校老師派發暑期作業給學生，學生則拿回家用盡一切「方法」在暑期完結前完成，然後準時交給老師。至於老師嘛，當然會批改吧，不過只是「略改」，最重要是派回答案讓學生核對，先行了結開學繁瑣工作的其中一項，不然，老師們恐怕批改整個學期也批改不完。筆者不會說這是集體「玩假」，但顯然是一同「務虛」，因為「暑期作業」這東西只淪為師生可操作的一項相互交差的工作，而不是教育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學習過程。

其實，只有學生才可放暑假，因此做暑期作業也是學生的本份，實無可厚非。然而，暑假期間，既然學生都不需回學校上課，那麼，暑期作業的內容設計可不可以靈活有趣一點？當學習都不需要在課室進行了，暑期作業自不然也不需要是那幾大本厚厚的數學題，閱讀理解和週記了。例如，暑假遊學團的經歷，口頭報告可以是「暑期作業」嗎？學生或是去了當暑期工，他的遭遇可以是「暑期作業」嗎？此外，假期裏學生看了幾齣電影，交回幾篇影評，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甚至乎學生家長都嗜吃的話，也許會經常在家鑽研各種美食，他們的「製成品」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

筆者相信學校不用開緊急會議，以上建議都不會通過。因為學校開學前的工作排山倒海，有誰還會有餘暇去逐件「作品」仔細審視，更不會就作業內容逐項批改，然後派回給學生，因為，從來暑期作業在學校眼中，都必須是一項可操作，可預期，不會增添行政壓力的事情。因此，大部份學校的處理方法會是：九月一日，學生連同其他文件，一併交回給新任班主任，然後，班主任將作業分給科任老師，便貨銀兩訖，各不拖欠了，至於老師如何批改，如何追收，則各科自有應對法門。既然大家只在乎交收，久而久之，師生都不會視此為重點項目，於是，很少有前述學校般高調要求學生暑期完結前必須繳交，某程度上，這反而是體現學校盡責任的表現，而不只是學生。因為老師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

曾經，香港的莘莘學子放暑假是不用打開那些悶得發荒、千篇一律的暑期作業，而是天天相約游水打波，或是趁假期做「暑期工」幫補生活，或上圖書館看長篇武俠小說。可是，今天的學生，暑假前必須完成暑期作業已變成假期的指定動作，而這些作業又往往每科數十頁，如要認真完成每頁，當要花上很長的時間。對於學生而言，到了暑假，以為可以改變一下這種學習生活，躲懶一下，可是偏偏老師要求交回幾吋厚的習作，而他們自己卻可以放下筆桿，停止批改，逍遙快活地往外地旅行。「暑期作業」或許只是教育中微不足道的一點，但見微知著，也許是時候重新檢視一些因襲已久的常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