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將會怎麼說？

自去年622全民公投開始，香港人點起了爭取普選之火。可是，經歷了831人大「落閘」框架，到928佔領金鐘，87枚催淚彈，79天的佔領，氣勢彷彿一度中斷了，2015年，政府以為一切堵截「政改」的路障真的拆除了，於是「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一方面把仍然保守的政改方案呈交立法會審議，另一方面，則大力宣傳「2017 一定要得」，裏應外合落區宣傳。而另一邊的「泛民」，錯過了「雨傘運動」動員市民的高峰期之後，亦彷彿苦無對策，剩下的目標，只有「否決」一途。縱然「泛民」自知難以扭轉，成功發揮制衡作用，投下反對專制政權的歷史一票。這是一般香港人的理解吧？然而，很多人不以為然，紛紛準備為「政改」來個定調，正如為「雨傘運動」所做的一樣。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心理有數，否決政改的翌日，估計親中媒體將會大肆報道「泛民」扼殺了一人一票普選的機會。這本來就是一般傳媒對這件事的論述，若干日子後，這會變成歷史。人們將來讀歷史，或許只會記得立法會當天的投票結果：反對派議員的27票阻撓政改通過。

正當大家以為「政改」方案表決全無懸念之際，恰恰冥冥中自有天意，立法會的屏幕不是出現43:27的記錄，而是會議記錄寫下：政改議案，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大比數」被否決。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代假如重看這段歷史，將會如何詮釋？歷史的大論述當然不會巨細無遺至描述有議員拉隊離場，缺席投票的種種經過，歷史更不會大書特書，強調這班人應會投「贊成」票的，只是因一時大意，連小學數學題也計不了。歷史到了這裏，只會以另一種論述的方式告訴香港人：香港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

歷史當然不是這樣敘述吧，但人們往往是這樣理解的。因此，1989年6月4日是「六四屠城」或「六四事件」，都比中共的「六四風波」使人更沉重。香港當時有「百萬人大遊行」，讓人感到無比的震撼。至於2003年7月1日是「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取消二十三條立法，已代表了民意的憤怒。還有，2013年香港人普遍強調的是「撤回」國民教育科，而不是官方的「擱置」。為甚麼我們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就是因為我們要取回歷史的話語權！

事實上，這班建制派議員突然離場，客觀上造成28:8的大多數票反對，是不容抹殺的事實。既然如此，歷史將會怎麼說？歷史當然可以說成：他們離場不投票，等如政改一定不能通過，因為他們沒有投下贊成票。當一眾親中傳媒、政黨、市民，乃至政府，準備在政改表決後翌日把政改不能通過這個責任，加諸「泛民」身上，肆意對他們口誅筆伐，任意謾駡時，這班庸碌無能的建制派正好轉移了視線，分擔一下輿論的壓力，至少，他們再高調說政改不通過，責任在「泛民」的論述，便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儘管歷史的論述必然涉及權力的支配和意識形態的爭奪，永遠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是，建制派的愚蠢行為，側面反映了「雨傘」族對於政改的一套論述：經1200人提委會篩選的特首候選人，並非「真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是代表市民拒絕「袋住先」，而大比數反對正好反映了市民意願，這論述在歷史上將更形鞏固。

最明顯的例子是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中試圖以眼淚去爭取支持，或將責任歸究到帶頭離場的林健鋒。可惜，她這套論述顯然未能扭轉劣勢，而且，影響將會延至年底區議會選舉，甚至波及其黨羽。另外，與她一起離場的人都會有此下場，當他們試圖解釋，先以「等埋發叔」打圓場，之後又互相諉過於其他人，凡此種種，不但沒有把論述的話語權重奪回來，反而再給網民或傳媒輕易反駁，予人「蠢上加蠢」的感覺，更加加深了香港人大比數否決政改是理所當然的這套論述。

也許政改歷史的事實將深印在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上。因此，一些親中傳媒特別為建制派說項，甚麼「場外投票」，或歸究「風水唔好」。他們越是這樣解釋，越顯得建制派這次犯錯，是「災難性」錯誤。因為他們將話語權拱手讓予「泛民」，除了中共沒面子不高興之外，還波及了日後的選舉，影響中共治港的影響力。再舉一個例子，事件發生後，「一群支持政改市民 強烈譴責建制派議員用腳否決政改方案」的聲明在網上瘋傳(見上圖)，我們不用深入了解這群市民究竟是「抽水」諷刺建制派，還是真正支持政改通過，要責難建制派不投贊成票。只要這些聲明或論述不斷在媒體出現，泛民則只需藉此論述瞄準建制派，正言若反，久不久拿來一用，對準建制派的歪論，予以重重一擊，或是令他們的論述到最後難以成立，便能叫中立選民將手中的游離選票投向他們了。刻下，泛民或一眾爭取民主之士，應當好好把握這個建制派繳下的槍枝和彈藥，在接著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好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這套建制派雙手送給你們的歷史論述，將議會的話語權重奪過來，扭轉「雨傘運動」後，表面上呈現的敗象吧！

小說《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寫道：「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未來」。不錯，為甚麼歷史重要？除了可以鑑古知今外，歷史其實不是甚麼，「歷史只是為了誰」而已，人們需要各種先例以為目前的自己定位，專制政權尤甚，往往不惜篡改歷史、曲解歷史，去達致他們的目的。中共本來就是要以全體42人投贊成票去完成官方的歷史論述的。這班建制派亦樂於完成這歷史任務，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使他們目前與未來的政治生命獲得正當性，故歷史的記錄對他們極為重要，中共亦要以此完成《基本法》中應允香港人的承諾，藉此向文明世界靠攏。可是，建制派這次不依劇本演出，註定壞了中共的好事，也落了領導人的面子，怪不得他們涕淚連連了，歷史罪人之名他們可擔當不起呢！

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目標當然不會就此告終。原以為「雨傘運動」的一幕幕畫面，已成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歷史印記，劇本可以告終。然而，投票前竟出現此等出人意表的一刻，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這幕建制派自編自導的鬧劇，具體反証了香港人一直嘲笑奴才政治之荒謬，以往，我們只會嘲弄建制派是「橡皮圖章」，卻苦無典型例證。不過，618政改表決的一幕，正正暴露了當權者的專橫與趨炎附勢者的醜態。歷史會記住這一筆賬！

教育只淪為小數點後的數字

近日，社交網站教師專頁紛紛轉發有中學近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招聘0.1 名地理科學位教師，社會輿論譁然，以為學校的廣告內容有誤。於是有傳媒走訪該校校長，查詢此事是否屬實，該校校長確認廣告正確。

他指該校教員編制數目為58.1人，故「希望利用0.1 的空缺，以兼職形式請一名資深教師來分擔課擔，同時傳承經驗予年輕教師。」《明報》(2015年6月9日)如以0.1薪酬聘請老師，該老師的工作量應為正規老師的十分之一。如以老師平均每周30堂計，0.1名教師每周約教3 節課。

該校校長更指出：「若批評者是準教師的話，他感到憂慮，一方面反映他們不了解自己想從事的行業，另一方面未問清楚原由便謾罵，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筆者對該校校長有這想法同樣感到憂慮，因為他既不是「準校長」，應該了解老師這行業，並非僅僅是商業社會把公司員工稱為「人力資源」這麼簡單，學校的師生關係，要有深切的互動交流，除了每天的規定教節外，老師得花大量時間為學生補課，帶領課外活動，處理學生的成長問題等。每天的教學，都是深耕細作，都要由心出發，絕不可以公式化，機械化，行政化，把老師的工作劃分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因此，聘請0.1名老師是制度下催生的產物，儘管合法，卻不合情，也不合理。

該校校長並強調這職位要「分擔課擔」、「傳承經驗」，難道他認為以區區六千元聘請的兼職教師，可以帶來連全職教師或校長都未必能達成的效果嗎？如要達成這個目標，該職位的老師需要花多少時間去完成？難道真的只靠那一星期的三節課嗎？既然不能做到這種效果，那為何把老師這種職業碎片化，切割成一小份一小份，是為方便管理階層盡用資源嗎？假如老師只餘下一堆數字，老師便等同學校課室的一枱一櫈一部冷氣，枱櫈損壞了可叫校工換上一隻新的枱腳櫈腳，冷氣壞了可以拆下來換掉零件，甚或報銷。香港的教育竟淪為小數點後的一堆數字。

教育界的袞袞諸公，究竟知否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教育局面對學童減少的情況，開源節流的做法。以往，計算後多出的小數點，學校會動用額外資源，補足數當作一位全職老師計算的。今天，教育局眼見學校收生不足，不但沒有補救措施，還進一步收緊給予學校的資源，學校在資源緊絀下，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然而，明知制度有問題，不指出問題所在，卻選擇全盤接受，將問題焦點轉到對方不了解運作云云。要知道，清楚了解制度並不等如制度正確啊！這是常識吧？

報道又說「廣告刊登後，已有人致電學校查詢，相信可覓得理想人選。」在此恭喜他及他的學生，可以在芸芸應徵者當中，覓得本應在他校專心教授學生的優秀老師，親臨該校為學生指點迷津。可是，有想過這班具經驗具資歷的教育先進，為何肯應徵一個0.1薪酬的教席？這全拜教育界近年收生不足所賜，學校又以控制資源為名，把原是實缺名額的老師職位，轉職為「合約老師」，以「學校發展」為名，方便管理。結果，造成近年出現大量的「飄流教師」，不斷因約滿而尋找教席，年輕老師就算在學校表現出眾，青出於藍，可是，在「配合學校發展需要」這塊大牌匾壓下來，也不得不另謀高就，繼續尋找教席。

這個廣告在社交網站引起討論的最大原因是不把老師當人看待，教育這「以人為本」的工作，老師這份工卻動輒以0.1，0.2等數字取代，試問老師的尊嚴還剩多少？如果按該校校長的邏輯，將來是否會因資源問題，出現0.1學生，0.1校工，甚至0.1校長？(有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呂校長便是，但肯定沒有人會叫她「0.1」校長)至於該校校長嘛，如果他日有學生真的叫他0.1校長的話，他有可感受？是欣然接受？還是心中嘀咕，口裏責罵？如是的話，家長也很「難放心將學生交給他(們)」了。

記念「六四」就是為了讓時間靜止

「六四」二十六週年剛過去，主辦單位支聯會公佈有十三萬人出席悼念活動。數字比對上幾年少。當然，集會遊行必講參與人數，可是，既然這統計絕不科學，多人少人出席只是相對的比較，作不得準。說真點，一直以來，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並不是給主辦的支聯會召喚，也不是本於那愛國共同體的認同，更不是為了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虛無夢想，而是一種人道精神，對良知的守護，要求專制政權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堅持。炎炎晚上，坐在那裏的人，只知道再回憶一次1989年6月，發生在古老國度的血腥鎮壓，重新與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壓迫的死難者和難屬們相認。

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西班牙記者提問：「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以免重蹈覆轍，中國甚麼時候才能正視六四事件的歷史？」華春瑩一時語塞反問：「怎麼會有這樣的邏輯？」她又稱，當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國際社會早有公論，指兩件事完全不同性質。」《蘋果日報》(2015年6月5日)

中國政府要日本「正視」歷史，無非是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上，要求日本不要忘記70年前，日本皇軍如何侵略中國，屠殺千萬中國軍民，要日本政府無時或忘這段鐵証如山的暴行。可是，記者提到「六四」，中國政府又忽地換過身份，對於「六四」，歷史早有定論，而這「定論」是中共的官方定調，卻又不准民間搜証、追查真相，甚至追究責任。看吧，兩件歷史事件，兩套論述，兩種態度，這正正切合了華春瑩的反問：「怎麼會有這樣(不對)的邏輯？」

這就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不尊重歷史的做法。何謂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就是讓歷史自己說話，由與被壓迫者相認開始，帶出社會上不同的論述。歷史其實不是同質和線性的，更不只是進步的，而是充滿錯縱複雜的隱喻和暗示。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可是，問題是中國政府只懂叫人正視歷史，自己卻不懂面對「六四」的發生。面對四方八面的追問，她只懂得回敬一句：六四事件已有定論，可是究竟甚麼才叫「定論」？是官方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講法？

班雅明(Benjamin W.)說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Not man or men but the struggling, oppressed class itself is the deposit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後翌日，便充斥着被壓迫者的故事。北京人王維林擋坦克的一幕，歷史彷彿在那一刻凝固了。當時，解放軍的坦克車，從近郊浩浩蕩蕩開入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職務。街上兩旁的市民乾着急，只得乾巴巴看着那些象徵制度權力的坦克蹂躪這片京城重地。突然，王維林越過圍欄，衝到那一列坦克前，擋住去路。面對殺人武器，王完全不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攝影的發明就是要讓時間靜止，給人們從照片了解歷史的真相，世界上多少不同國家的人，看了照片，想起人類的苦難，悲天憫人，關心被壓迫者的遭遇。因此，讓時間靜止，與被壓迫者相認，就是為了抗衡勝利者那套對歷史的陳述。

中國政府在「六四」慘劇發生後，打壓異見者，抹去歷史印記，一邊廂發展經濟，另一邊廂，建立了一套歷史只往前看的論述，企圖將過去發生的一切隱藏起來。這套歷史「進步論」（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只建基於一種看法：將人類文明看成「過去、現在、將來」連成一直線的過程，因此，歷史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現在」比「過去」好，「明天」也一定比「現在」更好。然而，班雅明質疑這看法是將歷史置於空洞的時間裏：「人類歷史會不斷進步的概念和人類歷史是在一種劃一的和空洞的時間領域進行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對時間的簡單看法，忽略了社會出現倒退的可能，「六四」事件發生後，社會正正如此，人心不忿，社會步向衰亡。而中共則在此時叫人向前看，強硬地鎮壓被壓迫者的聲音。結果是經濟成果縱然美滿，政治上卻大倒退，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更是多不勝數，至今仍解決不了。

因此，記念「六四」是為了讓時間靜止。讓時間靜止是為了令歷史停下來，對抗歷史主義那套歷史進步論。中國政府越壓制「六四」，歷史的真相越會按不同的形式滲入人心，並不斷發酵。因為歷史的記意已在一代人的腦海中沉澱。三年前，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湖南民運鬥士李旺陽「被自殺」，令新一代重新認識「六四」，中國政權重新再演譯一次專制暴力如何消滅被壓迫者的聲音。90後的香港青年人從此再一次認識「六四」。歷史的時間也許就停留於此，他們追看報導，知悉李旺陽原來一生為民主抗命不認命，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定然紛紛翻查他的生平事跡，而傳媒亦會追查報道他的種種經歷，這其實是把「六四」再在當下出現多一次而已。青年人縱然義憤填膺，可是對八九年中國人追求民主定不了解，對支聯會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更是一無所知，可是對李旺陽之死卻悲憤莫名，可以說，他們對於「六四」的歷史記憶，是由此刻開始記存下來的。而這種對公義的追求，是任何愛國主義或是本地意識都不能蓋掩的。

這就正如班雅明所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History is the subject of a structure whose site is not homogeneous, empty time, but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ow｛Jetztzeit｝.)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已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結合當刻眼前所見，把「過去」帶到「現在」，歷史才有意義。而「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在於現在這一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1]班雅明更指出「所謂『當下』，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時間的停頓和靜止。」(the notion of a present which is not a transition, but in which time stands still and has come to a stop.)

那麼，究竟甚麼才可以讓時間靜止呢？答案是「回憶」。「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的一剎那，時間也靜止了。」[2]只有回憶，我們才能不斷把現在的一刻和過去的事情排列在一起。也只有讓時間靜止，人類才能被救贖，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這說明了為甚麼「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為甚麼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年年如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如日中天，窮得只剩錢；為甚麼本土派嘲弄紀念六四的人是「大中華膠」；可是集會仍然有十幾萬人參加，人們仍然堅持悼念「六四」，就是因為我們定要不停回憶，把過去的事帶到當下，並好像說故事的人一樣，加進自己的感受，編成一個又一個內容獨特而意義深遠的「六四」故事，與這些年以來，被中共強權壓迫的受難者相認，藉以抗衝中國政府那套「勝利者」的歷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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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國明：《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39。

[2] 同上，頁60。

這齣叫「政改」的戲很爛

4月22日，政府公佈了「2017一定要得」的政改方案，亦即「政改五部曲」的第三部：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由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這個議案，一如所料，是在人大框架底下，密不透風的保守議案，目的只有一個：中央政府要確保當選者是他們所屬意的。

事實上，由人大在8月31日宣佈的政改框架，重重地下了三道大閘，到今天，提出一個不斷「篩選」的政改議案，都令人覺得，「政改」這套戲，果然比「金草莓獎」(Golden Raspberry Awards)的電影更「爛」，更沒新意。

說「政改方案」這部戲很「爛」，一點不錯。首先，是因為這個導演根本(扮)不知道觀眾的口味，處處只為滿足一己之私，硬要把這部叫「政改」的電影，拍成只可以那個只可說一不可說二的專制市場，才能公映。至於一些「自由市場」，他並不在乎觀眾會否進場觀看，因為他認為拍這部戲的資金，全部來自那個背影肥大的老闆，因此，這部戲是拍給他的國度的子民欣賞的，不，甚或只拍給老闆觀賞。

其次，看看這部「爛」戲的選角吧！這個「劇本」規定的「提名委員會」，竟仍由上集「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的「演員」、按同等比例組成，人數仍是那1,200人。須知道這班所謂演員，全部都表情浮誇，連對白也說不好，整日自創成語，亂說英文，有時又會即場「爆肚」，由他們繼續演出續集，只會令這部電影成為「票房毒藥」。

不過，說到電影的內容，更使全港「影評人」或熱愛香港電影的觀眾搖頭嘆息。導演的手法陳腔濫調不在話下，卻又要常賣弄自己僅有的電影知識，告訴觀眾已經考慮到市場需要。在這部「爛片」中，一場又一場，了無新意的「樣板戲」，都加插了「平衡各方觀眾利益」的鏡頭，例如其中一個鏡頭，是對着「提名方法」的。這導演自以為是，竟把鏡頭一時影着「提委推薦」，一時又對著「提委提名」。先由每名俗稱「提委」的「茄喱啡」推薦一人，若那人要成為「參選人」角色，就要得十分一、即120名提委(茄喱啡)的「明票」推薦，最多只有10個人「入鏡」，「參選人」這個角色，可在戲中透過搭建的「論壇」比拼政綱，令一眾演員，無論臨時演員、男女配角、男女主角等，都可在這個帶點超現實的場景一較高下。可是，畢竟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段情節竟然與電影的結局沒有一絲的關連。聽聞導演和編劇都認為無論如何要加插這場戲，因為這樣才可是吸引普羅大眾購票入場，至於是否影響電影結構，他們卻滿不在乎，因為他們認為「片唔怕爛，最緊要賺」喎！

此外，這部片子仍是延續導演的馬虎手法。例如劇本其中一章寫到：「參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提委，即最少601人支持才能「出閘」成為候選人」。結果，這平庸的導演竟然原汁原味，照辦煮碗，照抄劇本的每一段文字，還巧言令色，說是根據原著，精心炮製，符合劇情需要云云。於是，有些影迷不忿，質問他，根據電影《基本法》，那「廣泛代表性」一句去了哪裏？他們還提出了如果「白票」比「當選票」多，如何符合原意？這不是劇情犯駁，邏輯混亂是甚麼？好一個只得票689的導演，片子拍得這麼「爛」，他不但沒有對批評作「深切的反省」，反而還戚起了眉，咀角帶笑：「我係拍得咁『爛』格嘞，如果你地唔睇，我睇唔到我地將來有咩機會再開拍『爛』片喎！」

還有，這部片子的宣傳技倆亦很差，先是打正「有商有量」的口號叫香港人共同參與創作劇本，好了，每一個階段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意見，可是，編劇和導演卻把意見拒諸門外，到頭來，只按老闆的旨意寫成劇本，聽聞老闆的意思是要在電影中加進「腥色煽」情節。於是，這個導演揣摩上意，俾足心機，落足猛料，不足一年，就拍成這部「爛片」。現在，戲將要上映了，宣傳口號又換上「一定要得」。於是，這導演又帶着電影「拷貝」，北上請示「老闆」。正當他準備跪送「拷貝」之際，突然，那個肥大的身影半轉身，粗暴地喊了一句：「這個嘛，這個嘛，一定要得！」

這齣叫「政改」的戲真的很爛，尤其是導演經常四處向人吹噓，他自己將會是香港電影歷史上，率先完成奧斯卡得獎鉅著的人，可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後他呼籲「影評人」投票支持他，卻用「語言偽術」掩蓋了絕大部份入戲院觀看的香港人，那些噓聲四起，大叫「回水」，甚至連座位也割爛的事實。最後，他竟還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的作品縱然不及李安，也媲美王家衛云云。可是，香港觀眾看在眼裏，他只有那個叫「王晶」的水平。

聽聞，他想藉着這部叫「政改」的戲，向老闆推薦，繼續在影壇呼風喚雨，指導他旗下的猛將，執導多齣大製作。可是，香港的電影迷已按不住怒火了，他們說：「追求好戲幾十年，我們寧願以後再沒有電影看，也不想戲院一天五場都是他執導的「爛片」，我們拒絕「睇住先」，要睇，就要睇真正的好戲。」

你知道為何只有五個小孩嗎？

現在才來談《五個小孩的校長》，彷彿有種明日黃花，落於人後之感。可是，好的電影帶出的寓意，就是說一輩子也說不完的。雖然此片的導演明顯地將焦點放在孩子的學習身上，但是這部電影帶出的社會現況亦甚有討論的餘地。正當眾人都把電影的焦點放在哭與不哭之際，電影其實告訴我們：香港的社會問題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這部電影，其實側面反映了香港中產的「離地」，對社會發生的事情一知半解。如果純粹入場大哭一場，為那廉價的情感消費的話，那麼，實在小覷了電影背後帶給人們的訊息。

幼稚園面臨結束，五個小孩的成長經歷蒙上陰影，歸根究柢，是背後的社會情勢造成的。例如其中一個孩子的家庭被地區土豪迫遷，家園不保。電影應是拍於幾個月前，但村屋前面那一大堆泥頭卻異常熟悉，那不正正是上月那單土豪傾倒泥頭，輕判賠償的官司的翻版嗎？這令人不經然驚訝電影情節與現實生活何其相似。表面上，電影描述香港的教育問題，但實際上，某些情節活脫脫在諷刺現實社會的無情，斷不只校長與小孩間的關係這麼簡單，那一滴滴的眼淚，應是為社會的不公義而流下的。

電影中的兩位小孩都是來自少數族裔。少數族裔的融合一直是香港社會的老問題。很多有心人為他們出力，希望改善他們的社經地位。教育當然是一條絕佳的途徑。可是，香港的教育給了他們甚麼？中文讀寫一直是他們未能在升學和就業上一展所長的絆腳石，教育局在這方面只做到有限度支援，從來都看不見願景。你能想像兩個小孩升上小學中學後所面對的問題嗎？

還有不斷在電影中浮現的社會問題，例如獨力撫養小孩的阿姨，終日為口奔馳，「最低工資」也難敵生活重擔，每天只能匆匆接送孩子上學，更別說政府如何通過「標準工時」，讓她們有一刻喘息的時間了。至於中港婚姻，老來得子的情況，在香港社會更比比皆是，當孩子也要為那幾斤「爛銅爛鐵」的價錢，而與老闆講價之際，政府又為全民退休保障做過甚麼呢？

然而，觀眾心中最大的問號仍是置於「教育」這課題之後。那所村校，一直擔起教育村民後代的責任，為甚麼學校收不到學生，卻沒有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幸好因緣際會之下，呂校長不介意月薪酬微薄，學校才能繼續辦下去。關於教育的事，教育局去了哪裏？政府高官說了甚麼？筆者很想知道政府一眾高官有否看過這部電影？如有，他們有何感覺？是欣慰香港仍有如此盡心盡責的好老師，還是任由一所歷經六十年的學校要受時代所淘汰而感到慚愧？

教育不是一盤生意，也不可能只是一種職業，而是育人的事，老套一點，真是「良心事業」，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哲學。如果教育不是一項使命，電影中的校長，又怎會甘願每月只拿取四千五百元，委身在偏僻的村校裏，為了五顆小小的心靈而疲於奔命？老師又怎會努力教好學生，不惜朝八晚十，回家還得備明天的課。星期六日還要不斷帶隊，長假期則在一叠又一叠的課業面前，埋頭苦改？老師絕大部份都不輕易請假，因為曉得請一天假，學生的學習進度便會停滯不前。既然不願如此，唯有小病當沒事，稍病則吃點藥頂硬上，大病才迫不得已卧床休息。

教育更不是一項又一項的「政策」，而是充滿心靈互動，互相關懷。政策由制定到評估，都要有具體數據支持，要強調效率，要不斷增值。可是，教育的事，往往難以找到準確的數字，更絕對欠缺效率。「關愛學生」如何量化？學生行為舉止，離校若干年後才改變，那麼，老師對學生的春風化雨，如何稱得上有效率呢？至於增值，你怎說那五個女孩子沒有增值？戲中所見，校長的介入，連那幾個父母也學懂如何關心自己的子女呢！可是，這些在教育局高官的眼中，都依似微不足道。他們的教育只剩下「權宜之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縮班殺校」是近年教育界的頭等大事，教育當局除了年前定下一些解決方案後，這一年幾乎連提也不想提。近日，傳媒報道當初因學童人數持續下降而製訂的教師「三保政策」，加上「自願減班」及「減派方案」等政策，將於未來一年陸續屆滿，估計會有逾千合約教師被裁，教育局仍未有針對措施去紓緩問題帶來的衝擊。有管理層老師慨嘆：「他們全部都是好老師，校長也覺得可惜，但礙於收生人數大跌的客觀因素，我們亦不能繼續聘用。」〈供求失衡 「三保政策」將期滿 逾千合約教師隨時被炒〉《頭條日報》(2015年5月11日) 教育局的一些「政策」就只講數字、只重效率。學生的學業成績沒有增值，不符政策的目標；學校的業績不夠亮麗，又不符政策的要求；家長的評價不高，又是學校未有跟從政策，與家長建立溝通。一切一切，只要不依從教育局的政策，便只得被「邊緣化」，學校由五百人，減至五十人，最後，只剩下五個小孩，電影中的故事，其實每天都在香港社會發生。

看吧，這就是現實了，未來一年，更多的「五個小孩」將會失去好老師的淳淳善誘。而這些好老師只能接受「被逼轉兼職教師，勉強保住教席」的現實，就好像電影中的呂校長般，在不公平的制度內，接受不正常的待遇。二者的分別只是前者是被迫如此，後者是欣然接受挑戰而已，究竟何者更令人看後垂淚？

電影末段，呂校長說自己的理想是當一位好老師。可惜，現實生活裏，老師連這一點卑微的願望恐怕也難以達成，因為他們連當個老師的機會也許會落空。

《猶太式離婚》(Gett)：宗教倫理以外的人性探討

《猶太式離婚》(Gett) 是3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其中一部作品，模式與《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有點類近。可是，拍攝手法更簡單，全片只有法庭內外的場景，一切戲劇衝突，全發生在那幾十米的空間，和長達五年的時間內。當然，還有人物的精湛演出。

電影開始，女主角Viviane(Ronit Elkabetz)透過律師，申請辦理離婚手續，想與丈夫結束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關係。猶太人的婚姻是神聖的，一切都根據聖經，宗教意味非常濃厚。當然，儘管在宗教國家，視兩性結合是人生頭等大事，可是離婚也是現代社會應有的權利。以色列也有此權利，不過，猶太人的離婚手續非常繁複，法庭亦不是在男女平等的前設底下審判，反而處處以神的律法為依歸。原來，猶太律法明文規定，只有丈夫才有權提出離婚要求。換句話說，就算丈夫失蹤多年，女方也不可以單方面申請中止婚姻。這種現代社會視為落後的做法，卻一直間歇地每天在以色列出現。正如此片的丈夫Elisha(Simon Abkarian)般，一而再，再而三，在宗教法庭三位拉比面前不願接受離婚的要求。

夫婦二人，女的性格特立獨行，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男的則沉默寡言，是眾人眼中的老好人。可是，性格不合，價值觀的不同，導致女主角承擔了二十多年的責任後，毅然分開。起初，拉比着他們二人回去再嘗試相處，希望不用對薄公堂。然而，努力徒然，於事無補。於是，我們在銀幕上看見男女雙方請出一班親朋戚友出庭作證，其中Viviane的妹妹在庭上大數專制婚姻的不是，說到憤怒時，簡直就是衝着面前所有的男性罵的。至於住隔壁的傳統婦人，則在丈夫的監視底下說出甚麼才是婚姻的「幸福」。兩段內容正好互為印證，令觀眾反思究竟真正的幸福到底是甚麼？最諷刺的是Elisha請了他的哥哥Shimon當律師，審訊過程不時公私不分，應了中國人那句俚語：「清官難審家庭事」。

男主角一直不肯答應離婚，除了口說愛他的妻子之外，卻一直不肯說出真正的原因。電影末段，他終於答應跟妻子離婚。但是出席當天，他要在眾人面前宣讀離婚書(gett)中的一句：「你有權接受所有男人的追求」(You are hereby permitted to all men)，卻始終說不出口。結果，引得Viviane在法庭內失控咆哮，把劇情推上高峰。觀眾實在替Viviane感到難受：五年來不斷上庭，除了要忍受丈夫的無理拒絕，偶爾失蹤之外，還要忍受其哥哥的冷嘲熱諷，包括指控她與律師暗生情愫，甚至提到令人尶尬的房事等。不過，最使人嘆息的是，傳統觀念的食古不化，那些行之已久，約定俗成的規矩，一眾法官竟都不覺得不合時宜，仍按着傳統，繼續陪玩，忍不了時卻把責任推在一對當時人身上。

末了，男主角終答應了，條件卻是要妻子離婚後不能與任何男子結合。現代社會強調個體自主，他拋下這句話，簡直就是說笑！五年，他每次拒絕妻子的要求，原來藏在內心的，只是男人拋不開的無謂尊嚴，還有就是人性中的那種妒忌。

撇開宗教倫理的探究，電影原來提出了上下幾千年，縱橫幾千里，普世之下，還是人性的根本問題：嫉妒。究竟愛是否也包含着嫉妒？丈夫口口聲聲說很愛自己的妻子，多次表明因愛她而不欲與她分離，可是，女主角卻又投訴他在家裏處處為難她，挑剔她，令她瀕臨崩潰。這是那門子的愛呢？不過，我們又有何資格嘲笑男主角自私的心態呢？也許，從來男女愛情中便有若干比例的嫉妒存在，不然為何你看見另一半和異性約會或說笑時，會心裏滿不是味兒呢？因此，電影精采之處在於，儘管沒有多變的場景布置，沒有誇張的劇情內容，卻有豐富的主題探究，和演員的精湛演出，將人性的矛盾複雜，描述得淋漓盡至。

這不得不讚女主角兼導演的Ronit Elkabetz拍得簡潔有力，她甚至精要得只透過男女主角的傾談，帶出一班兒女的近況，連半點家庭生活也看不到。全片分三部份，由最初二人未能調解，丈夫愛理不理，出庭時的語調斬釘截鐵，到中段，他們透過彼此律師的針鋒相對，盤問証人時的字字珠璣，將這對夫婦的生活點滴、性格特徵，以及衝突等，立體地呈現在對眾一面前，令觀眾就如置身在小法庭前，與法官一起審理案件。最後，則是男主角出爾反爾，令妻子情緒失控，導演把電影的戲劇張力，矛盾衝突推到極至，令人透不過氣來，主題的控訴亦更為清晰。

《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電影《解碼遊戲》(imitation Game)贏得本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得主Graham Moore上台時說了發人深省的一句：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這裏的「怪異」和「不同」，不是叫人生活上處處標奇立異，而是要我們時刻保持自我，不要隨波逐流，敢於追尋夢想，挑戰俗世想法。這亦正好貫徹了電影的主題：一些表面看似平平凡凡不起眼的人，往往會成就大事。

由班尼迪甘巴則治(Benedict Cumberbatch)飾演的艾倫圖靈(Alan Turing)，是個數學天才，自幼酷愛解謎，但也是個同性戀者。正如另一部電影《愛的方程式》（Theory of everything)的霍金一樣，於一個不容差異，涇渭分明的年代，儘管擁有天賦才華，也只能處處碰壁。電影的主線講述圖靈接受任命，要破解納粹德國獨創，號稱世上最精密的「謎碼」(Enigma)密碼機的加密技術，從而提供最準確的情報，協助盟軍取勝。可惜，礙於政治軍事保密理由，他的英雄事蹟從來沒有人得知，正當戰後英國着手重建國家之際，他反而因為同性戀的身份，而被政府控以公眾猥褻罪。他選擇注射藥物代替坐牢，為的是要繼續研究，最後，卻承受不了壓力，於41歲之齡自殺結束傳奇一生。

圖靈縱然是個天才，可是生於戰亂，本以為一心以所學所得，貢獻國家，可惜到頭來，保守的社會不容他過着正常的研究生活，只得自殺結束生命。片末，特意提到與他相同命運的四萬九千個同性戀者，他們因為「與別不同」，結果難容於保守社會，他們受到的種種不公平的對待，竟要延至二十一世紀的西方文明社會，才得到早應予以的平反。圖寧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進步，當然要依靠各種不同的人才，正如圖靈被稱為「電腦之父」，影響幾代人的想法，後來製造出劃時代的家用電腦，帶領人類走向文明。可是，這種進步，除了依靠科技之外，最重要是有一套公平公正的制度，以及真正包容憐憫的心，容容犯錯，寬恕的土壤才可孕育每一顆種子成才。

圖靈不擅交際，性格直率，只醉心研究。然而生於亂世，不能不隨俗，研究要有成果。幸而得助手兼知己的鼓勵，才衝破藩籬，解開德軍的「謎碼」。事實上，天才多是孤芳自賞的，這不禁令人想起唐代詩人李白，他的詩作被後世奉為圭臬，與杜甫齊名。二人都擁有天賦，卻有着不同的性格，李白不拘俗套，卻是天才橫溢，「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不過，李白天性豪邁，身處官場，卻不諳規矩，常受小人誣陷，士途鬱鬱不得志。然而，杜甫識英雄重英雄，曉得李白性格率直，才有「飄然思不群」的風格。因此，當李白因入永王李璘幕府而獲罪，繫獄潯陽，身陷險境之時，杜甫卻獨排眾議，寫下詩句懷念李白：「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最可貴之處是人們真正懂得尊重任何人的聲音，那怕是一個孩子的意見，亦會細心聆聽，毋須煞有介事落區放「摺櫈」，而且完全包容彼此的差異，不會存在歧視，不會出現「我比你高」的階級觀念。電影其中一幕描述圖靈為了設計經費，找上司海軍上將商量，換回來的是不可胡來，下屬要「強調紀律，重視秩序，要聽命上司指令」，於是圖靈問「上司是誰」？對方答道：「英國首相邱吉爾」。結果，他真的越級寫信向首相申請研究經費並獲得批准。你能想像這種情況會發生在今天的香港嗎？當然不！因為今天管治香港的各級領袖，都沒有邱吉爾的胸襟和才華，不能接受天馬行空的古怪念頭，就算有，制度的僵化也令他要思前想後，害怕承擔責任和後果。久而久之，這個被制度框死了的地方，甚至乎連憐才的杜甫也容不下，只剩下一堆做事和稀泥的應聲蟲。

電影把圖靈一生由童年、青年到壯年的短短一生，三線交待他的心路歷程，脈絡清晰。壯年一幕頗堪玩味，他問警探，你知道如何分辨一部會思考的機器嗎？很有趣的假設，亦是人類不斷盲目追求「人工智能」的其中一個荒誕的目標。坦白說，縱使證實了機器是有思想又如何？是否要說明人類的成就比上帝偉大？就算人類思想複雜，智慧超卓，也有可能被自己建立的制度所蒙蔽，一些當代的規則，往往一整代人都不經思索便照單全收，轉了牛角尖的思想，或因一己偏見，一己私利，為世界帶來災難性結果，二次大戰如是，種族清洗如是，對同性戀者的壓迫亦如是。一代天才，亦因命運如此而星河殞落。

一個社會，如果不尊重各人差異，政治上，只強調「親疏有別」，不接受反對意見；教育上，「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淪為空洞的宣傳口號，考試仍然追求marking scheme；社會上，政府則不停叫青年人去創業，卻又不容許青人年幻想，動不動冠以「廢青」之名。過去一年，部份香港人仍然認為「紀律」、「秩序」和「搵食」，比情感、憐憫和包容更為重要，那麼，這個社會也許注定要埋沒人才，或者把奴才當人才用的了。