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一個機會

雨傘運動一周年，各大媒體紛紛刊登回顧特輯，但睥之無甚高論，不外乎是對去年發生的事作個粗淺二分的總結，而所謂展望，也只能把焦點放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而已。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說「去年佔領只是「1.0」，是繼續爭民主的起點，最重要是建立堅韌網絡及機制予民意領袖共同決策，相信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蘋果日報》(2015年9月29日)不錯，他沒有真接說明「雨傘運動」短期失敗，只為運動下了一個「懸念」：港人日後絕對會再度走上街頭。說真點，運動長遠必然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可是，這個「未來」，應不會是「不久的未來」，而是見得到的將來都不會出現如此大型的佔領。因此，他不忘補回一句：「我見唔到有任何嘅迹象顯示再有直接行動嘅機會」。

九月二十八日當天，到達金鐘現場出席活動的人不多，勉強說只有千人，顯然大多數人縱然不忘去年那87枚催淚彈，也選擇不去紀念當天，因為，第一，運動未能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第二，運動仍未完結，公民社會的抗命仍只是開始，何來談紀念呢？反而是「後雨傘」時代，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去撼動這個冥頑不靈的特區政府。

若要仔細分析79天的「雨傘運動」，真的有機會令政府屈服的可能只是首個星期，因為當時輿論大部份一面倒支持市民，而且挾着的民氣頗為旺盛，筆者任教的學校幾乎有一大半學生因催淚彈而感到憤怒。可是政府一招「拖字訣」，令運動陷於僵局，而「拆大台」又令抗爭聲音未能團結。部份香港人反而分不清事件意義了，此所以常有人提到「勿忘初衷」是也。其實，「後雨傘」時代的死寂和迷惘，正正反映了香港社會好像忘記了當初因何「佔領」。其實，香港社會現在正在一點一滴滙聚能量，在等一個機會，只要這個機會來臨，民意將會又一次逆轉，問題是：這個機會何時才來？網絡世代，要累積這種能量不是太難，加上這個政府一向漠視民意，又只懂揣摩上意，近期建制派為「超然論」、「去殖化」護航只是前奏，港大校委否決任命陳文敏或許才是另一波學生運動的開始，「雨傘運動」的肇因正是「公義」未能彰顯，市民自法往聲援困在政總的學生。因此，維護「公義」才是各種抗爭運動的主調，人心的佔領才最重要。

近日，已有兩事與公民社會維護「公義」有關的事。一為女生帶港鐵被禁帶樂器，另一事當然是陳文敏被否決擔任副校一職。前者把港鐵執法不公的現象再次引爆，高潮是有網民在網上號召在大圍車站演奏樂器。面對港鐵有如政府般大耍「語言偽術」，網民便使用「鳩嗚」的手法去抵抗。政府可以動用警察清場，但地鐵不可以。後者則令港大師生或響應罷課罷教，因為以「小學雞」理由否決陳文敏的任命，是不公平不合理，換句話說，這是「不義」的，市民的怒火又再燒一次。社會如再有多幾件事在發酵，難保不會出現又一次的大型群眾運動。但未來的群眾運動將會升級，只能看我們肯為民主付出多少而已。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或許是句老生常談的話，但放在這個既似現代化但又不乏傳統的香港社會則仍然是有用的，更何況「雨傘運動」的本意就是爭取香港人三十多年來一直未竟全功的民主自由。不過，道高一尺，中共不斷的「洗腦」、「利益輸道」，正一步一步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果更多的港人抱有「犬儒」心態，更多的「港豬」對眼前所見視若無睹，那麼，縱然出現更多的機會，我們也不可能轉化成真正的成功的。

《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 ：心靈何處覓歸所？

電影《擁抱遺忘的過去》(Every Thing Will Be Fine)是一部心靈救贖的電影，由德國著名導演溫‧韋德斯(Wim Wenders)執導。男主角Tomas (占士法蘭高飾) 是位作家，由於苦無創作靈感，於是撇下妻子，獨自居於雪地，希望找到題材衝破寫作的桎梏。可惜，在一次駕駛途中，意外撞倒了一對玩雪橇的兄弟，兄長Christopher受驚卻無礙，弟弟Nicolas則不幸死亡。冬日茫茫，無垠大地下只剩下插畫家母親Kate的喪子傷痛哀唬，還有Tomas意外後的自責與愧疚。

韋德斯的電影主角都帶點落泊天涯的況味，而且對女人都若即若離。《德州巴黎》(Paris, Texas)的沉默漢子，到《里斯本故事》(Lisbon story)的收音師，心靈都有所缺陷，生活的每一劇都彷彿在問自己應往哪裏去找尋人生的最後歸所。這次，主角Tomas不但在創作路途上陷進了死胡同，還意外輾斃了一名小孩。如果創作是作家的生命，那麼，找不到創作靈感就像生命中沒有了靈魂一樣，而交通意外更令本已找不到一絲動力的心靈再陷進自責的漩渦之中。

於是，主角選擇沉淪……。

作家最擅長就是寫出書中人物的細膩感情，可是偏偏自己卻不知情歸何處。那個旁晚，意外發生的幾分鐘，主角還不敢接聽妻子的電話，可是，當主角以為僥倖逃過慘劇降臨，陡地變得神色安然，還一手把Christopher放在肩膊上，竟對着剛致電的妻子說everything will be fine，前後判若兩人，心靈彷彿一下子找到歸處，也難怪吧，既然死神也以為可幸運地只擦身而過，那夫婦間的感情轇轕又有何大不了？故事的發展當然不盡如人意，一宗車禍，改變了幾個人的一生。

電影發展下去，Tomas未能掃除心魔，放下那份歉疚，結果，一段感情無聲逝去，寫作生涯卻絕處縫生。常言道寫作的人沒有經歷便沒有突破，因此，作家到了中年以後往往便江郎才盡，畫地為牢，走不出自己的創作天地，古往今來的例子俯拾即是。主角亦不例外，正當生命走到最低潮時，恰好給予他創作的無比動力。幾年後，他的小說賣個滿堂紅，又恰好給他遇上知己，而繼女的出現亦令他對小孩的恐懼消除。表面上，他好像藉着創作洗滌心靈，尋找了人生的歸宿，一切是那末順利。然而，他的心靈拼圖仍欠最重要的一塊，就是那孩子Christopher。他心裏明白縱然贏得了全世界，但補償不了孩子成長的缺陷也是徒然。

另一方面，Christopher對藝術創作亦感興趣，於是，也許出於童年創傷或是天賦正正如此，他對像父親身影的Tomas念念不忘。電影的結局是二人坐於餐廳內，Christopher問了Tomas一個問題：「小說中主角舉起孩子的一幕，那孩子是我嗎？」換了是其他電影，這問題會是肯定的。不過，Wim Wenders的戲又怎會如此呢？Tomas顧左右而言他，給了一個創作人口中的標準答案。原來多年以來，Tomas都誤以為自己已經從悲劇中走過來，其實是在逃避，過去就像一面鏡子，映照他無論選擇遺忘過去，還是擁抱記憶，他不敢面對過去，根本就是原地踏步。而更令他驚詫的是，他的逃避令他變得對一切都很理智，甚至跡近麻木。

創作好像就是一切，其實不然。儘管經過這麼多年，Tomas也知道時間是沖不掉這烙印，創作亦彌補不了心靈的失落，對着Christopher扮作關心也是枉然，只有坦然面對，才能釋懷，才可真誠磊落地走下去。電影的諷刺是：末了，Christopher的一泡尿竟然將不能面對的過去修補過來，猶如開首時Tomas因一根吸了一半的香煙而開展了人生的另一局面。

當然，此片水平離Wim Wenders全盛時期的代表作仍有距離，但大師說故事的不落俗套，電影鏡頭的調度，那空氣的中微塵，那蒼茫的雪地，還有人物站在玻璃反射的風景，都令電影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為甚麼暑假要做「暑期作業」？

漫長的暑假將要結束，莘莘學子又要回到學校，重踏學習之路。家長和同學除了要為開學準備上課用品、填寫文件，甚至調整生活作息時間之外，最重要的是，學生還要極速完成可能是他們放暑假的唯一娛樂——暑期作業。

近日，報載有學校要求學生須於暑假前提早回校提交中、英、數三科暑期作業，若未能依時完成，要留校補做，又指「所有未能依期完成作業之同學，須待完成作業後才可回校上課」《明報》(2015年8月28日)。結果，此事在網絡被廣傳，有人笑道是否所有學生都交不出課業，九月一日便只有老師在集隊？

當然，以上所言只純屬說笑而已，而該校老師亦向造訪的記者「承認當中有字眼會令家長和學生誤會，澄清欠交者仍要返學，只係要喺特別室先做好暑期作業，才可回班房上堂」。學生縱然欠交暑期作業，但開學日亦有權回校上課，不過不能進課室而已。這應該也是一貫中學於開學日的如常安排。可是，問題便來了：為甚麼學生放暑假必須要做暑期作業？不做不可以嗎？

若按照正常的解釋是：學生放暑假也不能忘記學習，並且要時刻關注自己的學業，因此，接近兩個月的漫長假期，理應要完成暑期作業，因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萬一放完暑假後渾忘所學的一切，前功盡廢怎麼辦？此外，家長也必然同意該校老師所言：「希望透過呢啲方法幫助學生分階段完成功課，藉此訓練佢哋嘅責任心。」

然而，如果放假仍只是平日學校學習生活的延續，那學生為何需要擁有一個漫長的暑假呢？

正如討論「學習」是甚麼一樣，暑期作業也是甚麼呢？其實學習不只出現在那幾百呎的課室內，施教者並不一定是老師，「學習」可以是人在任何時候，都可坦然面對任何新奇有趣的東西，我們都會自由自在地擁抱它，探索它，這才是學習的真正意義，而不是暑假每天都得預留幾小時，躲在家中處理暑期作業，而每年難得的暑假，正好給予學生藉着新環境去學習新的知識，如果仍然像平日上課下課，回家吃過飯後做功課，那學生們要暑假來作甚？

況且，暑期作業是否必須要一本本都厚得像電話薄，內裏全是大部份學生在假期裏抓破頭也不懂得做的難題，可是，你叫學生在長假期裏可以到哪裏找到老師詢問呢？最後問不得其法底下，有些盡責的學生選擇做自己懂的部份，不懂的留下一大片空白；很大部份學生可能生起歪念，左抄一點，右寫一點，但求蒙混過關。

此外，有學校或是要求學生在坊間購買的一些東併西湊的暑期作業，學生翻到末頁竟發現附上詳細答案，於是機會來了，學生可以在假期前抄個不亦樂乎，開學日可以交差過關。又或是：有些學校的暑期作業美其名是「校本製作」，卻只是某年的製作，之後只不停翻印，直至留級的學生可再次交回去年的習作而老師卻照改如儀……。如是者，每個學年結束前，學校老師派發暑期作業給學生，學生則拿回家用盡一切「方法」在暑期完結前完成，然後準時交給老師。至於老師嘛，當然會批改吧，不過只是「略改」，最重要是派回答案讓學生核對，先行了結開學繁瑣工作的其中一項，不然，老師們恐怕批改整個學期也批改不完。筆者不會說這是集體「玩假」，但顯然是一同「務虛」，因為「暑期作業」這東西只淪為師生可操作的一項相互交差的工作，而不是教育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學習過程。

其實，只有學生才可放暑假，因此做暑期作業也是學生的本份，實無可厚非。然而，暑假期間，既然學生都不需回學校上課，那麼，暑期作業的內容設計可不可以靈活有趣一點？當學習都不需要在課室進行了，暑期作業自不然也不需要是那幾大本厚厚的數學題，閱讀理解和週記了。例如，暑假遊學團的經歷，口頭報告可以是「暑期作業」嗎？學生或是去了當暑期工，他的遭遇可以是「暑期作業」嗎？此外，假期裏學生看了幾齣電影，交回幾篇影評，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甚至乎學生家長都嗜吃的話，也許會經常在家鑽研各種美食，他們的「製成品」可以當作「暑期作業」嗎？

筆者相信學校不用開緊急會議，以上建議都不會通過。因為學校開學前的工作排山倒海，有誰還會有餘暇去逐件「作品」仔細審視，更不會就作業內容逐項批改，然後派回給學生，因為，從來暑期作業在學校眼中，都必須是一項可操作，可預期，不會增添行政壓力的事情。因此，大部份學校的處理方法會是：九月一日，學生連同其他文件，一併交回給新任班主任，然後，班主任將作業分給科任老師，便貨銀兩訖，各不拖欠了，至於老師如何批改，如何追收，則各科自有應對法門。既然大家只在乎交收，久而久之，師生都不會視此為重點項目，於是，很少有前述學校般高調要求學生暑期完結前必須繳交，某程度上，這反而是體現學校盡責任的表現，而不只是學生。因為老師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

曾經，香港的莘莘學子放暑假是不用打開那些悶得發荒、千篇一律的暑期作業，而是天天相約游水打波，或是趁假期做「暑期工」幫補生活，或上圖書館看長篇武俠小說。可是，今天的學生，暑假前必須完成暑期作業已變成假期的指定動作，而這些作業又往往每科數十頁，如要認真完成每頁，當要花上很長的時間。對於學生而言，到了暑假，以為可以改變一下這種學習生活，躲懶一下，可是偏偏老師要求交回幾吋厚的習作，而他們自己卻可以放下筆桿，停止批改，逍遙快活地往外地旅行。「暑期作業」或許只是教育中微不足道的一點，但見微知著，也許是時候重新檢視一些因襲已久的常規了。

《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小故事也有大道理

動畫電影《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是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電影試圖探討人類各種情感如何影響人在成長階段中作出的種種決定。而人生複雜的地方正是連他自己也渾然不知自己為甚麼會因為內在的情緒反應，而作出一個連他自己莫名其妙的決定。古時有蝸角觸蠻的故事，今天荷里活竟想到以人腦為題，創意十足之餘，還以小小故事，帶出深刻寓意，誠意可嘉，令人感動。

電影寫11歲女孩韋莉本來一家三口住在明尼蘇達州，過着愉快的生活，一家人最愛在結了冰的湖面上玩曲棍球。可是，有一天，父親決定舉家搬到三藩市。面對陌生的環境，女孩子顯得無所適從。以往的快樂時光，彷彿一去不復返。環境的變遷令她由「陌生」感到「疏離」。此時，腦內的5種情緒亦由於阿樂（Joy）和阿愁（Sadness）的走失，變成由阿躁（Anger）、阿憎（Disgust）同阿驚（Fear）掌控。阿樂看見一座又一座由成長的記憶建成的小島，因記憶的消失而逐一崩潰瓦解。惟有想法子回到控制室，企圖扭轉局面。與此同事，阿躁的一個決定，令韋莉決定離家出走，回到故鄉明尼蘇達。

人腦是非常複雜的組織，電影嘗試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令孩子容易明白。那一顆顆仿似保齡球的記憶球，主宰着我們腦中的喜怒哀樂。我們由孩提時代的一顰一笑，原來都不由自主地因面對外在的人和事，而由腦控制室的各種情緒控制的。這正好與近代心理學的分析脗合的，就是人的自我概念的形成，是從別人對我們的讚美和批評中，了解自己為別人所接受。我們模仿周遭的人，並接受家庭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形成自我。因此，記憶是支撐我們繼續生存下去的補充劑，而思考則是我們鞏固記憶的重要方法。每當我們反覆回憶，便會對眼下事物有多一分的認識；反之，如果我們不好好保管記憶，隨便丟進那「記憶球堆填區」內，人是不會進步的，因此，對歷史習慣善忘的人，是註定無知的了。

電影中有兩幕令人難忘。其一是阿樂無意中跌進了那「記憶堆填區」，看着一顆又一顆的記憶球由色彩繽紛，變成一片死灰，一段又一段韋莉的童年回憶慢慢蒙塵。記憶不同歷史，「歷史的意義本來就是作為過去的記憶，記憶卻有別於回到過去，而是不斷把現在這一刻和過去排列一起。」《班雅明》因此，當阿樂舉起韋莉那漸次消失的童年記憶時，畫面一變，回到韋莉的童年，那份蒼涼，那份無奈，令人邊看邊想着：如果童年的記憶真的灰飛煙滅，我們憑甚麼去思考當下？因此，阿樂要設法回到控制室令韋莉不致失去那寶貴的童年記憶。不錯，自從印刷術與攝影術發明以後，「記憶」漸漸地變成固定頁面下的物質性空間，一頁文字，一張照片，已是「記憶」的憑藉。可是，後現代數碼年代，連這些也彷彿不復存在，今天，人們不看書，連相片也不印出來，就如電影的主角般，假如進入了抽象思考區，思想便會變得越來越簡單化。人若繼續善忘，失去記憶便將會萬劫不復。也許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的「對當下的懷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的概念，才能為這個「失憶的年代」找到錨定點。

其二是原來一直被忽視的阿愁才是令人振作的根源。因為只有哀愁才可洗滌人生，該人能親歷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家人朋友的關懷和鼓勵，是人生低谷中的一柄扶手梯。如果沒有妄自菲薄的「阿愁」，韋莉可能全然不知道家庭和朋友對她的重要。而這結局亦符合了人生的本質：人生原本就是有樂有哀的，一面倒的快樂並不代表幸福，人生有喜有跌，才令人更珍惜眼前所有，並且增長勇氣，催我自新。

此片的意象頗多，小孩不易明白當中的寓意，反之，成人一邊看，一邊定然反思：原來一些以往我們珍而重之的「記憶」，如何不常從記憶保存區中取出揩拭，久而久之，這些本應潛藏心內深處的片段，便會送到堆填區，一點一滴地消失殆盡，例如我們的快樂童年，以及父母的一個笑容，一句叮囑。人有七情六慾，乃人之常情，此所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為之和」的儒家中庸思想，其實在某程度上窒礙了情感的宣泄。為人父母看罷此片，定要思考孩子成長中的情緒反應，也不要定下太多的規則去限制孩子的心性發展。

歷史將會怎麼說？

自去年622全民公投開始，香港人點起了爭取普選之火。可是，經歷了831人大「落閘」框架，到928佔領金鐘，87枚催淚彈，79天的佔領，氣勢彷彿一度中斷了，2015年，政府以為一切堵截「政改」的路障真的拆除了，於是「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一方面把仍然保守的政改方案呈交立法會審議，另一方面，則大力宣傳「2017 一定要得」，裏應外合落區宣傳。而另一邊的「泛民」，錯過了「雨傘運動」動員市民的高峰期之後，亦彷彿苦無對策，剩下的目標，只有「否決」一途。縱然「泛民」自知難以扭轉，成功發揮制衡作用，投下反對專制政權的歷史一票。這是一般香港人的理解吧？然而，很多人不以為然，紛紛準備為「政改」來個定調，正如為「雨傘運動」所做的一樣。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心理有數，否決政改的翌日，估計親中媒體將會大肆報道「泛民」扼殺了一人一票普選的機會。這本來就是一般傳媒對這件事的論述，若干日子後，這會變成歷史。人們將來讀歷史，或許只會記得立法會當天的投票結果：反對派議員的27票阻撓政改通過。

正當大家以為「政改」方案表決全無懸念之際，恰恰冥冥中自有天意，立法會的屏幕不是出現43:27的記錄，而是會議記錄寫下：政改議案，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大比數」被否決。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代假如重看這段歷史，將會如何詮釋？歷史的大論述當然不會巨細無遺至描述有議員拉隊離場，缺席投票的種種經過，歷史更不會大書特書，強調這班人應會投「贊成」票的，只是因一時大意，連小學數學題也計不了。歷史到了這裏，只會以另一種論述的方式告訴香港人：香港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

歷史當然不是這樣敘述吧，但人們往往是這樣理解的。因此，1989年6月4日是「六四屠城」或「六四事件」，都比中共的「六四風波」使人更沉重。香港當時有「百萬人大遊行」，讓人感到無比的震撼。至於2003年7月1日是「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取消二十三條立法，已代表了民意的憤怒。還有，2013年香港人普遍強調的是「撤回」國民教育科，而不是官方的「擱置」。為甚麼我們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就是因為我們要取回歷史的話語權！

事實上，這班建制派議員突然離場，客觀上造成28:8的大多數票反對，是不容抹殺的事實。既然如此，歷史將會怎麼說？歷史當然可以說成：他們離場不投票，等如政改一定不能通過，因為他們沒有投下贊成票。當一眾親中傳媒、政黨、市民，乃至政府，準備在政改表決後翌日把政改不能通過這個責任，加諸「泛民」身上，肆意對他們口誅筆伐，任意謾駡時，這班庸碌無能的建制派正好轉移了視線，分擔一下輿論的壓力，至少，他們再高調說政改不通過，責任在「泛民」的論述，便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儘管歷史的論述必然涉及權力的支配和意識形態的爭奪，永遠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是，建制派的愚蠢行為，側面反映了「雨傘」族對於政改的一套論述：經1200人提委會篩選的特首候選人，並非「真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是代表市民拒絕「袋住先」，而大比數反對正好反映了市民意願，這論述在歷史上將更形鞏固。

最明顯的例子是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中試圖以眼淚去爭取支持，或將責任歸究到帶頭離場的林健鋒。可惜，她這套論述顯然未能扭轉劣勢，而且，影響將會延至年底區議會選舉，甚至波及其黨羽。另外，與她一起離場的人都會有此下場，當他們試圖解釋，先以「等埋發叔」打圓場，之後又互相諉過於其他人，凡此種種，不但沒有把論述的話語權重奪回來，反而再給網民或傳媒輕易反駁，予人「蠢上加蠢」的感覺，更加加深了香港人大比數否決政改是理所當然的這套論述。

也許政改歷史的事實將深印在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上。因此，一些親中傳媒特別為建制派說項，甚麼「場外投票」，或歸究「風水唔好」。他們越是這樣解釋，越顯得建制派這次犯錯，是「災難性」錯誤。因為他們將話語權拱手讓予「泛民」，除了中共沒面子不高興之外，還波及了日後的選舉，影響中共治港的影響力。再舉一個例子，事件發生後，「一群支持政改市民 強烈譴責建制派議員用腳否決政改方案」的聲明在網上瘋傳(見上圖)，我們不用深入了解這群市民究竟是「抽水」諷刺建制派，還是真正支持政改通過，要責難建制派不投贊成票。只要這些聲明或論述不斷在媒體出現，泛民則只需藉此論述瞄準建制派，正言若反，久不久拿來一用，對準建制派的歪論，予以重重一擊，或是令他們的論述到最後難以成立，便能叫中立選民將手中的游離選票投向他們了。刻下，泛民或一眾爭取民主之士，應當好好把握這個建制派繳下的槍枝和彈藥，在接著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好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這套建制派雙手送給你們的歷史論述，將議會的話語權重奪過來，扭轉「雨傘運動」後，表面上呈現的敗象吧！

小說《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寫道：「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未來」。不錯，為甚麼歷史重要？除了可以鑑古知今外，歷史其實不是甚麼，「歷史只是為了誰」而已，人們需要各種先例以為目前的自己定位，專制政權尤甚，往往不惜篡改歷史、曲解歷史，去達致他們的目的。中共本來就是要以全體42人投贊成票去完成官方的歷史論述的。這班建制派亦樂於完成這歷史任務，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使他們目前與未來的政治生命獲得正當性，故歷史的記錄對他們極為重要，中共亦要以此完成《基本法》中應允香港人的承諾，藉此向文明世界靠攏。可是，建制派這次不依劇本演出，註定壞了中共的好事，也落了領導人的面子，怪不得他們涕淚連連了，歷史罪人之名他們可擔當不起呢！

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目標當然不會就此告終。原以為「雨傘運動」的一幕幕畫面，已成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歷史印記，劇本可以告終。然而，投票前竟出現此等出人意表的一刻，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這幕建制派自編自導的鬧劇，具體反証了香港人一直嘲笑奴才政治之荒謬，以往，我們只會嘲弄建制派是「橡皮圖章」，卻苦無典型例證。不過，618政改表決的一幕，正正暴露了當權者的專橫與趨炎附勢者的醜態。歷史會記住這一筆賬！

教育只淪為小數點後的數字

近日，社交網站教師專頁紛紛轉發有中學近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招聘0.1 名地理科學位教師，社會輿論譁然，以為學校的廣告內容有誤。於是有傳媒走訪該校校長，查詢此事是否屬實，該校校長確認廣告正確。

他指該校教員編制數目為58.1人，故「希望利用0.1 的空缺，以兼職形式請一名資深教師來分擔課擔，同時傳承經驗予年輕教師。」《明報》(2015年6月9日)如以0.1薪酬聘請老師，該老師的工作量應為正規老師的十分之一。如以老師平均每周30堂計，0.1名教師每周約教3 節課。

該校校長更指出：「若批評者是準教師的話，他感到憂慮，一方面反映他們不了解自己想從事的行業，另一方面未問清楚原由便謾罵，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筆者對該校校長有這想法同樣感到憂慮，因為他既不是「準校長」，應該了解老師這行業，並非僅僅是商業社會把公司員工稱為「人力資源」這麼簡單，學校的師生關係，要有深切的互動交流，除了每天的規定教節外，老師得花大量時間為學生補課，帶領課外活動，處理學生的成長問題等。每天的教學，都是深耕細作，都要由心出發，絕不可以公式化，機械化，行政化，把老師的工作劃分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因此，聘請0.1名老師是制度下催生的產物，儘管合法，卻不合情，也不合理。

該校校長並強調這職位要「分擔課擔」、「傳承經驗」，難道他認為以區區六千元聘請的兼職教師，可以帶來連全職教師或校長都未必能達成的效果嗎？如要達成這個目標，該職位的老師需要花多少時間去完成？難道真的只靠那一星期的三節課嗎？既然不能做到這種效果，那為何把老師這種職業碎片化，切割成一小份一小份，是為方便管理階層盡用資源嗎？假如老師只餘下一堆數字，老師便等同學校課室的一枱一櫈一部冷氣，枱櫈損壞了可叫校工換上一隻新的枱腳櫈腳，冷氣壞了可以拆下來換掉零件，甚或報銷。香港的教育竟淪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

教育界的袞袞諸公，究竟知否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教育局面對學童減少的情況，開源節流的做法。以往，計算後多出的小數點，學校會動用額外資源，補足數當作一位全職老師計算的。今天，教育局眼見學校收生不足，不但沒有補救措施，還進一步收緊給予學校的資源，學校在資源緊絀下，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然而，明知制度有問題，不指出問題所在，卻選擇全盤接受，將問題焦點轉到對方不了解運作云云。要知道，清楚了解制度並不等如制度正確啊！這是常識吧？

報道又說「廣告刊登後，已有人致電學校查詢，相信可覓得理想人選。」在此恭喜他及他的學生，可以在芸芸應徵者當中，覓得本應在他校專心教授學生的優秀老師，親臨該校為學生指點迷津。可是，有想過這班具經驗具資歷的教育先進，為何肯應徵一個0.1薪酬的教席？這全拜教育界近年收生不足所賜，學校又以控制資源為名，把原是實缺名額的老師職位，轉職為「合約老師」，以「學校發展」為名，方便管理。結果，造成近年出現大量的「飄流教師」，不斷因約滿而尋找教席，年輕老師就算在學校表現出眾，青出於藍，可是，在「配合學校發展需要」這塊大牌匾壓下來，也不得不另謀高就，繼續尋找教席。

這個廣告在社交網站引起討論的最大原因是不把老師當人看待，教育這「以人為本」的工作，老師這份工卻動輒以0.1，0.2等數字取代，試問老師的尊嚴還剩多少？如果按該校校長的邏輯，將來是否會因資源問題，出現0.1學生，0.1校工，甚至0.1校長？(有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呂校長便是，但肯定沒有人會叫她「0.1」校長)至於該校校長嘛，如果他日有學生真的叫他0.1校長的話，他有可感受？是欣然接受？還是心中嘀咕，口裏責罵？如是的話，家長也很「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了。

記念「六四」就是為了讓時間靜止

「六四」二十六週年剛過去，主辦單位支聯會公佈有十三萬人出席悼念活動。數字比對上幾年少。當然，集會遊行必講參與人數，可是，既然這統計絕不科學，多人少人出席只是相對的比較，作不得準。說真點，一直以來，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並不是給主辦的支聯會召喚，也不是本於那愛國共同體的認同，更不是為了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虛無夢想，而是一種人道精神，對良知的守護，要求專制政權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堅持。炎炎晚上，坐在那裏的人，只知道再回憶一次1989年6月，發生在古老國度的血腥鎮壓，重新與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壓迫的死難者和難屬們相認。

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西班牙記者提問：「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以免重蹈覆轍，中國甚麼時候才能正視六四事件的歷史？」華春瑩一時語塞反問：「怎麼會有這樣的邏輯？」她又稱，當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國際社會早有公論，指兩件事完全不同性質。」《蘋果日報》(2015年6月5日)

中國政府要日本「正視」歷史，無非是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上，要求日本不要忘記70年前，日本皇軍如何侵略中國，屠殺千萬中國軍民，要日本政府無時或忘這段鐵証如山的暴行。可是，記者提到「六四」，中國政府又忽地換過身份，對於「六四」，歷史早有定論，而這「定論」是中共的官方定調，卻又不准民間搜証、追查真相，甚至追究責任。看吧，兩件歷史事件，兩套論述，兩種態度，這正正切合了華春瑩的反問：「怎麼會有這樣(不對)的邏輯？」

這就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不尊重歷史的做法。何謂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就是讓歷史自己說話，由與被壓迫者相認開始，帶出社會上不同的論述。歷史其實不是同質和線性的，更不只是進步的，而是充滿錯縱複雜的隱喻和暗示。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可是，問題是中國政府只懂叫人正視歷史，自己卻不懂面對「六四」的發生。面對四方八面的追問，她只懂得回敬一句：六四事件已有定論，可是究竟甚麼才叫「定論」？是官方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講法？

班雅明(Benjamin W.)說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Not man or men but the struggling, oppressed class itself is the deposit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後翌日，便充斥着被壓迫者的故事。北京人王維林擋坦克的一幕，歷史彷彿在那一刻凝固了。當時，解放軍的坦克車，從近郊浩浩蕩蕩開入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職務。街上兩旁的市民乾着急，只得乾巴巴看着那些象徵制度權力的坦克蹂躪這片京城重地。突然，王維林越過圍欄，衝到那一列坦克前，擋住去路。面對殺人武器，王完全不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攝影的發明就是要讓時間靜止，給人們從照片了解歷史的真相，世界上多少不同國家的人，看了照片，想起人類的苦難，悲天憫人，關心被壓迫者的遭遇。因此，讓時間靜止，與被壓迫者相認，就是為了抗衡勝利者那套對歷史的陳述。

中國政府在「六四」慘劇發生後，打壓異見者，抹去歷史印記，一邊廂發展經濟，另一邊廂，建立了一套歷史只往前看的論述，企圖將過去發生的一切隱藏起來。這套歷史「進步論」（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只建基於一種看法：將人類文明看成「過去、現在、將來」連成一直線的過程，因此，歷史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現在」比「過去」好，「明天」也一定比「現在」更好。然而，班雅明質疑這看法是將歷史置於空洞的時間裏：「人類歷史會不斷進步的概念和人類歷史是在一種劃一的和空洞的時間領域進行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對時間的簡單看法，忽略了社會出現倒退的可能，「六四」事件發生後，社會正正如此，人心不忿，社會步向衰亡。而中共則在此時叫人向前看，強硬地鎮壓被壓迫者的聲音。結果是經濟成果縱然美滿，政治上卻大倒退，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更是多不勝數，至今仍解決不了。

因此，記念「六四」是為了讓時間靜止。讓時間靜止是為了令歷史停下來，對抗歷史主義那套歷史進步論。中國政府越壓制「六四」，歷史的真相越會按不同的形式滲入人心，並不斷發酵。因為歷史的記意已在一代人的腦海中沉澱。三年前，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湖南民運鬥士李旺陽「被自殺」，令新一代重新認識「六四」，中國政權重新再演譯一次專制暴力如何消滅被壓迫者的聲音。90後的香港青年人從此再一次認識「六四」。歷史的時間也許就停留於此，他們追看報導，知悉李旺陽原來一生為民主抗命不認命，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定然紛紛翻查他的生平事跡，而傳媒亦會追查報道他的種種經歷，這其實是把「六四」再在當下出現多一次而已。青年人縱然義憤填膺，可是對八九年中國人追求民主定不了解，對支聯會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更是一無所知，可是對李旺陽之死卻悲憤莫名，可以說，他們對於「六四」的歷史記憶，是由此刻開始記存下來的。而這種對公義的追求，是任何愛國主義或是本地意識都不能蓋掩的。

這就正如班雅明所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History is the subject of a structure whose site is not homogeneous, empty time, but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ow｛Jetztzeit｝.)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已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結合當刻眼前所見，把「過去」帶到「現在」，歷史才有意義。而「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在於現在這一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1]班雅明更指出「所謂『當下』，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時間的停頓和靜止。」(the notion of a present which is not a transition, but in which time stands still and has come to a stop.)

那麼，究竟甚麼才可以讓時間靜止呢？答案是「回憶」。「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的一剎那，時間也靜止了。」[2]只有回憶，我們才能不斷把現在的一刻和過去的事情排列在一起。也只有讓時間靜止，人類才能被救贖，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這說明了為甚麼「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為甚麼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年年如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如日中天，窮得只剩錢；為甚麼本土派嘲弄紀念六四的人是「大中華膠」；可是集會仍然有十幾萬人參加，人們仍然堅持悼念「六四」，就是因為我們定要不停回憶，把過去的事帶到當下，並好像說故事的人一樣，加進自己的感受，編成一個又一個內容獨特而意義深遠的「六四」故事，與這些年以來，被中共強權壓迫的受難者相認，藉以抗衝中國政府那套「勝利者」的歷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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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國明：《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39。

[2] 同上，頁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